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徽方言分布的特点

唐丽丽

（巢湖学院 历史旅游文化系，安徽 巢湖238000）

试论安徽方言分布的特点

唐丽丽

（巢湖学院 历史旅游文化系，安徽 巢湖238000）

研究历史时期安徽方言，可见安徽方言分布具鲜明特点：一是复杂性，一域之内方言众多，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徽语等；二是渐变性，官话分布由南到北逐渐递进；三是交融性，由于安徽地处南北交汇而具显著交融性。

复杂性；渐变性；交融性

关于安徽方言的分区及分布特点的研究，既是安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安徽历史文化地理关注的核心内容。由于资料的匮乏以及方言本身传承的特性，对该课题进行研究的难度甚大。本文主要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安徽方言记载的零星史料，参考现有方言的相关传承资料，对历史时期安徽方言的分布特点作大致勾勒。目前的研究工作，其主旨一是拓展安徽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填补相关研究内容的空白；二则为安徽方言文化地理研究奠定初步的基础。

由于受历史行政区划、移民、地理等因素影响，安徽方言从最早的百夷诸越并存发展到今天的状况。通过对历史时期方言分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安徽方言内部虽有较大面积一致，但南北差异亦极明显，具有下列较为突出的特征：

一、复杂性

安徽方言在分布上有着典型的复杂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安徽境内存在北方官话、江淮官话、徽语、客籍话、吴语等各种方言。这一特点虽然其它地方一定程度上也有，但在安徽相对更为明显和突出。安徽境内远古时期小国林立，方言之众自不待言。今天的方言调查结果也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特点。《安徽省志·方言志》［1］中有较为详细的统计结果，省内方言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徽语和客籍话。其中：

皖北中原官话主要分布在淮北和沿淮南岸的一部分市县。包括安徽省境内淮河以北所有市县及淮河以南的凤阳、蚌埠、寿县、霍邱、金寨等。

皖中江淮官话主要分布在安徽中部，包括淮北的淮远、淮南的凤阳、蚌埠、寿县、霍邱、金寨，沿江南岸的马鞍山、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市、铜陵县、池州市、东至及皖南的南陵、青阳、广德、郎溪、宣州市、芜湖、泾县、旌德等。

皖南有吴语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黄山以北地方。这里曾是宣州或宣城郡所辖地区，包括今太平、石台、泾县、铜陵、繁昌、芜湖县及宁国、南陵、宣城、当涂、青阳、贵池等县市。

皖西部分市县还有赣语存在，主要通行于岳西、太湖、潜山、宿松、望江、怀宁、东至、贵池西部等地。

此外，安徽省境内还有客籍话的分布，如畲话。畲话是早期畲族移民的后裔说的话。皖南畲民的先辈大都从浙江龙游县迁来宁国县云梯乡，其语言是近似“客家话”的一种汉语方言。客籍话还有皖南存在的湖北话和河南话，分布在宁国、广德、郎溪、泾县等地。

关于徽语界定也是安徽方言复杂另一个重要特征。徽语又叫徽州话，主要分布于安徽皖南旧徽州府所辖地区。“徽语”是《中国语言地图集》中新划分出的一种汉语方言。这一方言区见于语言地图集图B10。［2］关于徽州方言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存疑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徽语是否独立成区。

徽州地处江南丘陵地带，大致在黄山南麓，天目山以北，位于吴越文化区和楚文化区的结合处。徽州方言在隋朝以前属吴语。唐宋以后，由于受地理环境、移民差异和宗法因素等影响，徽州形成了与周围语言不同的方言。徽州方言是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展现。从徽语的语音特点来看，古全浊声母在皖南徽语中一律清化，读塞音、塞擦音声母的字大都送气，少数为不送气清声母，比较接近赣语，一定程度上和吴语较接近。

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对徽州方言的认识也不断变化。在给汉语方言作最早分区的章炳麟的《检论·方言》中，徽州与严州被划为一类［3］。近代最早承认徽语独立性的是上海申报馆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4］和《中国分省新图》［5］。徽州方言在《语言区域图》中就是独立一支。后来各种的分区均未将徽州方言独立出来，有将其归于江淮官话，亦有将其归于吴语。《中国语言地图集》［2］将“徽语”定为一个与“官话”、“吴语”等地位平等的大方言区。学界的相关争论，至今未有平息。关于徽语归属的争议，反映了徽语区内部存在较大的语音差异，同时也说明了安徽方言分布往往存在交叉影响的情况，具有复杂性。

