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之王:文化英雄传奇影响生活历史的初步探索

2011-03-19 15:16赵肖为
关键词:歌王传奇民歌

葛 融,赵肖为(译)

(1.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美国哥伦布 43210;2.温州大学学报编辑部,浙江温州 325035)

民歌之王:文化英雄传奇影响生活历史的初步探索

葛 融1,赵肖为2(译)

(1.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美国哥伦布 43210;2.温州大学学报编辑部,浙江温州 325035)

近年来,中国某些民歌手经常部分地因为赢得地区性或全国性民歌比赛而获得“歌王”称号。探究了歌手的生活故事如何有助于强化他们的歌王个性,以及不同的描述歌手生活故事的书籍、文章和纪录片如何显示当代歌王与过去的传奇歌手英雄具有某些类似的要素。以当代歌王王向荣为案例,研究发现,从特定主题中归纳出的相关性似乎在构建当代民间英雄的个性时显现出格外的重要性,共有的倾向包括:云游四方,以歌表达对权威人物的反抗,因反抗受到惩罚,终于成“王”。由此,“经久不衰的履历神话”能够影响生活故事的叙述方式,并表明社会视何种事件为妥当。

民歌手;歌王;传奇歌手英雄;民间英雄;生活历史;个人叙事;个性;王向荣

近年来,中国举办美国式歌曲演唱电视选秀赛,有潜质的年轻流行歌手成为“超女”、“快男”,某些民歌手像过去那样部分地因为赢得某地或某类民歌比赛而获得“歌王”称号。电视台制作纪录片宣传民歌王,“歌王”也出现在一些CD的片名中。但是,“歌王”一词在中国各地并非都是固有的,而且它因广泛用来形容通俗歌手以及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鲁契亚诺·帕瓦罗蒂(Luciano Pavarotti)等国际巨星变得更加复杂。

有些学者曾经发问,什么原因让人们欣赏特定的(民)歌手并选择他/她做“歌王/后”[1]125?本文探究歌手的生活故事如何有助于强化他们的歌王个性。研究描述歌手生活故事的书籍、文章和纪录片发现,它们似乎与过去的歌手英雄传奇具有某些类似的要素。尽管每个故事、每个人无疑都是独特的,这些类似性似乎在决定叙述那些被认为配得上加冕为歌王的歌手的生活历史的要点时显现出格外的重要性。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生活故事是借助于别人的帮助而构建的“联合行动”,而且,访谈是构建公开发表的生活故事的基础,它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受歌手本人而且受访谈者的影响①尽管讲述每个版本、每个故事各有特殊的动机, 但都涉及到: 与歌手访谈关于他作为歌王的生活, 选择对于讲述歌王故事意义重要的材料以创造关于歌王生活的故事.这类故事就是杰夫·提敦(Jeff Todd Titon)所谓的“生活历史”或“个人历史”, 即“基于口头谈话和访谈的、关于个人生活的书面记述”.本文将纪录片也视为书面记述.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记述是由除了歌手本人之外的人们在访谈歌手之后编写的.提敦认为这个过程退一步说也是有问题的.详见: 文献[16].,双方对于“歌王”都有着各自的理解[2]。

我与弗兰西斯卡·本特立(Francisca Cho Bantly) 都认为,使得某些细节在构建这样的叙事时显得贴切的原因包括“经久不衰的履历神话的永存化和具体化”,本特立也称之为“自我的原型”①本特立将“自我的原型”定义为“一种文化为了将世界塑造成可认识的、有意义的现实所创造的模板”.详见: 文献[3]: 179-180.。她还认为[3]184,中国人在自我认同时,不是从其异常特征阐述一种生活的意义所在,而仅以他遵循某种个性标准范式的程度来呈现自我的身份和形态②比较保罗·康乃敦(Paul Connerton)的观点: “以这种拟古主义的态度, 个人的生活自觉地以‘神圣的复制(即原型的明晰复活)’的方式进行.” (详见: 文献[15]: 62) 艾琳·罗利丝(Elaine J.Lawless)在其关于圣灵降临教女牧师的著作(详见: 文献[17])中写道: “在本研究中, 女牧师的故事明确地体现着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民间的叙事要素.尽管故事一定与个人经历相联系, 但是其原始结构不能被忽视.” 女牧师用这些故事“复述”她们的生活, 证明她们在“这个敌对的、反女性的保守圣灵降临教派世界里”掌控权力的正当性.本特立以相似的方式叙述了江青如何以武则天来证明自己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政治文化里掌控权力的正当性(详见: 文献[3]).歌王地位的变化, 带来象征性权力的增强, 因此最终需要证明其从农民转变为“王”的正当性, 所以与上述例子可以看作是一致的.。伊丽莎白·唐金(Elizabeth Tonkin)也指出,自传作者倾向于按照“先前的例子”塑造自己[4]。而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访谈-编辑-发表过程也是如此。就本文所述的“歌王”而言,这些“先前的例子”或者“自我的原型”可能包括流传下来的、关于神话般的歌曲创作者的传奇,其中一位实际上就是国王,另外几位是“歌神”。本文将论及其中几位。

