中国“软实力”提升路径探析

苏忠林 王国强 晋文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中国“软实力”提升路径探析

苏忠林 王国强 晋文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我国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一些因素的制约,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的发展并没有与“硬实力”的发展匹配。本文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发展道路等方面分析制约我国“软实力”的发展因素,提出合理开发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理念等提升“软实力”的政策建议。

软实力;硬实力;综合国力;北京共识

一、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1]。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贫富差距问题、经济社会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当前我国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得到飞速发展,同时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也得到了相应提高。但二者间的关系并非一直都是同向性的,“硬实力”的提高有赖于“软实力”的支撑,忽视“软实力”必将削弱“硬实力”。虽然我国“硬实力”、“软实力”的前景发展态势良好,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的加大等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软实力”的提升。

二、文献综述

(一)“软实力”的不同认识

“软实力”(sof t power)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esph Nye)提出,他最早阐述了“软权力”(sof t power)这个概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专业术语。他认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时)。“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以达到目标的能力”[2];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制度是其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权力资源”,20世纪90年代转型初期,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休克疗法”在前苏东和拉美地区的一些“非市场经济国家”风靡一时,这也正是美国“软实力”得到提升的重大见证。

国内学者一般将“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历史证明,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历来是两种实力兼备的国家。而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格局下,‘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3]左学金认为‘软实力’是通过道义上的主导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一种能力。这包括公平对待所有国家,不滥用实力(包括‘硬实力’),行动时注意克制。”[4]

“软实力”的无形特征使其很难计量,构成“软实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的无形特征相对于构成“硬实力”的军事、经济增长的有形特征来讲,很难将其准确计量。为了评价一国“软实力”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我们需要一个转换机制去解释A国家如何利用其潜在的“软实力”资源去影响B国家的政策和偏好选择。假设A国家有许多“软实力”资源输入B国家,如其文化吸引力,经济实力,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这些“软实力”资源都能够被B国家的一些政治精英、政策活动者及利益集团所察觉。他们在制定本国的政策时将吸收A国家的一些政治经验,两国的政策将产生共鸣,A国家将达到预期的政策预期。自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对“软实力”的翻译,之后对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学说进行了深入剖析。

(二)“北京共识”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转型模式开始时并不被西方看好,直到现在“华盛顿共识”整体受到质疑后,西方学者又提出了“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是在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北京共识”的成功。由“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当前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折射出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有了重大的提升。

拉美、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正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的实践。“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放松管制等等。他们改革的失败和危机,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普适性有待商榷,并非像倡导者所说的那种具有普世价值。而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长时期经济高增长的奇迹。因此“中国模式”备受关注成为一种必然。它为转型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供其参考,极具吸引力。“北京共识”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北京共识”不是霸权的开始,不是像“华盛顿共识”那样有策略的强行推广,它不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它是在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下,追求各国发展经验的多元性。“中国模式”也并非没有瑕疵,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三、中国“软实力”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一)中国“软实力”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综合国力不断争强,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体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2010年1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为11.9%,亚洲股市一度受中国经济影响。“金砖四国”的提法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北京共识”的提出同样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软实力”有极大的吸引力。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10年5月上海世博会的开幕,以及不断增加的接待入境旅游人数,都充分证明了我国“软实力”正在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正在增强,国际话语权正在逐步提高。随着我国“硬实力”的不断增强,“软实力”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中国大力宣传一些文化遗产,在东南亚以及东亚地区极具影响,这是中国潜在的而且极其重要的“软实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策环境创造了很多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机会。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4 000万人正在学习汉语,同时外国学生在中国注册进修的人数也将大幅度增加。教育部统计大约有75%的学生来自亚洲国家,韩国和日本是派遣人数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20%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大多数学生到中国学习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学科,比如汉语、历史、哲学、中医等。2003年对中国大学中的100个东南亚的学生做了一个调查,其结果显示43%的留学生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爱好,而31%的人认为他们学习汉语最主要的原因是未来工作的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软实力”资源定义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向全世界宣传,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能有力批驳当前“中国威胁论”。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将它们的使命定义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汉语的普及率。自从2004年以来,大约有100多所孔子学院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立,成立的国家包括韩国、美国、南非、乌兹别克斯坦。为了提升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我国加强与世界各地的交流合作,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人数急剧增加。

(二)中国“软实力”的制约因素

虽然中国“软实力”有极大吸引力,但当前形势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国际国内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后改革开放时代”下民主政治制度有待完善,腐败现象尚未完全根治,两极分化严重,城乡间差距拉大,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警戒线。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显现。在这个全面转型的时期有如下因素制约了我国软实力的发展:

1.传统文化开发程度不够,产业化水平低,“自主创新文化”宣传力度不够。虽然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有极强的先天优势,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亚洲周边国家的辐射,但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还不够,传统道德文化流失严重,拜金主义横行,国民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封建迷信活动时有抬头趋势,文化产业发展缓慢,还未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链。我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文化产业并不繁荣。加入W TO以后极具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蜂拥而至,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挑战,而且在知识产权和国际核心技术竞争力方面的形势不容乐观。李光耀曾指出,“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期望模仿一国文化之时,其‘软实力’才得以实现”。可见传统文化的开发对“软实力”的广泛传播有重大意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和”、“和而不同”的理念宣传不够,传统文化的产业化还未达到现代化,其优良文化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保护。自我创新是现代化的最好定义。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乏新思想、新观念,在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对“自主创新”文化宣传不够,以至于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技术学习者”层面,作为“技术发明者”的本土创新文化知之甚少。

