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中的必然：《大秦帝国》的悲剧品格

李 衍 柱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偶然中的必然：《大秦帝国》的悲剧品格

李 衍 柱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大秦帝国》是一出威武雄壮有着阳刚之美的大悲剧。作家牢牢抓住偶然，并通过偶然的人物和事件，揭示出隐藏在历史生活中的必然。在对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的具体描写中，真实地历史地塑造出扶苏、蒙恬的悲剧性格和李斯性格的二重性。赵高的“秘密伞盖”集中暴露出秦法中尊王、反智、愚民的“黑洞”和秦帝国短命而亡的内在根由。小说体现了悲剧与喜剧的转换：中华民族将经过若干历史阶段，微笑着与自己的过去诀别。

《大秦帝国》；偶然；必然；悲剧品格；黑洞；喜剧

在大秦帝国崛起、发展和骤然灭亡的历史过程中，充满了悲剧性和喜剧性的人物与事件。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加以审视，大秦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演出的是一幕威武雄壮、漾溢着阳刚之美的大悲剧。如何将这出震烁古今的大悲剧转化成一出具有艺术魅力的历史文学大悲剧，这是任何一种文学艺术体裁（历史小说、历史文学剧本、影视文学剧本）创作中都会遇到而又必须解决的艺术难题。作家、艺术家的才、学、胆、识都会在解决这一艺术难题的过程中显示出来。孙皓晖在《大秦帝国》的创作实践中是如何认识和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对作者的认识和实践及其社会效果，我们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一生最佩服的作家是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他在总结司各特的创作经验时指出：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如果想取得丰硕的成果，就必须将它仔细研究。[1]（P258）

通过个别显示一般，通过偶然揭示必然，通过有限彰显出无限的意蕴，这是为中外无数文学艺术实践所证明了的一条基本的艺术规律。《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是深谙此道的。他在创作实践中，从大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种种行径中选择有价值的偶然，来构筑他的艺术大厦，这是他的艺术思维和写作方式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小说第六部《帝国烽烟》写大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政权变异、轰然倒塌时，尤为重视“偶然”的选择和描绘。作者自觉地认识到：“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一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2]（P419）

人类世界是由无数个别、特殊、偶然构成的。选择什么样的个别、什么样的特殊、什么样的偶然，来作为构筑艺术大厦的元素，这就看作家是否有艺术的“慧眼”，是否能牢牢抓住那些最能显示必然和无限的特殊、个别和偶然。歌德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3]（P10）列宁还特别强调作家、艺术家应从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及其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去把握个别、特殊和偶然的事件。他认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4]（P85－86）在《大秦帝国》第六部“帝国烽烟”的情节设计中，作者从纷乱变局的种种现象之中，重点抓住了二十个带有偶然性的事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有机的秦帝国走向灭亡的画卷。作者将这些导致秦帝国骤然崩溃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具体概括为：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阳，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八也。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九也。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也。

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一也。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继入狱，蒙恬被逼接受自杀，蒙毅被杀，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十九也。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也。[2]（P419－420）

虽然作者申明上述二十个偶然性，并非是指其无原因爆发，而是指恰恰在秦皇弥留前后爆发的突然性，但这并不能说明偶然性与必然性无关。

恩格斯说“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5]（P247）对《大秦帝国》中，作者叙说和描绘的二十个偶然事件，最终导致秦帝国灭亡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四大问题：一是皇权由谁来继承，为什么扶苏不但没有立为太子，还得到悲剧下场，而“白痴”胡亥反而当上了二世皇帝；二是赵高、李斯对秦法的叛逆和相互勾结、相互争斗，阴谋篡权，最终导致秦王朝覆灭；三是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与老秦人人口锐减失去对叛逆者的威慑力；四是蒙恬、蒙毅等著名军政大臣的被害。这四组偶然事件和因素，为作家创作大秦帝国的悲剧提供了丰富的矿床素材，使作家的艺术想像力可以在广阔的时空中纵横驰骋、自由飞翔，正是这些偶然构成了大秦帝国悲剧生成的基因。作家创作的难点和关键不在于选了这个或那个偶然事件与因素，而在于将这诸多偶然如何自然而然地结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又是如何透过这些偶然让读者领悟到其中隐蔽的必然和规律，领悟到作品所蕴含的悲剧之美和无言之美。

李泽厚先生指出：“历史的偶然一瞬间可以是一代人的几十年。从而通过这种种偶然去理解和把握必然，促使偶然更多地和更充分地体现历史前进的必然，……偶然和必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哲学的最高范畴，如同它们也是艺术和生活中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样。”[6]（P63）在大秦帝国的政权更递过程中，扶苏没有被正式立为太子储君，的确是历史的遗憾，也是秦始皇的一大心病。假如扶苏被立为太子、在秦始皇死后成为秦王朝的二世皇帝，那么秦国的历史甚至后来整个中国历史都需要重写。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扶苏不但没有被立为太子，反而被赵高、李斯伪造“遗诏”而被赐死。扶苏的死是大秦帝国历史中的最大悲剧。从形式上看，扶苏的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在这种偶然的背后却隐藏着历史的必然。解铃还需系铃人。扶苏的死这种历史的偶然，它的必然性还需从扶苏的父皇嬴政身上去找。