本文研究当代歌王王向荣的生活故事。他来自陕西,享有“陕北歌王”和“西部歌王”的美誉。聚焦于他的生活故事的构建过程,我探究它与过去的传奇歌手英雄③这个术语源自文献[1]: 106.和其他当代歌王的故事之间的类似性。尽管构建生活故事的影响因素很多,我还是集中于王的生活中对于塑造他的歌王形象似乎重要以及与其他歌王共有的那些方面。我的部分目标是“领会构建生活的社会源泉”[2]。

一、陕北歌王

本节将根据 5种不同的叙述④参见: 吕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陕西卷[M].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4; Gibbs L S.An Interview with the“King of Northern Shaanxi Folksongs” [R].Unpublished Paper, 2006; Jones S.Ritual and Music of North China, Vol 2:Shaanbei.Farnham, Surrey, England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9; 文献[18-19].概括出王向荣的生活简历,并且试图保持他的独特性、彰显他的故事与他人共享的普遍模型。

王向荣于 1952年出生在陕北深山之中黄河边上长城脚下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善歌的农民。他爸爸当了一辈子的羊倌,六七岁时王就跟着爸爸上山学放羊,他妈妈种地,两位叔叔是神汉,王从他俩那里学了神官调(也叫神汉歌)。王在学校里成绩不错,希望能够上大学当公务员,但是文革期间回乡了。他的生活充满了坎坷,十三岁那年爸爸去世,经历过几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不是被抛弃就是对方不幸亡故。他做过许多事情,包括放羊、种地、挖煤、赶骡、教书。生活在一声鸡鸣醒三省的交界处,王游历范围甚广,为了学习新歌和唱技,拜访过近百位歌手。唱歌也经常给他带来麻烦。他在乡村学校当教师时,经常利用闲暇时间从当地农民那里采集歌曲,学校领导说他不务正业,在广播里批评他,还开除了他,将他送回原籍务农。到了 80年代初,他终于被“发现”,加入了地区歌舞团。这时,他妈极力反对,在她看来,歌手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地位低下。不过,王经过努力成名了,被誉为“西部歌王”、“陕北歌王”,在国内外赢得一片喝彩。现在,他还在这家歌舞团担任艺术指导,经常在民歌比赛中当评委。

初一看,这个生活故事似乎相当独特。下面我要论证,它包含着构建歌王故事的某些要素。当现实中的人被转化为史诗英雄,他们从业已存在的一系列普遍、传统的母题的属性中获得许多自己的特性[5]。为了解“一系列普遍、传统的母题”,我们首先必须探究神话般的歌手的传奇。

二、传奇歌手英雄

安东奈·施麦番尼克(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记述了从苏南采集到的关于4位传奇歌手英雄的地方神话[1]106,另一位类似的女性传奇歌手英雄刘三姐在西南地区广受欢迎。据说他们几乎都是某类民歌的开山之祖①据说, 苏南采集到的 4位歌坛传奇人物中的 3位首创了“山歌”, 刘三姐则“首创了许多形式的启应轮流吟唱的民歌、渔歌和情歌”.详见: 文献[1]: 103-105, 文献[6].。尽管每个传奇(以及它们的不同版本)各不相同,但是它们之中似乎存在某些倾向。据说,他们中的每一位或者在天上或者在尘世具有深厚的道行,他们被尊称为“圣者”、“半仙”、“歌神”[1]103-104,[6],尤其是刘三姐,还通过音乐得道成仙[7]167。

