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器”至“道”：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起源与演变＊

刘世玉

（东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的“形”，是天象地形的总体概括省称，由天象地形向上归纳，获致一阴一阳抽象之原理，叫作“道”；由天地变化向下落实，是阴阳交感所生具体事物，名为“器”［1］。关于道、器的关系，有三种阐释——道先器后说、道器不离说以及器先道后说。西方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历程则印证了器先道后说，它由应对压力的工具而始，经过了数十年的争议与发展，逐渐演变为企业使命与价值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升至道。这一历程恰恰体现出陈惠雄根据冯友兰先生人生“四大境界”应用至经济学所推演出的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的哲学境界［2］。

一、应对压力之“器”：缘起之自然境界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与当时美国企业与经济的工业化过程紧密相联。一方面，大企业的出现导致了公司在经济和社会中权利的膨胀，人们开始要求企业承担与其权利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革命和伴随而来的管理革命开始要求企业培养“企业良知”［3］。现代大企业集团的出现，使得“经济权利可以与现代国家的权力相提并论”［4］，由于资本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社会穷困，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5］。来自政府、社区、雇员和普通民众的压力使企业不得不面对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新的命题。“企业社会责任之父”Bowen在其代表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中提出了“人们究竟期待商人们负担怎样的社会责任”这一问题，正式拉开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