第一，扶苏，寄托着秦皇嬴政的希望。秦王朝建国伊始，秦始皇特意召见公子扶苏，听了扶苏关于民生改制和“中原百姓多有失田，须及早谋划应对之策”的建议后，十分高兴。面对这个“一身边军皮甲胄一领金丝黑斗篷”、“英挺雄武稳健端方”的长子，心头骤然一热，认为“这个儿子太像当年的自己了！”“嬴政皇帝第一次赞赏地拍了拍儿子的双肩，第一次放下了几乎永无休止的案头事务，第一次下令在书房设置了小宴，疲惫松弛地靠着坐榻与儿子攀谈起来”，一直叙谈到五更鸡鸣方散。旬日之后，扶苏在太庙举行了加冠大礼。始皇帝诏书曰：“自即日起，皇长子扶苏冠剑与政，会同丞相府行民生改制诸事。”①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5部（下卷），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44-846页。这一切，不仅表达了嬴政与扶苏的父子深情，同时也表明，秦皇嬴政对长子寄予厚望，扶苏距离正式立为太子只有一步之遥了。扶苏与张苍等人深入山东郡县实地调查买田富豪惊人的兼并土地、吞噬民田的黑幕，并向皇帝提出了“黔首自实田奏章”。对此，秦始皇对扶苏大加赞赏，说：“令天下黔首自报田亩，也算是前所未有的创举，理政能出新，便是兴盛气象，好！明日颁行这道诏书。”[7]（P851）秦始皇深爱扶苏，并从军事上、政务上多方锻炼、考验自己的儿子，促使他迅速成长。

第二，焚书坑儒事件，父与子出现尖锐的冲突，埋下了扶苏走向悲剧下场的种子。当扶苏在九原军营中得知经朝会议决，秦皇即将下诏坑杀涉案的四百余名儒生时，立即决定速回咸阳拟谏始皇帝废除坑儒案。虽经蒙恬劝阻和商议“保全公子无事”，扶苏还是回了咸阳。扶苏在秦皇生病发怒时私自回朝，一见面嬴政皇帝就狠狠掴了儿子一个耳光，“一口鲜血猛然喷溅而出”。秦皇吃了徐福给的“仙药”平静之后，又让儿子陈说自己的意见。扶苏当面直谏：

父皇明察：方今天下初定，首要大计在安定人心。人心安，天下定。儒家士子，一群文人而已，即或对大秦新政有所指责，无碍大局。大秦新政破天荒，天下心悦诚服，需要时日。只要儒生没有复辟之行，儿臣以为，可不处死罪。

当今儒生之言行，儿臣以为，大多出于其学.派怀旧复古之惰性，意在标榜儒家独步天下之气节而已。此等迂腐学子，认真与其计较，处死数百人，只会使六国贵族更有搅乱人心之口实，亦使民众惶惶不安。……即或决意治罪儒生，儿臣以为，莫若让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去修长城……坑杀之刑，儿臣以为太过了。”[7]（P933－934）（着重号引者加）

秦皇嬴政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是出于恨铁不成钢，不懂为政之道，不懂谋略之道，他作出坑儒的决定，是想听听朝野的反响。朝内胡毋敬等重臣反对。从儿子回来又看到统率30万大军的蒙恬虽不明言实际也是反对。现在加上自己最疼爱的儿子也反对，因此暴怒。他打了儿子，同时又下了诏书，说：“扶苏不明大势，不察大局，固执一己之见而搅扰国政，殊为迂阔！今授扶苏九原监军之职，当即离国就任，不奉诏不得还国！”[7]（P938）父与子的矛盾，赵高、李斯等朝臣无不知晓。父与子矛盾的性质是政见的根本分歧，用李斯的话说“大秦以法治国，公子却以善言乱法，此远离大秦新政之道也。”[7]（P938）秦皇嬴政内心中并未抛弃长公子扶苏，仍让他回九原任监军，继续锻炼考验。但此事对于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李斯来说，却是讳忌有加 。若真的将来扶苏立为太子，对他和他的家族来说那是有害无益的。秦皇嬴政与扶苏的矛盾使大秦帝国朝政中出现了深层次的二律背反现象。

正题：继续推行战时的秦法，实行焚书坑儒，对一切违犯秦法者，一律严惩不贷，这以秦始皇、李斯为代表。

反题：秦建国后,应对战时的秦法加以调整，关注民生，安定人心，休养生息，将以法治国与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取消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以扶苏为代表。

