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 看 杨沫

●文 刘卫东

阅读日记，除了满足窥探别人隐私的好奇外，还能看到历史褶皱中许多不被注意的“八卦”，可以佐证、填补乃至颠覆正史。闲看杨沫《自白——我的日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忽然发现了文学史不大会注意到的一些“猛料”。1958到1963年，正是《青春之歌》名满天下的时候，杨沫日记中记录了不少评论，并给予了“私下”回应，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内容。

1、两种话语模式

看杨沫简历可以知道，她祖籍湖南湘阴，1914年在北平出生，17岁因为家庭破产和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1936年入党，在冀中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后曾任北京文联副主席等职。就此来看，杨沫是一个听党话跟党走的，中规中矩的红色经典作家。但是如果看她的日记，就会发现杨沫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是杨沫的影子，身份经历与杨沫大致相同。该书出版后，杨沫曾接受过《北京晚报》的访问，她把回答问题的提纲写在了日记里。与杨沫其他公开场合的言论没有什么不同，她对自己的人物和作品的认识始终保持一致：“个人的体会，只有党才能给青年以正确的出路，才能使青年有一个美好的灵魂。而陈蔚如、白莉苹、余永泽这些人物，看看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渺小、空虚。知识分子只有接近党，有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的心胸、眼光便变得不同，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如我不是党的拯救，早就穷困潦倒抑郁而死了——这一点是我感受最深的，也是在书中企图表现的。”林道静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党员，是《青春之歌》的主线，杨沫当然要这么说。就此而言，我觉得这个“转变”值得探讨，至少不像作品中的林道静那么简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林道静应该受更多的考验——当时的批评家就是这么要求的——而是说把小资思想完全清理掉这个想法只能是艺术想象。

这份铿锵有力、措辞得当，既谦虚谨慎又坚定无比的提纲，不能代表全部杨沫。在日记里，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发现，杨沫并不总是这样一副腔调。很多时候，杨沫是个唠唠叨叨的、对自己很不满意的、很文艺范儿的小女人。杨沫对自己要求极高，有时感觉力不能逮，时常在日记里埋怨和鞭策自己：“我忽然又想起，人们说妇女有‘更年期症候群’，我不是因缺乏荷尔蒙在闹更年期吧？不然为什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我却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甚至常常想到‘死’的人呢？一个革命干部，总这样悲观、烦恼，是很不对的。我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哪里去了？应该狠狠地批评自己！”在杨沫看来，时常想到死、多愁善感、悲观烦恼都是无法原谅的错误，作为革命者，应该是有崇高的目标而且坚定、不动摇地前进的。我们从日记中看到的，是一个在党性和感性之间徘徊、纠结不已的杨沫。杨沫因此分裂了，她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具有坚定党性的革命者，但是却无法逃脱生命基因带来的困扰。

我以为，杨沫更真实的灵魂表现在她的日记中。杨沫所遭遇的党性和感性冲突的困境，当年的红色作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如果不是借助日记的形式，杨沫也不会表露——她的提纲决定了她的话语模式。只有在私底下、在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时候，她才不经意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杨沫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是真诚的，但遗憾的是她反思能力不够强大，因此，当感性的一面出现的时候，她总是很害怕，自虐一样认为自己不健康，想逃避。她痛心疾首：“早年读文学书时，最喜读郁达夫的小说。因此受他的影响较深。《沉沦》一书给我的影响尤其大。因此，不知怎的，养成了多愁善感、极易动情的性格。至今，革命已改变了我的许多缺点和思想感情，但受文学作品影响的、一些深埋心底的不健康的东西，仍然没有根除。为此，我就出现了常常郁郁不欢的心情。从这一点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之难！然而，确又必须改造，否则，如何当党员？如何搞写作？……”杨沫不是不想说，而是真的没意识到，如果没有“不健康”的和“郁郁不欢”的东西，《青春之歌》的文学性可能会大打折扣。

