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盆地·原型意象·文化理想
——论周大新的文化自觉意识

■北 乔

圆形盆地·原型意象·文化理想
——论周大新的文化自觉意识

■北 乔

在当代文坛，河南作家方阵，令人惊讶。而河南南阳作家群也相当有实力，比如乔典运、周大新、二月河、周同宾、行者、痖弦、田中禾、张一弓、柳建伟、汗漫、赵大河等。一个地级市有如此多重量级的作家，在中国应该是唯一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作为其中一员的周大新，其平民性的创作理想与实践，对于南阳盆地文化的掘进和提升，有着独特的品性与价值。

周大新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79年3月25日的《济南日报》副刊，名为《前方来信》。这三四千字的短篇小说，不仅是周大新创作的真正起步，更隐伏了他的创作诉求和品性。可以说，他至今所有作品或主题或叙述或气质或精神或立场，都能在《前方来信》中找到线索。这是一篇军事题材的小说，致力于军事文学创作，是周大新创作理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篇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展开叙述，信是前方军人写给后方家乡朋友的。写信，是最朴素的诉说。长长的邮路连结着他乡与故乡，对于故乡的怀想，走出故乡的生活，成为周大新长久的文学主题。小说的空间是战场，但重点却在普通百姓的普通情感之上。关注平民百姓，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心理，一直是周大新平民情怀的焦点所在。唯一让我们有些模糊的是，作品中的故乡并没有实在地出现。但我们分明已经感受到周大新心中故乡的些许气息。不久，周大新作品中不但将“南阳盆地”作为心中和笔下的家园，而且对此有了极为明确的意向：“把南阳盆地人的真实而不是虚假的生存境况写出来，并不顾忌它是多么奇特多么单调多么落后多么不可理喻。”对于作家，在创作的起步之时，就能够如此明晰创作理想和内容，这样的自觉意识，是不多见的。

周大新作品中主要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代军旅生活的世界，并适时回到过去的战争；一个是豫西南的南阳盆地的农村和市镇生活的世界，那些走出盆地的人们，根依然在盆地，或者说盆地总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生命和精神的家园。一般而言，军旅作家的创作都有这样两个资源和战场，但周大新还是有他的特殊之处。题材繁多，但其中的精神特质是相似相近的，具有同样的指向，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执著与坚韧，营构出周大新式的文学世界。在当代作家中，周大新是低调的，却又是极具分量的。

周大新出生和成长在南阳盆地，自然深受此地民间文化的滋养。周大新充分利用了这样的馈赠，坚守南阳盆地传统的民间文化，做虔诚的开掘者和解读者。他又不是一味固守，而是深刻意识到传统文化所遭遇的挑战，理解走向现代意识的渴望，并着力图解这样的裂变，以此实现主体的文化建构策略和立场，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文明的优化发展。在这样的现代性冲突中，他让生命行动上升为一种文化行动。南阳盆地自足的文化，及周大新以自觉的区域文化意识进行的审美诉求，共同建构了周大新的文学审美场域。南阳盆地，是周大新创作的灵魂生发地和精神意象场。

与其说他行走于文化深处，还不如说他怀揣南阳盆地的民间文化行走在阳光下。他是南阳盆地民间文化的生命载体，又是走出盆地的文化守望者。他来自于平民阶层，又始终葆有平民情怀，关注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平民，写的也都是平民生活。将平民的身份带到写作状态中，让自己一直作为平民在写作，是周大新一贯的创作追求和创作体现。他的所有作品，都深蕴浓醇质实而清朴真诚的平民意识，显示了他是一位具有独立主体精神的作家。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进入精神世界的方式，有自己的叙述方式，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他的姿态，他的叙述，他的精神内质，都是平民化的。他以平民的身份，处于平民的立场，以平民的眼光和心灵打量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状写平民的生存状态、文化人格和饱满人性。一以贯之的创作理想和文本世界强烈的平民化气息，使周大新在当代作家中极具个性气质。而他的创作，又如平民一样，看似平常无奇，无树大招风之外表，却有丰足的内蕴和能量。在当下社会，周大新沉住了气，抵制住了社会上的诱惑，在慢慢用心灵去写作，像农民一样不事张扬，精心伺弄着自己的庄稼。