扶苏的政治见解和主张，是符合时代潮流与人民的意愿和迫切要求的，有益于巩固新生政权。作为儿子，他毫无反对父皇以法治国的既定国策之心，只是希望以安定民心为重，对现行的战争时期的秦法做些调整，实行“宽政”减赋。他反对“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也是完全符合那个“大争之世”的自由对话，百家争鸣的时代精神的。《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里指出：新君立国实行统治，“君主如果使自己的行为顺应时代精神，他就会治国顺利，反之，如果他的行为与时代精神不相符合，那么他就走向失败。”[8]（P127）在秦始皇主政时，始皇帝与扶苏虽有政见上的分歧，但并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在秦始皇一方，扶苏又是绝对忠于秦始皇、深爱他的父亲。因此秦皇坚持既定的以法治国的国策，对一切有违新生政权巩固的言论和行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实行“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有一定的合理性。扶苏的见解和主张虽然适应时代的发展，符合人民的要求，暂时也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践行。他也只好服从父皇的决定，他不能也无力推翻父皇已做出的“焚书坑儒”的决定。因此，467名儒生的悲剧下场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焚书坑儒”案的处理已孕育着扶苏命运的悲剧性。扶苏的命运有两种发展的可能：一种是秦皇健在，最终确立扶苏为太子，成为正式的储君，未来的二世皇帝。这种可能实际是存在的。自因“焚书坑儒”案发生的父与子的政见冲突以后，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响，促使嬴政皇帝对自己的新政，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思，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向着有利于扶苏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秦皇听取了郑国批评新政“创新有余，守常不足，大政有成，民生无本”[2]（P984）的意见后，他从内心里是赞同扶苏关于安定民心、关注民生的看法的。因此，他在最后一次大巡游的打算中，决意去九原亲自看看扶苏与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修筑长城、巩固边防的情况，看看扶苏的成长，以便最终确立太子。秦皇始终对扶苏寄予厚望，即是在他弥留之际，他最想见到的人不是别人，也是扶苏。最后不得不写遗嘱时，胸中的拟稿也是：“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会同大臣元老议决二世皇帝！”[2]（P1021）统领着三十万大军的蒙恬，与扶苏情同手足，朝夕相处，在他看来未来的皇位非扶苏莫属。扶苏遵遗嘱回咸阳主持始皇帝的丧礼，与元老们议二世皇帝问题，以扶苏在朝野的声望，元老们也会全力支持扶苏继位。其实这也正是秦皇的本意。

第三，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最终导致了扶苏的命运悲剧。历史的偶然恰恰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始皇帝在去九原途中，突然病重不起，结果连遗诏都未写完就归天而去。半截遗诏完全落入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的掌控之中。由始皇帝亲自策立扶苏为太子的谋划瞬息间化为泡影。始皇帝的遗诏直接送到九原扶苏手中也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这时，扶苏、蒙恬与赵高、李斯的矛盾，已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扶苏虽然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他与蒙恬对秦皇生死未卜的情势中，他们不能、也不可能断然奋起反对赵高、李斯。扶苏对秦皇的绝对忠诚、他的坦荡正直的性格也决定他不会起来夺取已被赵高、李斯掌控的秦王朝的政权。而赵高、李斯却在相互勾结，阴谋陷害扶苏、诛杀忠良。这样一来，历史现实很自然地“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9]（P560）正是这个悲剧性的冲突最终深化成扶苏、蒙恬的壮烈悲剧。扶苏未立为太子，形式上看似偶然，实际在这偶然中却隐藏着历史之必然。在《大秦帝国》中，孙皓晖精心选择和牢牢抓住扶苏未立太子这一历史的偶然，颇具匠心地编导出一幕幕秦帝国由兴到亡的大悲剧。

（二）赵高的“秘密伞盖”与秦法的“黑洞”

在《大秦帝国》情节发展逆转直下走向悲剧结局的过程中，赵高与李斯的异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作者认为：“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作这种偶然性的典型。以赵高的长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2]（P420）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本来是一直跟随始皇帝三十多年，百依百顺，无限忠于始皇帝的赵高，在始皇帝病死沙丘，尸骨未寒之际，瞬即变成了一个窥视皇位、阴谋篡改秦皇留下的残缺遗诏，并与李斯勾结、合谋杀害扶苏、蒙恬的野心家。赵高的变异难道仅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吗？在这种偶然性掩盖下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赵高的政治野心也绝不是空穴来风，自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客观的与主观的根由。我们评析《大秦帝国》自然不应回避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是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0]（P122－123）赵高是秦皇嬴政加冠亲政、平定嫪毐叛乱、统一六国、创建大秦帝国文明和五次大巡狩、沙丘病倒、留下残缺的遗诏的生命全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同时，他又是秦皇的眼睛、耳朵和打手。赵高奉秦皇密令亲自捕杀过赵姬与嫪毐的两个私生子；在攻灭邯郸后，又秘密杀光了当年欺侮过太后和少年嬴政的所有豪强家族和市井之徒；至于刺探权臣的隐秘、部署黑冰台的暗杀行径，更是不计其数。赵高个人的生命表现，是秦皇嬴政变法图强、以法治国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赵高的变异，是秦帝国社会生活孕育出的一个怪胎和畸形儿。正如作者在《大秦帝国》中所说，“赵高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具有突发转折性的黑恶休止符，潜藏着打开诸多文明暗箱的历史密码。”[2]（P345）

大秦帝国的崛起，始于商鞅变法。秦法的形成和实施，是古老的中国走向法治文明的第一步。但是，我们绝不能将2000多年前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依法治国的理论混同起来，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秦法的历史局限在哪里，秦法的“黑洞”在哪里？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秦始皇生前和死后赵高的变异，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发现和找到那把潜藏着的打开秦法文明暗箱历史密码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可以说赵高是秦法的艺术符号。如果说商鞅是秦法的璀璨光耀的符号，那么赵高则是秦法中的“黑恶休止符”。《大秦帝国》第六部第一章“权相变异”中，孙皓晖以艺术的慧眼发现和描写了赵高的“秘密伞盖”。打开这个“秘密伞盖”，我们就可窥见秦法的“黑洞”，领会秦帝国骤然间由兴到亡的全部秘密。作者写道：