他们中的几位据说拥有或者几乎拥有很高的官位。一位是汉初重要谋略家、政治家[1]103,另一位是吴国的开国之王[1]105,再一位几乎能够当上皇帝[1]107。

他们中的几位或者出身高贵,或者是富商之后,另几位则是农民。他们都离开了家庭和故土,外出闯荡世界。关于苏南4位传奇歌手英雄的其它重要主题包括“……爱情、魔法、求婚、私通和对神明的大胆反抗”[1]103。也许违抗神明的典型例子要数张良哼着淫曲引诱观音菩萨,结果被观音菩萨镇压在大山底下[1]104。由此可见,这些早期传奇的一个主题便是以歌来表达对权威人物的反抗并因此受到惩罚②刘三姐在关于她的传奇的不同版本里, 公然反抗家庭、地方士绅和秀才, 以歌来挑战禁止自由恋爱的儒家道德和“关于教育和修养的精英理念” (详见: 文献[7]: 169).。

将这些传奇歌手英雄与王向荣比较,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拥有一些类似性,其中某些类似性与洛德·瑞格兰(Lord Raglan)所概括的英雄故事的模型的某些部分相一致[8]:英雄出生于王室,离家远游,归来成王。由于歌王的出身有贵有贱,所以关于“出生于王室”的说法有点复杂。在不同版本中传奇歌手英雄的出身往往不同。例如,一个版本说刘三姐是汉朝皇家后裔,另一个版本说她只是耕纺的农民[7]168。在王向荣以及我即将介绍的其它故事中,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也表现了类似的“双元性认同”,他们令人钦佩的音乐能力是他们后来能够成为歌王的根本原因,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毕生的农民身份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是“真实”的民歌手的可靠性③在众多试图获取“乡土”身世的民歌手中, 我想起了吴泰伯, 他尽管出身高贵, 后来成为王, 但过着艰辛而简朴的生活, 教人耕作(详见: 文献[1]: 105).在 20世纪的美国, 家庭背景相对富裕的北方歌手[如彼德·西格(Pete Seeger)和鲍伯·迪伦(Bob Dylan)]也试图将自己混同于“乡下人”.。

像传奇歌手英雄一样,王向荣云游四方。与赵圣关几乎当上皇帝相似,王也差点成为政府官员。“不是所有的传奇歌手英雄都成为王或者圣者,或者具有特别的道行,但是他们绝大多数被奉为天才歌手,自称为王或者圣者的暗示从来不是隐晦的。”[1]105与此相似,简·德弗利斯(Jan de Vries)将英雄传奇定义为“关于将自己提升到神的水平的人的神话”[9]。

另外,就像张良因唱歌被观音菩萨(即权威人物)批评和惩罚,王向荣也被学校领导批评、开除、送回乡下。正如下文所见,监禁是贯穿国内外几位民歌手传记的一个主题。最后,王成为有成就的歌手、歌舞团的艺术指导、民歌比赛的评委。尽管不是“歌神”,有人认为他对歌舞团成员和参赛选手具有类似的影响力。

对另外 5位当代歌王的调查①我读了另外5位歌王的传记[包括“花儿王”朱仲禄(1922–2007)、“西部歌王”王洛宾(1913–1996)、“信天游歌王”阿宝、“羊倌歌王”石占明(1973–)和“山歌大王”钱阿福(1909–1993), 分别详见: 文献[11]; 文献[20]; 文献[14];文献[12]; 文献[1].下文论及此5位歌王时还有引用, 不再一一作注].“花儿”和“信天游”是地方性歌曲类型, 而中国学者经常用“山歌”一词表示各地“韵律自由、户外劳动时朗声高唱的即兴歌曲” (文献[1]: 18).对于钱阿福而言,山歌指的是在当地广受欢迎的吴歌的变调.使得过去的传奇和当今的自传故事所共有的倾向更加充实并具体化。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而且都是当地著名的歌手。与王向荣的情况一样,这些事实的作用是正面的,有助于将歌手与他们的民间根源和后来的成功联系在一起②据说“羊倌歌王”石占明出身于“民间音乐世家”, 而且他也为父亲终生当羊倌自豪.朱仲禄的父亲一辈子务农,演唱的“花儿”很受欢迎.阿宝的父母都是农民兼民歌手.钱阿福的父亲是一位善唱的贫困农民.。