对于周大新而言，平民作家只是一个称呼，是他人对他的认同。而作为平民的写作，才是他创作的本真品质。

“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而对于当代中国作家而言，与其说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还不如说是福克纳的效仿者。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阎连科的耙耧山脉以及李锐的吕梁山脉等，都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作家的独立王国。在我看来，周大新此种文学的自觉意识更为浓郁，在创作中营建“南阳盆地”的计划有着文化的整体构想和诉求。被山或高地围绕的平地，称之为盆地。南阳盆地，位于秦岭、大巴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西，其北是秦岭山脉东端的伏牛山地，其南是大巴山脉的东端。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物质与文化都相对自足的独立世界。处于盆地之中的人们，总是要仰望的，总是渴望走出的。盆地低于海平面，承受着太多的外来倾泻。走出与坚守，成为盆地无可选择的文化行动。这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处境。以故乡为情感地创作，是他生命的必然选择。然而，立于一个更高的文化地标去看待南阳盆地的文化内涵，继而舒展更大的文化雄心，就得益于他的强烈的文化意识和使命感。

早在1986年，他的《汉家女》中的女主角名字就叫汉家女。《汉家女》是周大新的成名作，在军旅文学史上更有无可替代的位置。有关它的解读和研究，直至今日还未旁落。然而，几乎没有人对汉家女这一女孩的名字发问过。这个名字的特殊性在于这本不符合中华传统取名文化的习惯，显然是周大新杜撰的。仅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名字指称的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群落。汉家女，汉家的女儿，汉族之家的女儿，深受汉文化哺育成长的女儿。从这一名字，我们应该可以窥探到周大新对自己创作的文化语境的定位。而到了1988年，他就对作品中的 “南阳盆地”形成了清晰而系统的创作追求，“我写《豫西南有个小盆地》，对它的作用不敢妄想，但我估计人读了这些文字后，大约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南阳盆地是个圆的”。圆，是地理性的，更是文化性的，后者才是周大新创作的要旨所在。《说文》说，圆，全也。《吕览审时》说，圆乃丰满也。《康熙字典》说，圆即圆满、周全、完备等之意。南阳盆地的“是圆形”之意首先正在于此。有关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出了不少的成果，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没有将周大新作品的精神世界与中华文化进行打通和对接。在我看来，周大新以自己的创作建造着中华文明场。换而言之，周大新作品中的南阳盆地，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缩影。如此一来，南阳盆地已经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中华文明的符号话语。

的确是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周大新没有过多地强调南阳盆地地域性的文化差异，我们感受到的是中华文化的一点一滴。他的一部部作品如同一条条小河流向盆地，以集聚似的方法汇拢中华文化的精要。细读他的作品，我们很容易会发现，他除了鲜明地贴上“南阳盆地”的标签，其他并没有过多地沉迷于南阳盆地个性化的文化，所描述的风俗人情和伦理，都可以在中华文化中得到指认，而非有着南阳盆地浓重的色彩。非但如此，可以说，他是打着南阳盆地这一旗号，引领我们进入的是中华文化的大语境。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原始图腾、神话传说、风俗梦境和神秘灵事，这些原型意象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源头。在《湖光山色》中，他以阴阳五行来结构作全篇。“历史上的阴阳五行说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阴阳说是对宇宙起源的解释，五行说是对宇宙结构的解释，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阴阳五行说的缺陷显而易见，但它在当时对人类认识和把握外部世界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直到今天，它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湖光山色》借用阴阳五行来架构全书，来说明事物的对立统一、彼此消长，说明事物的循环运转相生相克，并无重扬此一学说之意。”从他的话中，我们读到他对传统文化在他生命中的积淀。他作品中的家庭伦理都是中国最为传统的，尤其在《第二十幕》中，将此种家庭精神演绎到极致！他许多文本的叙述，都是立于中庸的态度，埋伏着宿命论。许多时候，他总是让人物走着圆形之路，比如《走出盆地》中的邹艾、《老辙》中的费丙成、《湖光山色》中的暖暖等等。让南阳盆地成为中华文化的映射之地，产生一滴水见太阳之功效，这也是周大新的“南阳盆地”与其他作家地域性创作的本质所在。所以当我们由此进入周大新的作品，我们大可以感受到他的博大，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温暖与潮湿。