在皇帝身边三十余年，赵高一丝一缕地明白了庙堂权力的无尽奥妙与艰难险危。即便在太阳炎炎最为清明的秦国庙堂，也有着一片片幽暗的角落。这一片片幽暗的角落，是人心最深处的种种恶欲，是权力交织处的种种纽结，是风暴来临时各方利害的冷酷搏杀，是重重帷幕后的深深隐秘。……赵高一生，始终活跃在幽暗的天地里。赵高精通秦法，却从来没有真正信奉过秦法。在赵高心目中，再森严整肃的法治，都由定法的君王操纵着；庙堂权力的最高点，正是一切律法的空白点。在巍巍矗立的帝国法治铁壁前，赵高看见了一丝特异的缝隙。这道特异的缝隙，是律法源头的脆弱——在所有的权力风暴中，只有最高的帝王权力是决定一切的；帝王能改变律法，律法却未必能改变帝王；只要帝王愿意改弦更张，即使森严如秦法也无能为力。为此，屡屡身负触法重罪的赵高要逃脱秦法的制裁，只有最大限度地靠近甚或掌控君王最高权力。赵高以毕生的阅历与见识，锤炼出了一顶特异的遮身伞盖。[2]（P23）（着重号引者加）

赵高在秦皇嬴政身边，以自己长期的体察，在秦帝国政权最高层（他称之为“秦国庙堂”），的确存在着一片片“幽暗的角落”，这是潜藏着权力的交织互斗与冷酷搏杀，在种种恶欲的驱使下，孕育着政治风暴的变幻。赵高精通秦法，但他并未认真执行过秦法。他发现秦法的“黑洞”不在别处，恰恰是在“庙堂权力的最高点”，即王权那里，而这也正是秦帝国“一切律法的空白点”。赵高亲眼看到，定法的帝王操纵着一切，决定着一切，又可改变着一切。法不过是帝王驾驭群臣、统治人民的工具。秦法与始皇帝的权力相比，不是法治高于帝治，而是帝治高于法治，大于法治。帝治就是人治，秦法的本质，归根到底，仍是人治高于法治。

始皇帝去世，大秦帝国的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赵高从庙堂的幽暗处，看到“一丝特异的缝隙”，迅即在他内心中的那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窥视最高权力的恶欲急剧地膨胀起来。“最大限度地靠近甚或掌控君王最高权力”，撑起了赵高内心深处的一顶“秘密伞盖”。作者在《大秦帝国》第六部第二章中，细致地描绘了赵高阴谋夺取皇位之政治野心的意识流向：

自沙丘宫风雨之夜李斯未开遗诏，一种突发的权力欲望便在赵高心头迅猛地滋生起来，到甘泉宫李斯进入符玺事所，赵高的宫变谋划已经清晰起来了。诸般事端不可思议地顺利，法治铁壁上的那道缝隙已经被赵高完全看清楚了——秦法虽然整肃森严，然则在作为律法源头的庙堂，却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也就是说，法治风暴的旋转轴心里，有一方法度无法制约的天地，这便是“成法立制，终决于人”的最高程式。也就是说，以皇帝为轴心的庙堂，是天下律法的源头；皇帝的意志，更是庙堂权力分配的源头。常人难以明白的奥秘，在久处幽冥心境的赵高眼里却越来越清晰：无论秦法多么森严整肃，可决定庙堂格局的权力却始终掌控在皇帝位阶，只要不急于改变诸如郡县制之类的涉及天下根基的大法，而只求庙堂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中，其斡旋余地是极大的。此间根基，便是夺取皇帝之位。[2]（P102－103）

赵高撑起的“秘密伞盖”，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把欺世盗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遮丑伞。在他看来，打着秦始皇的旗号，掌控最高皇位，是最安全、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阶位。因此，只有在这里，他才可以施展他的阴谋，一步步实现他夺取皇位的美梦。

赵高心中的“秘密伞盖”与他发现的秦帝国法治的“黑洞”（“一片片幽暗的角落”）是互为表里的。秦帝国“以法治国”的理念是由韩非明确提出的。他说：“故绳直而枉木斲，凖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11]（P41）在商鞅、韩非“以法治国”的理论、路线指引下，大秦帝国由弱到强，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同作者所说，“秦国法治及秦帝国法治，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2]（P405）它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但无可否认秦帝国的法治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也正是从这些局限性中，我们看到了秦法的“缝隙”与“空白”，发现了秦帝国法治天空中的幽暗的黑洞。秦法的历史局限最主要表现在尊王、反智、愚民三点上。

尊王。先秦的法家思想都是为帝王专制而设计的。它对统治者来讲，具有工具的价值。商鞅说：“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12]（P85）韩非又明确地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11]（P406）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韩非，尊王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君主本位论是其本质特征。

反智。反智论是秦法思想的特色。它是尊王论选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商鞅、韩非、李斯到秦始皇，都极力鼓吹和践行反智论。商鞅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辨。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前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12]（P45）他把礼乐《诗》《书》、修善、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视为“六虱”。认为有“六虱”，国必弱，“六虱成群，则民不用。”[12]（P118）韩非则说：“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11]（P406）韩非是一个极端的政治功利主义者，反对国人“修文学，习言谈”，力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11]（P482）他的结论是：“尽思虑，揣得失，智者之所难也；无思无虑，挈前言而责后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虑愚者之所易，以责智者之所难，故智虑不用而国治也。”[11]（P444-445）他甚至将当时社会上的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称之为“五蠹”，力主君王加以除之。