与传奇歌手英雄一样,所有这些歌王都离开家乡,云游四方。这段游历总是与其间获得的、促使他们成为歌王的体验相关联③游历的范围因人而异.王洛宾跑遍整个西北, 改编了许多少数民族歌曲.钱阿福到无锡一家面包房打工, 从一位工友那里学了许多民歌.坎贝尔讨论了这类故事中游历过程的差异性, 在论及将来所获得的“利益”时指出, “主人公在人生后半程所取得的成绩与他在前半程深入社会底层的程度成正比” (详见: 文献[21]).坎贝尔的理论在这里是否适用固然值得考虑, 但王洛宾的确远比钱阿福在国内外更受认可.同样地, 闯荡了三个省份的王向荣应该比只在家乡附近转悠的石占明更知名.如此的对应关系决非结论性的, 但是的确值得将来继续研究.。地位的变化——由农民转化为象征性的“歌王”的过程——在歌手的生活故事中以类似于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关于“过渡仪式”(“过渡”就是“分离”、“边缘”和“合并”)的模式[10]以及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离开”、“启动”和“回归”④参见: 文献[21].被概念化。例如,朱仲禄在荒无人烟的尕玛沟呆了 8年,非常孤独,经常对着周围的羊群和树木唱歌[11]89-91。朱仲禄的传记写道[11]91:

孤独是可怕的,却也常常有用。它可以使你成熟,使你思考,使你避免浮躁而变得踏实,可以激发你潜在的创造活力。所谓有成就的人,就是从孤独中走出来的人,从寂寞中奋起的人。朱仲禄后来的创作成就,也无不得益于这时常难以排遣的孤独。

与朱仲禄类似,石占明的传记用很长的篇幅记述了他对于羊群唱歌的落寞时光[12]。这些传记所传达的经受孤独能够释放“潜在的创作能量”的观念似乎让人回想起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关于“边际角色”的论述[13]:“他们好像正在遭受折磨……以脱胎换骨、获取额外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应对生活的新阶段。”像这些传记所描写的那样,阿宝也半神秘地概念化了自己的游历,将自己比照成为了提高歌技、发掘新歌而走遍祖国山山水水的“苦行僧”[14]。

大部分歌王传记的另一个主题包括各种试图不让他们唱歌和/或因唱歌而惩罚他们的势力。就像传奇中的张良被镇压在大山底下,王洛宾和朱仲禄因唱歌被投入监狱,其原因可以是违反噪音管理条例,也可以是政治性的⑤王洛宾解放前还是孩子的时候因夜里在大街上唱歌剧咏叹调太嘹亮、破坏了宁静而被关, 1960年因被指歌曲颓废劳改15年.朱仲禄在文革期间也遭监禁, 只因为外宾演唱的需要才得以释放.“唱出监狱”是美国民歌手莱德贝利(Leadbelly)的故事的一项主要内容.据说, 他在监狱里唱了一首献给州长的歌, 由歌曲采集者约翰·娄麦克斯(John Lomax)录下带给州长, 结果得到赦免(详见: 文献[22]).许多美国民歌手的故事似乎都出现因歌而遭监禁的情节.与张良唱淫曲被观音菩萨镇压类似, 博尔·艾弗斯(Burl Ives)在30年代因唱充满性联想的The Foggy, Foggy Dew在犹他州莫娜镇的监狱里度过一夜(详见: 文献[23]).1961年, 王洛宾劳改1年之后, 彼德·西格在出庭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之后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1年又1天, 尽管他后来被无罪释放(详见: 文献[24]).。其它歌王则以其它方式和其它原因被阻扰唱歌。我们已经看到,王向荣因选择了采集歌曲而不是学习那时候时兴的政治辞令被指“不务正业”;他妈妈认为歌手在传统社会里地位低下,反对他加入歌舞团。而石占明因不能说普通话和舞台形象不好被拒在县剧团的门外[12],这反映了国家语言政策和西式表演典范的影响。与其他几位歌王一样,石只有在被民俗学家/音乐学家“发现”、参加民歌比赛之后才成为“歌王”。阿宝的传记充满着他与不认可他、批评他的歌技“不科学”的“专家”之间的争抗,以及对音乐学院不录取他的焦虑[14]。