古人还有“圆而神，方以智”之说，其中圆指行为处事所谓的“通、活、融、满”，神即“神、通、广、大”的宇宙观。可见圆之于古人，不但成为图腾崇拜的象征，也赋予方圆思辩的哲学意象。圆与圆形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意境深层结构中包涵了丰富的哲理和品味不尽的巨大思辨内涵。朱熹《太极图说解》说，“○者，无极而太极也”。他说，太极只是一个浑沌的道理。“浑沌”正是圆形的一种状态。正是这种久远的圆形崇拜，发展形成了一种“圆文化”。人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力求归趋于“圆合”，追求一种圆满无缺的境界。清代褚人获在其《坚瓠余集》的卷一《赵歧解圆字》中曰：“惟圆则无障碍，故曰圆通；惟圆则无爲缺，故曰圆满；惟圆其机尝活变化出焉，故曰圆转，又曰圆融。”有关圆的这些意象，我们也都可以轻易从周大新的作品中找到对应。周大新对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自信的、偏爱的，这样的态度出现在他许多的作品里。比如《无疾而终》中的瞎爷对于人生的豁达、乐观，对于命运的宗教般的虔诚；比如南阳盆地人对欲望的极度警惕，为人处世的厚道、善良和通达。《向上的台阶》中廖怀宝的成长之路，一直是循着传统文化的足迹行走的，他从小抄论语，他父亲看《资治通鉴》以便为他指点，在他跌入低谷之时受到了沈鉴师爷般的相助等。可以说，周大新的作品就是对圆文化的注解。他的创作实践也是一个圆，以传统文化为核心，一切围绕这一核心运行。每一次的创作从起点到终点，而终点又是下一个注解的起点，周而复始。圆形文化，成为周大新文本世界的灵魂和骨架。

个人的故乡已经被他置换成一个民族的家园，他对故乡的那份依恋和追忆也就拓展为文化乡愁。以小我去实行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宏大叙事，处于地域之中又跳出地域观照整个民族的生存境界，周大新无疑是走得最远的。

有着文化自觉意识的周大新，在还原历史文化图景的过程中思考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命运。对我而言，我更关注周大新对于中华文化发自生命内在的传承以及他张扬的方式。他的所有文本都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那部分的凝结，而且是极为自觉的行为结果。周大新在建构和维护传统文化时，更多的时候是在互动性的比较中进行，在对抗甚至是毁灭中回望传统文化的价值，在破中立，以此验证传统文化的经典与实用。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他对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明冲击时的焦虑不安。

《走出盆地》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捍卫文化的行为。邹艾为了走出盆地，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然而在外面打拼数年后还是落魄地回到了盆地。她在外的经历，她的与南阳盆地相对立的思想，促使她的行走是一个圆形。周大新在叙述中，三线并进，除了邹艾这条线，还有七仙女的神话传说和老四奶的说古事。神话传说，是民族意识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意象结构。事实上，邹艾的遭遇也正是七仙女的遭遇。而老四奶的说古事，说的是邹艾上辈人的事，这在内质上与七仙女的传说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老四奶口中的邹艾上辈人的事，是人间的故事，是整个生命长河的缩影。这一切都在暗示，邹艾想丢弃盆地文化，进入外来文化空间生存发展，是不可行的。南阳盆地是她的生命和精神之根，一旦离开了，她只能在空中飘浮。周大新对于传统文化相当挚爱，在他看来，传统文化是根基，万万丢不得。面对现代文明，不能够完全舍弃传统文化，忘本地献媚现代文明。否则，将会如邹艾一样悲惨。这是他所坚守的文化立场。