愚民。反智和愚民紧密相联。对于君主统治者来说，臣民越愚昧无知，越易于统治。在大秦帝国崛起兴亡过程中，尊王、反智、愚民总是相伴而行。商鞅说：“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12]（P11）“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12]（P70）尊王、反智、愚民是法家“以法治国”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韩非总结历代法家治国的经验教训，强调和发挥了商鞅的反智、愚民思想。他把法看作是君王统治之本，认为：“明君操权而上重，一政而国治，故法者，王之者也”（启雄按：明各本及日本本“者”亦均作“本”）[11]（P516）韩非不像古希腊的柏拉图那样，主张“哲王之治”，认为最高统治者必须是最爱智慧、最有智慧的哲人。在韩非看来，君王不必是有德行之人，“故不务德而务法”[11]（P500）；君王不必是有智慧的人，即是弱智、白痴一样成为君王，“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11]（P480）；君王不必是才德兼备的贤人，即是最低能、无能的平庸之辈，一样成为君王。“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去其智，绝其纯，下不所意。保吾所以经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11]（P30-31）有道的君王，应“远仁义，去智纯，服之以法。”[11]（P411）韩非认为在君主统治的国家中，应“无书简之文”，禁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11]（P495）韩非不仅不让国人读书学习、著书立说，百家争鸣，而且向皇上建议除掉以儒生为代表的“五蠹之民”。李斯、秦始皇完全赞同韩非的主张，并从实践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反智、愚民的政策。据《史记·李斯传》记载，李斯亲自上书始皇帝，曰：“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13]（P2546）“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13]（P2546-2547）经李斯策划、秦始皇批准制造的“焚书坑儒”案，将法家反智、愚民政策，永远钉在世界文明史的耻辱柱上。以“焚书坑儒”为标志，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民主开放的氛围，被文化专制主义所取代。

赵高是秦始皇时代社会生活的土壤培育出来的“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的异常人物。”[2]（P420）在始皇帝打天下的过程中，赵高是嬴政的忠诚卫士。他既是秦皇生命的保卫者、秦皇政令的颁布者，又是秦皇的耳目和打手。他亲眼目睹和见证了秦帝国“以法治国”取得的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他又亲身参与了秦法黑洞中的暗杀、密探等阴谋活动。推行秦法的一个半多世纪的社会实践，涌现出了商鞅、白起、蒙恬、扶苏等悲剧英雄；同时秦法留下的那一片片幽暗角落，又滋生出诸如嫪毐、闫乐等“毒驴”和豺狼。秦皇沙丘病逝出现的变异的赵高，形式上看他是历史的偶然，而本质上他则是地地道道的秦法黑洞中孕育出来的怪胎和畸形。

尊王、反智、愚民既是构成秦法黑洞的基石，又是撑起赵高发现的那把遮身“秘密伞盖”的三大支柱。对此赵高不仅烂熟于心，而且已有切身的体验。正是从这里，在始皇帝死后瞬即在他内心中萌发出一个更大的野心和希望、幻化出一个篡权夺取皇位的梦境。赵高自己明白，他从来没有将皇帝看作是任何一个个人，皇帝不过是国家权力最高阶位的符号。任何人只要掌控和登上皇帝宝座而拥有势位，他都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权力的格局，纵然是森严整肃的秦法也是无能为力、无法制约的。①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值得赵高庆幸的是虽然活的皇帝死了，但象征皇帝最高权力的“遗诏”却在自己掌控的“符玺事所”的“天子一号铜箱”之中。遗诏的公示于天下，将决定谁将登上皇帝的高位。更为赵高庆幸的是皇帝生前曾将第十八子胡亥交给他，做他的学生。不管胡亥是“猪脑子”，还是“白痴”，他都是一个潜在的准太子；只要遗诏如是说，胡亥即可成为秦二世皇帝。

赵高在他的“秘密伞盖”的遮掩下，阴谋篡权夺皇位的三部曲的第一部是改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皇位。始皇帝弥留之际内心中想了两个问题：一是一定得给扶苏留下一道诏书；二是诏书由谁发送九原扶苏。是李斯还是赵高？想来想去认为李斯不太可靠，私心太重，身后出现政局突变，最大的可能性在李斯身上。中车府令赵高可靠吗？三十多年来还未发现赵高不忠于自己的行为。因此决定将诏书交赵高发出，而后再会知李斯，让赵高作为一个万一李斯异变的制约因素。但秦皇心里还是不踏实，又以微弱的声音，睁开眼睛问赵高：

“赵高，你是大秦之忠臣么？”皇帝的声音带着显然的肃杀。

“陛下！小高子随侍陛下三十六年，犹猎犬一般为陛下所用，焉能不忠！大秦新政，小高子也有些许血汗，焉能不忠！小高子若有二心，天诛地灭！”赵高脸色苍白大汗淋漓，话语却是异常利落。

“好。朕要书写遗诏。”皇帝喘息着，艰难地说着，“诏成之后，你封存于符玺密室。朕一旦去了，即刻飞送九原扶苏……明白么？”

“小高子明白！”