作品是革命的，排斥家常的，而日记里却尽是家常——也是两种话语模式。《青春之歌》中，杨沫这么描写林道静的心理：“她的生活整天是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琐细家务，读书的时间少了；海阔天空遥望将来的梦想也逐渐衰退下去。她感到沉闷、窒息。”林道静不再爱余永泽，也是因为“他那骑士兼诗人的超人风度在时间面前已渐渐全部消失。他原来是个自私的、平庸的、只注重琐碎生活的男子”。作品中的林道静不能忍受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很难想象现实版的林道静在“革命第二天”醒来后的感受。我们在杨沫日记里看到了。“林道静”也不得不面对琐屑问题：“昨天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书的模样有了，可是，我并没有欣喜的心情，反而有些怕——怕问世后，并无读者欢迎。如果是那样，对一个作者将是多么惨痛的事啊！还怕得不到稿费。不发工资了，今后如何生活？”革命家也要生活啊。“六月底付排，也还要十二月份才能出版。而且印数少了，得一万元都是难的。先后写了六年。没有工资，完全靠写作来生活，像我这样水平的人怎么行呢？除非这本书一炮打响了。”革命家也要成名啊。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真实的杨沫。人有天使的一面，但是人绝不是天使。

从杨沫日记可以看出，因为写《青春之歌》，耽误了写剧本，结果经济上受到了影响。“我是电影编剧，可是，还从未写出个电影剧本来。难怪改了工资制，别的编剧都升级涨了工资，惟独我——仍旧是六等文官。”没有涨工资，关上门在日记里说说也无妨。这样的抱怨很可爱。杨沫还说：“去年所有的编剧都提了级，唯有我没有提级。原因是我没有写出剧本来。但我没有怨言。因为我总觉得对不起党和人民。病，又加上自身的毛病，使我工作得少。只想再工作几年，能写出些像样的东西。至于其他，我认为是身外之物，由它去吧。”说“没有怨言”，其实怨声载道了。但是，“对不起党和人民”，又让她获得了平衡，这是杨沫的宿命，也是她千回百转却藕断丝连的“气”。杨沫是革命作家，但是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作家；她塑造了林道静，但是自己绝不是林道静。

2、四种态度

《青春之歌》发表后，各方反响完全超过了杨沫的预期。她在日记中承认：“《青春之歌》受到欢迎，是我意外的收获。我一直以为自己连个短篇小说都写不好，长篇能有多大作为呢？”这可能不是杨沫的自谦，因为就她的日记来看，杨沫的确没有估计到《青春之歌》会如此的“火爆”。

杨沫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些《青春之歌》的反响，而她对这些反响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大概归纳一下，有如下几种：

一、对上层、领导的认同、感激。1959年秋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家中与摄制组一起观看了电影《青春之歌》。杨沫在日记中特意写到：“前排并排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我。”而且，周总理还告诉她：“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这样的待遇可谓尊荣，难怪杨沫说自己当天一直如在“梦寐”之中。另外，杨沫在日记中还写到，有次海默写信给她说，周扬在一次文学评论会议上赞扬《青春之歌》是一部“好作品”，杨沫的反应是：“领导者也和群众一样，如此高度评价，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友人专门致信报告“领导”的评论，而杨沫“出乎意料”，都表现出作家对“领导”的评论的关注。在杨沫看来，上层、领导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二、对国外媒体和读者的认同和自豪。杨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外国读者来信，包括读者姓名和信的大概内容，细致耐心。并且抒情：“读着这些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热情洋溢的信时，我的心热了起来，似乎漫游着世界。又像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从泥沼中拉了出来，拉到与世界人民一起呼吸、一起斗争的天地里去。”杨沫“世界人民”的视野，是建立在外国读者来信的基础上的。杨沫在1960年8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今天厂里的林艺和孙莲青来看我，陈昭同志叫他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并说对我说时要和缓些，不要说得我过于兴奋），原来日本一些进步青年自从看了《青春之歌》的电影和小说后，许多人向日共提出入党申请……”此消息的可信度需要考证——但是杨沫既然写出来，说明还是信以为真。在杨沫日记中，基本没有对这些评论的观点有所回应，而是更关注《青春之歌》的影响力。