同是女人，同是走出盆地，《新市民》中的沫沫几乎是在走邹艾的老路。沫沫在小的时候看到了城里下来的新媳妇的穿着打扮，就萌生了要成为城里人的想法。这是一种物质的刺激与驱使，与邹艾是有区别的。而且，沫沫走出盆地的脚步比邹艾快得多，轻灵得多。邹艾是用肉体与尊严，用种种的招数慢慢走出盆地的。这是一种文化和人格上的背叛。沫沫只是抓住了商机，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跳出了一种文化领地，顺利地进入了新文化空间。她在努力地接受新文化，新生活，但骨子里的传统文化生命是无法清消的。丈夫的学坏和离她而去，她挺住了。可当丈夫一败涂地时，她天性的善良仁慈又让她接受了丈夫，并拒绝了美好幸福的可能。沫沫表面上成了市民，但内心的那份文化依靠一直没有变。也正因为如此，转变十分不彻底的她，根本就没有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市民。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精神是持续的精神：每一件作品都是对前面作品的回答，每个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的确，在《第二十幕》中，周大新无论是外在形式，内在营构;无论是人物谱系，还是风尚意象；无论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还是对其的揭露，与以往的作品都是一脉相承，构成了一个系统。一路走来，周大新在诉说对盆地文化之恋的同时，寻找着走出盆地之可能。

周大新传统文化叙事的根本点在于寻觅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并从一开始就坚定了自己的文化理想。这就是：传统文化是民族立命之本，有其强烈的生命力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但也要在发展中成长，在吸纳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中壮实，只是要正本清源，坚守经典，而非彻底颠覆或本末倒置。在《第二十幕》中，周大新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文化理想。《第二十幕》作为他对于传统文化全面深入思考和追问的文本世界，厚重而圆满，当是他文化理想的大厦和具体的文化行动宣言。

《第二十幕》是一部史诗性的鸿篇巨制，以一个家族五代人的命运力陈百年沧桑，历述人间变迁。结构布局缜密，视野开阔而细腻，语言精致而流畅，内涵丰厚，堪称中国的“百年孤独”。这是一部家族史、民族工业史，但内里却是民族文化生存发展史。在传统文化中，家是社会的结点，是建造一切的基石，是整个民族的缩微。家族叙事，是史诗性作品的重要行为，因而其负载的功能相当多，只是不同的作品侧重不同而已。在《第二十幕》中，周大新的家族叙事更多地指向文化意义。尚氏家族命运承担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叙事，对价值的弘扬，对生存与发展图景的描绘。

显然，周大新诚爱之下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深入透彻而全面的，《第二十幕》成为周大新创作中最完备最宏大的文化场域，我们完全可以将《第二十幕》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性文本来阅读。在尚氏家族中，家长有着绝对的权威，拥有一切的权利。家族利益是一切人的最高的利益，一切以是否有利于“霸王绸”家族目标的实现为最高准则和行动纲领。正如小说中卓远为女儿容容分析得那样：“这种家庭通过辈辈相传的教育，让为实现那个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深深浸入他们家庭成员的血液和头脑，使实现那个固定目标成了这个家庭成员活在世上的目的。”家族成员的成长，最终都要以家族文化和伦理来检验，在精神上都要认祖归宗。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人是家里的天，强烈的男权意识和对父权的崇拜处处皆是，等等。这些弥漫于尚氏家族的精神和文化气息，丝丝缕缕都是传统文化的经血精髓。而尚达志这个人物更是传统文化活的载体，其言行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灵性抒写，是儒家文化的化身。他时刻为“霸王绸”的生产焦虑，总有一种“生于忧患”的精神。他对于家族精神的维护和强化，对于贪图物质享受的高度警惕，对于儒家文化伦理的传承，是那样的执著。他强烈的“爱物胜于爱人”，是男人立业之为，与儒家的“立功”思想极度吻合。他一生隐忍，节俭，更是儒家人生圆形哲学的精义。