“赵高若得欺天，九族俱灭。”[7]（P1021-1022）

秦皇要给扶苏的遗诏，写什么内容呢？小说中作者对弥留之际的嬴政的心理活动作了具体而又细致的描述：“诏书还是不宜明写立储。毕竟，扶苏的宽政主张与大臣们的分歧仍在，若未经皇帝大朝议决而独断立储，将给扶苏日后造成诸多不便。嬴政确信，以扶苏的人望以及自己平素的期许，扶苏若回咸阳主持大丧，朝臣一定会拥立扶苏为国君。那么，这道诏书只要使扶苏能够奉诏回到咸阳即可。想想，对了，这般写法！几行大字电光般闪烁在嬴政心头——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会同大臣元老议立二世皇帝！”[7]（P1021）公元前210年7月22日嬴政只写了半截诏书，突然倒下病逝。

秦皇的遗诏写给谁，写了些什么内容，遗诏交给谁又放在哪里？只有赵高一人知晓。皇帝死后，君权最高的象征——遗诏，实际已为赵高所有。赵高心里明白，秦皇真心喜欢的是扶苏，遗诏给扶苏，并让他回咸阳主持大葬，召开朝会决定由谁来继承皇位，实际是想按秦法的程序来确定拥立扶苏为二世皇帝。遗诏虽然是残诏断句，但若直接送到九原扶苏手中，扶苏回咸阳主葬，庙堂政局，就会完全倾向在扶苏一边，扶苏继二世皇帝之位，确信无疑。这样一来赵高心中构建的篡权夺皇位的美梦，立即就会化为泡影。

谙熟秦法黑洞的赵高，秦皇一死他就把向秦皇立下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他的心中想着的是：既然皇帝已死，皇帝的遗诏写给谁、写了些什么，都是由我赵高说了算。谋取皇位的第一步，就应从篡改遗诏开始。

要篡改遗诏不能绕过总揽国政实权的丞相李斯。赵高深知李斯的为人，“此人以利己为本，善变无情”。要说动他，拉他合谋，就必须以开启遗诏为由，阐明若扶苏继位对他的危害，表现出一心为李斯设谋、为李斯未来的权位和家族利益着想的样子，最终达到拉李斯与自己合谋篡改遗诏的目的。①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赵高与李斯都懂得篡改遗诏是对秦始皇和秦法的彻底背叛。李斯本来是“位极人臣的法家大才，是帝国广厦的栋梁，是天下最有资望与权势的强臣，……丞相之职，通侯之爵，举家与皇帝多重联姻”[2]（P24）。长子李由的媳妇是始皇帝的公主，自己的女儿又经皇室举荐成为胡亥的夫人。这样一个一直处于秦帝国政权的核心人物，怎么会在赵高的“秘密伞盖”下与赵高合谋干起篡改遗诏的罪恶勾当呢？始皇帝病逝李斯为什么秘不发丧、向臣民隐瞒实情？为什么他不要赵高当即公示皇帝的遗诏，并立即派特使将遗诏以最快的方式送往九原，要扶苏立即回朝主持皇帝的葬礼？这一切使赵高看透了李斯心中的恶欲，抓住了李斯内心深处的隐密。李斯最怕的是扶苏继位。一旦扶苏立太子、继皇位，他不仅前功尽弃，而且未来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权势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都将陷入极端危险以至覆灭的境地。为了保全和发展自己的权位，维护自己家族的私利，李斯最终走进了赵高的“秘密伞盖”，陷入了赵高阴谋篡权夺位的圈套，充当了赵高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马前卒。

胡亥是始皇帝最小的儿子。自从始皇帝将这个少子交给赵高带的那一天起，赵高遮身的“秘密伞盖”就有了支撑点，他处心积虑在胡亥身上打主意。赵高明白，胡亥在秦皇眼中不过是一个“金玉其外，实木其中”的荷花公子，是一个有着“猪脑子”一般的超弱智少年。赵高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蠢猪似的皇子，这样一切都可任他摆布和控制。赵高多年来从未教胡亥去读圣贤的经典，他以最严厉的督导方式教给了胡亥两样本领：一是通晓秦法，一是皇帝风范。令赵高大大出乎意料的是，胡亥并没有认真去修习始皇帝的品性与才具，却将始皇帝的言谈举止模仿得惟妙惟肖，连声音语调都惊人得相似。②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正是这样一个低能儿而又具有模仿才能的皇子，寄托着赵高的全部希望。胡亥是赵高生命归宿的根基和依托。始皇帝死后，赵高挟制李斯篡改遗诏的核心是要拥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始皇帝留下的给扶苏的未写完的遗诏是：“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2]（P34）

此诏确属残诏：“其一，给何人下诏，不明；其二，全部遗愿，未完；其三，未用印玺，不成正式。”[2]（P50）在正常情况下，依据秦法，此等残诏素来不发。这一残诏，给赵高、李斯篡改遗诏留下很大空间。赵高完全隐瞒了始皇帝生前向他作的交代，即诏书是给扶苏的，要他立即发往九原扶苏之手。相反，他却大吹胡亥的“才干”，说明胡亥继位对李斯的生命攸关的意义。就是这样，在赵高授意下，李斯背叛了作为秦法的设计者与践行者的初衷，用篆书模仿秦王的手迹，将残诏改成：“朕之皇子，唯少皇子胡亥秉持秦政，笃行秦法，敬士重贤，诸子未有及者也，可以为嗣……朕后，李斯诸臣朝会拥立胡亥为太子，发丧之斯着即继位，为二世皇帝…… ”[2]（P62）