与此类似的还有江淮方言。江淮方言又称下江官话，主要分布于安徽、江苏两省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不少学者认为江淮官话可独立分区，如章太炎曾将汉语分为十类，后又改订为九种，其中江苏北部与江苏西部之南京、镇江，安徽中部之安庆、芜湖，江西之九江，为江淮系，将现今之江淮官话独立，成为汉语方言大区之一种。1937年，李方桂亦将下江官话亦作为独立方言区。1948年，赵元任在其分区中也将下江官话独立出来。这是把江淮官话视作独立方言区的阶段。

随着方言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语言事实的不断发现以及方言分区标准的深入探讨，人们也认识到了江淮官话与其它官话的共同点。1955年，丁声树、李荣提出“八大方言”说，包括：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南、闽北。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被合而为一。之后，江淮官话便一直被看作官话或北方话的次方言之一。［6］从语音特点看，江淮官话既有北方官话又有吴语的语音特点，但同时也有区别于北方官话和吴语的典型特征。江淮方言的归属之争亦可见安徽方言分布的复杂性。

安徽方言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同一方言区内部，也有少数地方地理位置极近而方言却完全听不懂的状况出现。笔者曾经做过普通话测试工作，在笔者所在家乡的学生测试中就发现了很明显的现象，而这个问题在省内已有方言资料中并无提及。

二、渐变性

由安徽方言从古至今的分区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安徽方言总体在逐渐变化，这种变化在地域上表现为具有明显的渐变性。方言的演进自北而南逐渐推进，北方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北方官话，向南逐渐演变为和吴语有一定关系同时又深受官话影响的江淮官话，再向南演变为底子为吴语但受官话影响较浅的的江南吴语。

这种渐变性即由北而南，吴语特点越来越明显；由南而北，官话特点越来越显著。这和历史上中国移民主要方向及经济重心南移有重大关系。

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以来一直有以长江为界的南音、北音为代表的南北方言的提法。安徽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处，方言上也具有明显的南北差异性。甚至，从我们今天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安徽方言的南北界限早期以淮河为界，发展到后来的长江，北方方言不断南推，南方方言受其影响不断发生变化。江北最终演变为典型意义上的北方官话，江淮之间由吴语演变为江淮官话，由此产生了官话方言的次区，下江官话区。南方则由吴语区演变为今天的徽语、客籍话和吴语并存的局面。同时作为一道天然屏障，长江在其以北地区历经汉末丧乱、三国纷争、五胡十六国混战及隋唐宋三代的长期稳定发展，方言逐渐混同、融合，逐渐形成“北方话”。长江以南地区由于阻隔，加上山脉纵横，河流交错，受北方话的影响相对较少，方言的演变较为缓慢。

方言的渐变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有着极大关系。中国古代移民有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内地的迁移，也有因中原战乱人口向周边各地的迁移，但主要仍是由北向南的迁移。其中，安徽境内均经历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南渡：第一次是永嘉之乱及晋室南迁，中原人士为了避难，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迁移；第二次是唐朝“安史之乱”后的大规模南迁，中原经历浩劫，藩镇割据，于是居民离散，大规模南迁；第三次是金入侵导致的“靖康之难”后的南迁，“外族”入侵，汉人再次大规模南下。［7］这些人数众多的移民在南迁，带来了原居地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的同时，更带了赖以交流的原居地的语言。这些语言和迁入地的语言或融合，或影响，最终对迁入地的语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受南迁影响的语言上的逐渐演变。江淮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移民《三国志》亦见记载，《魏志·蒋济传》记“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吴志·吴主传》有“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蘄春、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8］这类南迁记载《中国移民史》中有大量涉及安徽境内区域的资料。这样大规模的移民无疑会对方言的变化产生极大的影响，说明汉末时已有大量北方人南迁吴语区，当给吴语区带来了北方的方言。而三国以后进入江淮一带的应是淮河以北的方言。