1960年1月4日，杨沫在日记中用罕见的2000字左右的篇幅抄写了苏联译载《青春之歌》所附的作者介绍文章。从节约时间角度考虑，我个人认为在日记中抄写这么长的评论没有必要。该文对杨沫和《青春之歌》多有褒词：“《青春之歌》在国内（指苏联，笔者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它将帮助苏联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中国人民一道为建设自己的光明未来——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很多观点不准确。杨沫抄写完了之后，笼统说“这篇东西，对原作者似乎有点夸大”，但是仅指出了其中几个事实错误（把自己误写为曾为游击队长），而对其他表扬则默认了。

受到读者追捧，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杨沫却不敢充分表露。杨沫在日记中说，有篇文章写“《青春之歌》在日本影响最大”，“是所有十部中国片中放映次数最多的”，她的反应是：“没有料到《青春之歌》电影和小说会在日本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响。我听后高兴么？不，高兴中还有难耐的不高兴——我不愿我一辈子就写这么一部书。我心底还蕴藏着许多活生生英雄人物，应当叫他们也到世上来。”她是警醒自己，不要过于“出风头”。

三、对评论家观点的怀疑和商榷。面对评论家的时候，杨沫多少带有作家的傲慢。某则日记中，她引用了两段评论者赞美《青春之歌》的话后，笔锋一转：“我常感到，评论者评论我的作品，远比我自己想得周到，看得深远、细腻。这是什么缘故？……我自己并没有考虑过的事，怎么评论者倒都看出来了？这真值得探讨，我从来，哪里想到什么‘雄壮、婉转、清丽……’这些，都是评论家们独具的慧眼么？”我觉得，杨沫是很骄傲的，口气中颇有揶揄和不屑。也许是文艺理论的素养不够完备（杨沫日记中所提到的书基本都是作品），杨沫后来的搭车《青春之歌》的作品《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都反响平平。

杨沫偶尔会反驳评论家的观点，但是很少见。仅有一次，杨沫日记引用了一位笔名王世德的作者的评论，然后说：“我感觉这篇文章的缺点是：没有明确说出林道静的变化、成长是党的培养教育的结果。而只强调了她的‘自觉革命性’。关于这一点，我想向作者提出来，但怕拿不准，不提也罢了。”这是杨沫日记记载的对《青春之歌》评论的最激烈的一次质疑，因为涉及到“党的培养教育”（违背了杨沫的核心观点），所以杨沫口气比较严厉，认为对方的文章有“缺点”，甚至想同作者商榷。

四、对作品印数的关注。与其他作家一样，杨沫在日记中也关注自己作品的印数。在杨沫看来，这不仅是作品的影响，还涉及到有关自己生活的稿费。1958年3月8日：“本月底即出第二版，印五万册。”1963年5月6日：“这书已印了二百万册以上，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弄不清印数。这次文艺会上的文件只说印了五十多万册。相差太多。我向出版社了解了一下，不算外地租纸型的自印数，他们统计也已有一百九十多万册。”这都是研究《青春之歌》传播的必要材料。

3、神秘的郭开

在对《青春之歌》的批评声音中，最具标志性的应该是郭开。1959年第2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这位在北京电子管厂工作的、“圈子”以外的“群众”的文章《略谈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在郭开文章的前面，《中国青年》加了一个“编者按”，赞扬《青春之歌》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后，言归正传：“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本书的缺点严重，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已经在读者中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下面发表的郭开同志的意见，就代表这种看法。”现在看来，郭开的意见并非一无是处，除了“小资情调”和“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这些囿于时代的观点外，“没有深入揭示出灵魂深处的变化”甚至是《青春之歌》的软肋。郭开的观点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这里不论。我想强调的是，从《中国青年》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知道“有些同志”对《青春之歌》是持质疑意见的，或者说，表述出了这个意思。

当进入文学史时，郭开的意见就不仅仅是质疑这么简单了。一本较为权威的文学史是这样描述的：“1959年上半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发表一系列讨论文章，开展对《青春之歌》等作品的讨论。正是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激烈而粗暴的政治批评。最典型的是郭开的《略谈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实际上，现在通行的当代文学史对《青春之歌》的反响的说法基本如此，大同小异，几成常识。我们知道，郭开及其文章基本是作为批评《青春之歌》的一种“错误观点”而存在的，郭开在我们心目中，也因此成为一个极左思想的代表。

