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0047)
抗战语境下的国共之争:“《野玫瑰》风波”释疑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0047)
抗战时期,围绕陈铨《野玫瑰》的上演与获奖,重庆左翼文化界与国民党文化当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野玫瑰》风波”实质上是在独特的时代语境下上演的一部政治话剧。然而,据现有史料,对《野玫瑰》的批判,并非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发动,组织。时至今日,有必要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障,对《野玫瑰》及这次风波加以重新审视。
“《野玫瑰》风波”;中共中央南方局;国民党当局;实质
《重庆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有这样一段记载:“(1942年3月)战国派文人陈铨写的《野玫瑰》在重庆抗建堂开始演出。此剧打着抗战的旗号,公开美化特务汉奸。演出之前,一些进步演员和剧社根据党的指示拒绝排演。演出之后,南方局支持文化界、戏剧界的进步力量予以抵制和批评,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对该剧的奖励并禁止上演。而陈立夫、张道藩、潘公展则公开出面为之辩护,因而围绕《野玫瑰》上演开展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是抗战时期文艺战线上的一场重要斗争。”[1](604)这段文字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且让我们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障,重新审视事件的来龙去脉。
关于《野玫瑰》的素材来源和创作动因,陈铨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坦白交代三问题”中,有过信实的说明。在当时,军事间谍剧本颇为盛行,如《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这不过是春天》(李健吾)、《女间谍》、《反间谍》(陶熊)等,都广受欢迎,特别是尤競(于伶)的《夜光杯》,对陈铨有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