据相关资料，安徽境内历史时期方言分区先秦时期当是淮夷和百越诸小范围方言共存的局面。虽因时代久远、文献无征而不得其详，但仍可得各地方言差别极大。两汉时期，安徽境内方言的分区，因有杨雄《方言》之作的传世，故征究尚称有据。结合两汉时期安徽境域内行政区划和地理的变迁，可以得出此期安徽方言以淮河为界，北方属宋卫方言区，南方属吴越方言区，且受楚方言影响的结论。两晋时期，有关史料相对而言更为充分一些，可以征稽的材料包括郭璞《方言注》、《尔雅注》，以及一些移民资料、文学作品中的资料等。借助此类记载，我们可以勾勒出两晋时期安徽方言以淮河为界，北方属中原方言，南方属吴语的基本分区状态。两宋时期，因移民资料相对而言较为丰富，透过移民资料则可把握方言流衍、分区的情况，故关于此期安徽方言大致分区的情形，我们可以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同时，这一时期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也为了解安徽方言的分布提供了可信佐证。此外，两宋的政区划分相对而言是较为合理的，很多二级政区与今天区划重合，由今及古，为考察两宋的方言区提供了思路。依据较为丰富的资料，可以判断两宋安徽方言分区以长江为界，北方属中原方言，南方属吴语。明清时期与近代在时间上相距较近，包括分区在内的安徽方言的许多内容，二者可以互证。明清时期的大量方志和文学作品中，亦有方言的相关材料。这些都为我们研究该时期安徽方言的分区提供了帮助。据现存材料可得，明清时期安徽方言的分区以长江为界，北方属中原官话，南方属吴语和客籍话。

由此可知，安徽境内方言分布具有明显的渐变性。安徽方言分布的渐变性，反映在历史时期方言演变的基本状况中，也显现了方言与人口迁移、政治变革、文化变迁等因素的关系。

三、交融性

中国北方的广大官话地区，虽然人口众多，分布地域广大，但由于属于中原文化交流较多的中心，语言上大面积比较一致。长江以南的吴语和徽、赣、湘诸方言虽隔于长江和重山，但由于和官话方言接壤并多有往来，中古以来因共同语的不断冲击、沉积覆盖，加之中间大规模移民的影响，因而早年形成的各类方言特征词屡屡受到冲刷，相互之间交融性极为明显。

如长江流域有不少城市，从成都，经合肥，到苏州一线，都有后鼻音韵尾［－g］受［i、e］韵腹同化而前移混入前鼻音［－n］的现象。把古深、臻、曾、梗的相当大部分字（开口一二三四等的字都有，还包括部分合口字）都读为［en、in］（扬州无in韵，读为ig）。例如“针、真、恨、顿、轮、等、层、升、胜”读为［en］，“林、心、民、斤、兵、丁、情、灵”读为［in］。论方言区，其中有官话，也有湘、赣、吴等方言；论地域，横贯六个省，这显然是相互影响而趋同的结果。其渗透源可能是来自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因为在靠近长江的湘、赣、吴等区的方言点并没有同时表现这个特征。［9］

这种交融性在安徽方言表现得尤为突出者，可能要数徽州方言。由于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其历史发展很多时期和外来移民息息相关，并且这些移民进入徽州的前后时间相差很久，同时历史上徽州商人外出做生意，带来了外地方言的痕迹，使得徽州的方言既有很突出的个性特点，又有类似于吴语、赣语的特征，甚至一度被列入江淮方言的次区。

丁邦新依据s：g、z：l入声调类和阴阳去的区分四个条件将下江官话分为京话、苏中、滨海、皖南四区。京话指南京官话；苏中指以扬州、盐城为代表的江苏中部官话；滨海指以泰州、如皋为代表的江苏境内比较靠海的官话；皖南指以绩溪为代表的安徽南部方言。学者依据语言特征对江淮官话作了分区，情况并不一致。其中，最易引起争论的是皖南徽州一带的方言该不该归入“江淮官话”的问题。争论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其独立为“徽语”与官话并立，一是仍将其作为江淮官话的次一级方言看待。［10］

安徽方言及其分布所具有的交融性和安徽所处特殊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安徽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南北东西的中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安徽是一个重要过渡地带，三次大移民安徽又是通道。加之安徽在古代分属不同行政区划，不管是一级行政区划还是二级行政区划，这更使得安徽不仅在风俗上，地域风情上，同时在方言上也融会了北方和南方的特点，形成了安徽方言和文化其它方面的较同类情况更为明显的交融性。

综上，历史时期安徽方言的分布具有较为突出的复杂性、渐变性和交融性。这些分布特征的出现，有着政治、移民、地理、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背景和原因。其中安徽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上人口及移民因素是造成这些特征出现的最突出因素。

［1］孟庆惠.安徽省志·方言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2］中国语言地图集［Z］.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8.

［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丁文江等.中国分省新图［M］.上海：上海申报馆，1933.

［5］曾世英等.中国分省新图［M］.上海：上海申报馆，1948.

［6］丁声树，李荣等.汉语方言调查简表［M］.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6.

［7］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3.

［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0］袁家烨，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安徽省教育厅项目“历史时期安徽方言的分区及分布特点研究”（编号：2008sk381）。

唐丽丽（1977－），女，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讲师，主要从事安徽方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