《第二十幕》与一般的家族叙事文本还有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其叙述的内驱力来自于家族精神。尚氏家族的命运走向一直是以家族精神所维系的，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在家族精神的笼罩和制约之下。因而，家族精神成为文本和人物的双重支撑。是的，如前如述，尚氏家族的家族精神就是传统文化的凝聚，或者说周大新以民族文化之精粹浇铸成尚氏家族精神。对于《第二十幕》最具价值的是如此的家族精神是立于根基，因时而动，因势而变的。这其中蕴藏的自然也就是周大新的文化理想。

《第二十幕》讲述的是尚氏家族织造“霸王绸”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丝绸当是中国国粹，是民族文化的象征物。种桑养蚕，是乡村人的家常事，也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内容；剥茧抽丝织绸，原本也是最为原始的手工业，但到了工业文明时期，编织又首先走上机械化之路。纺织技术需要提高，需要借助现代化机器，而养蚕之本不会变，蚕丝的选拣也离不开老经验。所以，霸王绸的织造和发展过程，折射的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错互动的过程。固守和珍惜传统的母本，有立场有选择地接受新文化，或激活或改造传统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正确之路。同样，尚氏家族的荣辱兴衰也是与家族精神的守旧与新变紧紧相联的。无论是“早课”，还是诸多的家族仪式和规范，都在强调家族文化的内质。尚达志身体力行，又时常对家族之规进行解读和完善。每当尚氏家族遇到重大事情或遭遇冲击时，尚达志有关家规族训的言说就会如期而至。尚达志是保守的，固执的，但同时他又是通达的，求变的。为了织造“霸王绸”，他主动学习和采用先进的技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也在改造家族精神，充实一些富于时代性的内容。他清楚地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必然要与现代化对接，要对传统进行革新和超越。在剔除传统中的不合理因素的同时，注重要外来的文化进行注入。就是在他成为百岁老人之时，仍然能放眼世界，大胆改革，竟然还兴办丝织大学。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快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生机。”尚达志正是如此面对家族传统，将“保守”与“激过”和“立”与“破”达到一种和谐。因为这样的和谐，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并得以绵绵不息，时有新鲜，从而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

可以说，他的《第二十幕》，回望整个 20世纪，以平民生活为牵引，勾勒了这段历史发展的线条；而《21大厦》本身就是21世纪的象征，是对新世纪之初的精神描摹。他在点旺传统文化薪火的同时，也在晾晒其阴暗，为的是重塑民族精神。

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对文化的深度体悟，使周大新用心关注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在歌颂中坚守，在批判中重建。他以植根于人类大地的人文精神，对世界、对人、对“存在”与“在”作出深刻思考与回答，对民族生存状态、自我存在意义、存在方式、现实图景关注等倾入了平民的现世的人文关怀。走出盆地，是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尽管是一次次的失败，但周大新就是要在这绝望之上建立起自己的人文精神支点，坚守着作家的良知和使命。不确定性，表明思索总是在路上，对话一直进行着。

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大新的创作对20世纪和新世纪多元化文化挟裹下的人性走向的研析，是有深度和力度的；对于那些迷失于物欲沼泽的灵魂，他的平民化叙述，是有指示性作用的。他诚实的平民情怀的创作，因为深入了历史，融入当下语境，心灵始终在场，而直抵人性和社会深处。他真诚面对内心的巨大焦虑，不回避民族发展的忧思和人类生存的漩涡，批判中有脉脉温情，使他的话语更具力量。“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引起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应当说，周大新的作品是一个内蕴极其丰厚的寓言世界，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北乔，1968年生，江苏东台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参加第二届中国文联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小说学会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评论专著《刘庆邦的女儿国》和文学评论集《103后花园》。曾获中宣部“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全国读书征文一等奖。著有长篇小说《当兵》、长篇散文《天下兵们》等6部。曾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