2.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发展道路。我国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受到极大挑战,产业结构亟待调整,过度追求 GDP总额快速增长的背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近年来我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逐年上升。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耗费率高的挑战,走的是一条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化道路。

3.居民贫富差距加大,劳动力素质不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使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和资本所有者倾斜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城乡覆盖面积差距很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5]。而且民主政治建设还不够完善,腐败现象还未得到遏制,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还不够高。虽然我国的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精英教育成效还不突出,“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21世纪亟待解决。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下降,急需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

4.对外宣传力度不足,中国形象未能形成名声资本。中国传统的政治外交思想有王道和霸道之分,对此应予以区别对待。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以“务实王道为主流”的精华思想宣传不够,致使外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误解,仇视“中国模式”。虽然中国一直声称构建和谐世界,但西方国家还是以“人权”、“民主”为“常规武器”向中国发难,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动了西方国家的奶酪”。

随着中国“硬实力”的逐步提高,大国的逐步崛起,西方的反华势力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以及将中非友好互盟关系解释为“新殖民主义”。面对这些冲突,就其根源来讲就是“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间的冲突。“中国制造”字样到处都是,传统工艺产品、民族服饰很受西方国家的青睐,对中国茶文化和中国菜赞不绝口。在海外孔子学院中的外国学生对中国文字、历史、文化有极强的兴趣,而且学习汉语的热情不亚于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但据民意调查显示: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外界对中国的影响力持积极态度的比重有所下降,不时宣传“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损害。

四、提升中国“软实力”路径

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盲目追求 GDP的时代已成过去,追求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已经成为过去,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深层次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从战略高度去把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先富与后富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促进城乡居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已经到来,亟待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随着我国加入W TO组织,积极融入全球化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6](P3)。处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对我国“软实力”资源做了整体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比如对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挖掘不够,利用国际国内媒体对外传播的能力不强,在对外关系上存在着对中国的误解,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有待完善等等。鉴于此,中国应该建立更具前瞻性和长远性的“软实力”战略,“硬实力”和“软实力”协同发展,在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合理开发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构筑“创新型中国”文化理念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是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加快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软实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我们应该以辨证的眼光去看待,彻底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广泛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使民族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兼收并蓄。面对外来文化的压力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进一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精华,进一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其开发和利用还不够,特别是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链。因此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培育文化市场,扶持文化企业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要发展就得走出去,以积极的心态对外宣传,加强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传媒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起重大作用。中国传媒是各国民众了解我国的主要渠道,现阶段急需具有国际公信力的中国传媒对外宣传,充分发挥作为“第四权力”的作用,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大力宣传中国在和平崛起中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使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达到相互兼容的境地。通过知识产品、文化产品和一般商品展示一个新颖的中国,构筑“创新型中国”文化理念。

(二)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经济社会的失衡对我国“软实力”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应坚持走一条合理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中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坚持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升级、清洁能源的开发、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发展低碳经济,尽可能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走集约化发展道路,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中国的发展模式。

(三)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国民素质

在当前这个特殊时期,收入分配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与和谐社会。高素质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而国民素质又是其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在我国“软实力”建设过程中,国民素质的提高亟待解决。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价值观,提高国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意识。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将道德建设推到一个新的台阶。

(四)以“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理念,改善中国形象,赢得“声誉资本”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模式”不是一种普适性的模式,不是在任何国家都能使用的一种模式,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它感兴趣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模式”适合其国情。“中国模式”和“华盛顿模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都有其优点与缺点,所以西方国家应该正确地看待“中国模式”。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大对外宣传我国的“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新理念,使西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模式”,相信两种模式可以和平相处,逐步建立起一个更民主、更和谐、更开放的世界。正确认识本国人对中国的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间的差距,努力寻找合适的途径来培养和积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理解。

自加入W TO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广泛参加国际组织,为我国经济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国际影响显著增强。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地参与国际多边外交活动,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冲突中,一贯坚持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建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声誉资本”。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15(3).

[2]Robert Ksohane,Joseph Nye 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J].Foreign Affairs,1998,(9):85—86.

[3]任慧文.中国决议提升软实力[J].领导文萃,2004,(11):7—8.

[4]左学金,刘遵义.中国提升软实力的战略选择[N].参考消息,2004—08—19(15).

[5]邱小敏.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EB/OL].(2010—04—22)[2010—06—19].http://new s.xinhuanet.com/fo rtune/2010—04/22/c_1248410_2.htm.

[6]郑功成.关注民生—郑功成教授访谈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安传香.文化产业振兴规划[EB/OL].(2009—09—26)[2010—06—09].http://new 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26/content_12114302.htm.

(责任编辑:李效梅)

F062.6

A

1003-5230(2011)02-0056-05

2010-12-23

苏忠林(1970-),男,湖北石首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国强(1987—),男,四川巴中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晋文远(1987—),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