三、结 论

总之,王向荣的生活可能显得相当独特,同时它也具有与传奇文化英雄和其他当代歌王相同的某些特点。这并不是说,那些细节一定被修改过了,或者王刻意模仿先前的榜样,尽管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①个人故事部分地被操作, “以符合传统形成的参照性框架” (详见: 文献[25]).本文探讨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如此.在许多蓝调乐曲演唱者的生活故事中就重复出现某些主题(详见: Pearson B L.Sounds So Good to Me: The Bluesman’s Story [M].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4).。但是,特定的生活故事的细节安排可能服从于一定的范式,即“自我的原型”。完全不是重复、庸常,“个人生活在结构上的再现和典型非常重要,因为能够勾划出一种重要的模式。”[15]63这些个人将自己评价为“传统的新鲜化身”[15]63。这与王遵守传统同时保持自己的风格的形象是一致的②参见: Gibbs L S.An Interview with the “King of Northern Shaanxi Folksongs”.Unpublished Paper, 2006.。

另外,歌手英雄也可能是一个集团表达其意志的喉舌[5]。过去的歌手可能被认作歌曲的创作者,“充当凡世与神界的媒介”[1]108。王向荣象征着一种类似的、尽管不同的对能力的认识。当他谈论通过宣传当地民歌以激励年轻一代时,特别介绍了两点。一点是将上一代传下来的歌曲传下去,另一点是获取名誉和财富的希望和手段。据王说,年轻人听他唱歌和在电视里看到他时,他们说②:

诶,这民歌好,这是我们老祖先留下来的好东西,而且呢,这唱民歌还有出路。你看,王向荣哼哼吆吆地,走哪儿还非常风光……王向荣能唱,我怎么不能唱?王向荣能成一个,说是,“西部歌王”,我就不能成一个“西部歌王”?

一方面,在年青一代看来,王是歌曲的源泉,不像教人唱歌的传奇歌手英雄。另一方面,就像朱仲禄的传记中关于孤独的讨论,王昭示了释放出潜在的创作能量的可能性,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歌王。

与此同时,我相信妨碍成为歌王的因素可能具有多重效应。一方面,这些因素勾划出通往成功的路径,强化歌王作为民间英雄的形象。我们能够与他一起感受,他克服吓阻住别人的困难,从一介平民一跃为非凡人物,实现从农民到“歌王”的转化。如果歌王能够实现这一切,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不会如此没有希望。另一方面,这些妨碍因素也证明了我们为什么之所以为平常人,尽管我们具有成为非凡人物的潜力。困难越大——监禁、流放、母亲的羞辱等等——越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他们所做到的,因为这等妨碍因素太多了,只有超人能够克服③罗伯特·拉赫曼(Robert Ruhlmann)在其关于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的著作(详见: 文献[26])中写道: “每个人都珍藏着年轻时代的雄心, 将雄伟志向不得实现归咎于冲突和连累.他在英雄身上看到能够做自己希望做的事情、克服所有的障碍、承当所有的连累的强人.”。当然,父母的唱歌才华也要紧。也许这些因素是歌王生活故事情节安排的一部分,因与先前的传奇人物类似而显得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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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song King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Hero Legends on Life Histories

GIBBS Levi1, ZHAO Xiaowei2(transl)
(1.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hio State University,Columbus, USA 43210; 2.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certain folk singers become known as “Song Kings” (gewang), often, in part, due to the winning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folksong contests.This paper looks at how stories told about the lives of these singers help to reinforce their personas as song kings, and how the depictions of their life stories in various books, articles, and documentaries appear to share certain similar elements with narratives about both legendary singer-heroes of the past and other contemporary song kings.The life history of a modern-day song king, Wang Xiangrong, is taken as a case study, and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perceived relevance of particular themes seems to suggest the importance of precedent in constructing his persona as a modern day folk hero.Certain trends emerge, including a period of wandering, singing in defiance of some authority figure, punishment for that defiance, and ultimately emerging as “king.” In the end, it is suggested that “enduring biographical myths” can influence the way life stories are told and which events are viewed as particularly relevant.

Folk Singer; Song King; Legendary Singer-hero; Folk Hero; Life Story; Personal Narrative;Persona; Wang Xiangrong

C912.6

A

1674-3555(2011)01-0019-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1.00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赵肖为)

2010-09-06

葛融(1980- ),男,美国芝加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间文学,民歌,中国陕北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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