其实李斯同赵高一样，也是打着始皇帝的招牌，行阴谋篡改遗诏的罪恶。李斯先是伪造了一个始皇帝给自己的遗诏：“朕若不测，李斯顾命善后，朝会，启朕遗诏安国。诏书完毕。”[2]（P57）李斯摹仿始皇帝的笔迹，被篡改和伪造的遗诏，连蒙毅等朝日与始皇帝相处的重臣，都信以为真。在朝会上，李斯听了冯劫宣读完遗诏后，又拜倒在地，大声恸哭，其他大臣也随之跟着恸哭。李斯称“老夫认命矣！”随后他便以顾命大臣之身宣示：朝会议决，拥立少皇子胡亥为大秦太子，返咸阳后即位为帝！③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4页。作者在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李斯的假戏真做、拥立胡亥为秦二世皇帝的丑剧。

赵高在他的“秘密伞盖”遮掩下，阴谋篡夺皇位三部曲的第二部是诬陷和杀害扶苏、蒙恬及其他国家栋梁之材，扫清一切障碍。为使胡亥顺利登基成为秦二世皇帝，赵高告知李斯：“目下急务，便是清除另一个潜在太子及其朋党！否则，乾坤仍有可能反转。”[2]（P67）这个潜在太子及其朋党，指的就是扶苏、蒙恬及其他统领九原三十万大军的将领。李斯清楚：“以扶苏的资质与历练，以扶苏的秉性与人品，以扶苏的声望与才具，都堪称历史罕见的雄主储君”[2]（P69）。蒙恬更不用说，少年时代就是李斯、韩非的同窗好友，共师荀子门下。“当年，李斯能以吕不韦门客之身而被秦王重用，蒙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P69）李斯也明白，始皇帝的希望和寄托完全在扶苏身上，始皇帝留下的残诏不是给别人，就是给扶苏和蒙恬的。任何人要背叛始皇帝和秦帝国的基业，最大的障碍和敌人就是扶苏和蒙恬。然而，胡亥要登基，赵高、李斯要实行其阴谋和野心，首先就必须除掉扶苏与蒙恬。最终李斯还是屈从于赵高。在赵高撑起的“秘密伞盖”遮掩下，公然伪造出始皇帝的第二道遗诏，授予所立储君胡亥，由新太子启诏实行。李斯又以摹仿秦皇的篆书手写体，伪造出了一个颠倒黑白、杀害扶苏、蒙恬的遗诏：“朕巡天下，制六国复辟，惩不法兼并，劳国事以安秦政。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朕之所为。扶苏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安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兵，属裨将王离。始皇帝三十七年秋。[2]（P73-74）赵高派自己的鹰犬和打手闫乐去九原下诏给扶苏，“赐剑自裁”并逼杀蒙恬。接着赵高又以“诸公子联结皇城内官，欲图里应外合作乱”[2]（P153）为由，将在宫廷中的其余十几位皇子公主一律处死，以绝后患。后又伪造始皇帝假诏解散黑冰台，致使姚贾以断舌、刮面、自缢三桩最酷烈的刑罚处置了自己。顿弱在逃离时怒斥赵高、李斯、胡亥为“国之奸宄”，“他日若有利器，必取三贼首级以谢天下！”①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163页。倏忽一年之间，郑国、胡毋敬饮酒自尽，杨端和、辛胜等大将之臣，一个个悲惨而死，始皇帝开拓的大秦新政顿时土崩瓦解！

赵高在他的“秘密伞盖”遮掩下，阴谋篡权夺皇位三部曲的第三部则是除李斯、杀胡亥，登丞相宝座、盼皇位登基。赵高要实现他的篡权夺皇位的阴谋，在杀害了扶苏、蒙恬等军政大臣之后，最大的障碍无疑是丞相李斯。当胡亥成为秦二世时，赵高再打始皇帝的“秘密伞盖”已失去效用，由他完全掌控、任意把玩于手心中的胡亥帝，则成了他唯一的保护伞。赵高充分利用胡亥这把保护伞，采取了一系列阴险、狡猾的手段，最终置李斯于死地。先是设圈套，特意安排李斯在胡亥淫乐时段一次再次地去滋扰进谏，从而使胡亥对李斯大为恼怒。接着又诬告李斯“欲图裂地而王”，说李斯通过身居三川郡守的长子李由与陈胜等“匪盗”有文书来往，犯有杀头的通盗罪！②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253页。在赵高派密探去三川郡欲杀李由的阴谋败露以后，李斯联合冯劫、冯去疾又上书弹劾赵高。赵高更是恨之入骨，在胡亥面前进一步诬告李斯，说“丞相之攻讦老臣，掩人耳目而已。”李斯的目的是要“弑君夺位”。昏庸的胡亥，完全听任赵高的教唆，随即下旨，将李斯、冯劫、冯去疾逮捕入狱，完全交赵高处置。二冯在闫乐军马缉拿时愤然自刎而死。李斯在狱中受尽屈辱与酷刑的折磨，同时也传来李由被项羽所杀、儿媳自刎的噩讯。在狱中他以反讽的笔法写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认罪书，为自己辨冤。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辨，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13]（P2561）