我以前就是这个印象——根据郭开的文章，也不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读了杨沫日记，才发生了一点改变。杨沫在1959年2月底的两则日记中提到了郭开，讲述了一种别样的历史。

杨沫对郭开的文章印象很深。她说：“从一月份起北京电子管厂的郭开同志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后，近一个多月来，《文艺报》和《中国青年》都展开了对《青》书的评论和讨论，热闹得很！许多人都不同意郭的意见。最后由茅盾同志写了结论性的文章。可是，我觉得郭的意见也有可取之处，也给了我启发。”从“热闹得很”，隐隐可以看出杨沫的自得，而杨沫本人所谓“许多人都不同意郭的意见”，则可以视为对当年论争的一个观察角度。最有趣的当属“最后由茅盾同志写了结论性的文章”。茅盾的文章内容，一查便知，没必要在此引用，当然是肯定《青春之歌》的。他的意见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杨沫把茅盾的意见作为正确的“结论性”的，对郭开的不以为然充溢字里行间。这固然表现出杨沫的“党性”，但是她对文艺论争的看法确有不当之处。杨沫真的忽略了郭开吗？没有。杨沫后来对《青春之歌》的修改，如林道静去农村锻炼和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都是对郭开批评的回应。

杨沫日记中写了他和郭开的一面之缘，也很有意思，连她自己都说，“这是个意外的、颇值得玩味的场面”。如果可以相信杨沫的描述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批判的、被利用的、无奈的和可怜的郭开，这与我们之前的印象大相径庭。杨沫先说她看到的郭开是一个“面貌平常、没有特征的将近而立之年的男子”。杨沫是一个文学家，对笔下人物的刻画应该是有分寸的，对郭开的描写，未免表现出轻视的意味——也可以理解，写日记当年的杨沫45岁，是如日中天的大作家、党的干部。接下来的情形更有意思。主持人刚宣布讨论开始，与会者就开始批判郭开，“一时间群情激愤，反驳的箭不停地射向郭开”，“怎么一个约请对《青春之歌》电影开拍提些意见和希望的会，一刹间竟变成了对郭开的批评会呢？”我相信杨沫并未做太多的夸张，因为当时崔嵬、陈怀皑等人在场。这说明，对《青春之歌》批判的声音和力度不像文学史描述得那么大，反而是很多人都支持杨沫。杨沫提供的最有看点的材料终于出现了：郭开发言。杨沫日记载：“他说写那篇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的起因，是有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有些老工人对《青春之歌》里许多地方谈恋爱，尤其对林道静和几个男人谈过爱情不满，提了些意见。那个与会记者过了几天就给他打来电话，叫他把老工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写成文章，给予发表。郭开说他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他从来没有写过批判文章，不知怎么写。可是那位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老工人对《青春之歌》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一定要他写，而且可以帮助他写……后来才有了那篇批判文章的出现。”相信很多人读后都会大吃一惊。杨沫转述得很明白：批评《青春之歌》根本就不是郭开的意思，而且文章也根本不是郭开本人写的！郭开的文章，只不过是《中国青年》某“记者”的一次炒作！现在查北京大学洪子诚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郭开的文章赫然在列，也就是说，他还在顶着“错误批判”《青春之歌》的帽子！杨沫日记很平淡地写到郭开的结局：“我很注意郭开的表情。但出得门来，早已不见他的踪影。”郭开或许真的不会写文章，或许真的失踪了，因为他自从批评过《青春之歌》后，就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了。我有一个疑点：如果这事跟郭开无关，他为什么要出席那天的会议？——也是被人指使？那为什么要在会上说这样一番话？——良心发现？还有一点也很好奇：文章不是郭开写的，代笔者又是谁？

4、补 记

文章写毕，又读到杨沫的一篇散文《关于＜自白——我的日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自白——我的日记》是我长达38年真实日记的选编，有50多万字。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战争中未被毁灭，‘文革’中多方藏匿才保存下来的。因之，我异常珍惜它。原来并不想发表，后由于《随笔》杂志的热忱索要，终于略加修正、删除后，发表了。”看到“略加修正、删除”，我的反应是悚然一惊，一片阴云从心头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