作为秦法的设计师和执行者的李斯，秦法中的“尊王”内涵，可以说渗透到李斯的骨髓，流淌在他的血液中。直到死到临头，他仍然对绝智、昏庸、腐败糜烂的胡亥二世皇帝，抱有幻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但赵高根本不予理会李斯将其一生为帝国立下的七大功业作为罪行的“认罪书”，只把李斯写下的“斯认罪伏法，无冤可陈”九个大字报知胡亥。见到李斯亲署的“认罪书”，胡亥十分惊讶，特别感谢赵高，认为若没有赵高这样的“忠臣”，“朕几乎被丞相所卖”，遂将李斯案交赵高全权处置。赵高对李斯实行亘古未闻的“五刑”（墨刑、劓刑、腓刑、宫刑、腰斩），并将李斯三族有关联的亲属一千余人一律处死。③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267页。确如作者所说，“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政治家。其悲剧根基，在于其天赋精神的两重性：既奉烈烈大争之信念，又埋幽幽性恶之私欲。……真正的悲剧在于：寸心煎熬之下，李斯终未能恢复法家名士当有的烈烈雄风，而对下作昏聩的君主始终存有无尽的奢望，对奸险阴毒的凶徒始终没有清醒的决断，以致最终以最屈辱的非刑被杀戮。”[2]（P267）李斯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秦法的悲剧。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秦法的正面、光明面，同时在他身上也集中地反映了秦法的负面、阴暗面。秦法中的尊王、反智、愚民的历史黑洞，李斯自始至终深陷于其中。李斯的悲剧的二重性在于：一是他的思想性格本身的悲剧；二是李斯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的悲剧。前者作者在小说中已作了细致的多方面的描写和展示，后者作者揭示的还远未到位。李斯从他与赵高合谋篡改始皇帝遗诏杀害扶苏那时起，已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当着李斯发现赵高的阴谋，也深知胡亥的昏庸与残暴，“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作宫室厚赋天下而不爱其费！”[2]（P261）李斯作为秦帝国的丞相本人，恰恰是导致这样一个昏君登基称帝的罪魁恶首。以胡亥、赵高为首的秦二世政权，已成为一个反人民的腐败透顶的反动政权，它已完全背叛了始皇帝开创的华夏文明传统，致使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这时在李斯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不推翻胡亥、赵高的政权，而甘向胡亥低头认罪，任赵高蹂躏残害致死；一是与农民军结合，推翻秦二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李斯最终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其实他没有也不可能选择与农民军结合的道路，才是产生李斯的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尽管赵高也以李斯的长子李由与农民起义军有书信来往的“通匪”罪名责问李斯，但在《大秦帝国》中，作者并未更具体地或以农民起义为广阔的社会背景描绘出李斯、李由的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在这方面作者还大有施展才能的空间。

赵高残害李斯，扫除了他篡权夺皇位的最大障碍。使他得意的是：“自己身为一个最下贱的阉人内侍，非但成功侍奉了超迈古今的第一个皇帝，得到了接近列侯的高爵，更将第二个皇帝戏弄于股掌之间轻松自如，将满朝大臣罗织于阴谋之中游刃有余。自此开始，赵高已经分明嗅到了举步可及的至高权力的诱人气息。”[2]（P270）在他的走狗爪牙山呼万唤要拥立他称王称帝的情势下，他宣布：“尔等都给老夫听着，要想好生计好日月，得一步一步来。老夫固然甚都能做，甚都可做，然皇帝尚在，老夫便得先做丞相，只在名号上改它一番，叫做中丞相便是。此乃实权进三步，名号进半步，既不叫皇帝与残存对手刺耳，又教人不能忘记。再过些许日子，再另当别论也。”[2]（P270）赵高谋取皇位的第一步，是逼宫，要胡亥下诏登基拜相。当即，“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13]（P2562）这时，庙堂的实权在手，赵高已不需要什么“秘密伞盖”遮身。胡亥这个赵高精心培育出的白痴皇帝，不仅已毫无利用的价值，反而成了自己登基的绊脚石。踢开绊脚石，杀掉胡亥，成了赵高实现其夺皇位的最后一步。赵高杀胡亥演出了一幕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嫁祸于人的闹剧。胡亥，这个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个极端愚顽、智能低下、昏庸淫乱的皇帝，在赵高、闫乐、赵成发动的突然兵变中，昏昏噩噩用短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①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76页。

胡亥是秦法黑洞中的“尊王”、“反智”、“愚民”三元素凝结而成的一个怪胎。胡亥的死，终于使赵高用以遮身的“秘密伞盖”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三）悲剧与喜剧的转换：中华民族将微笑着与自己的过去诀别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4]（P192-193）我们说李斯是一个悲剧典型人物，就在于《大秦帝国》具体生动地展示出李斯在秦帝国变法图强、一统华夏和“以法治国”、创建中华文明过程中的丰功伟业的同时，又深刻地从李斯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人性的私欲等方面，真实地描绘出了李斯是如何从一个秦法的设计师突变成为一个秦法的叛逆者和秦帝国的掘墓人。小说将李斯身上本来闪耀着光辉的、有价值的、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激起读者的敬畏、恐惧、怜悯之情与心灵的巨大震撼。大秦帝国从其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来看，是一出悲壮激越的英雄史诗；从其短命而亡的发展结局来看，又是一出世界性的大悲剧。别林斯基指出：“悲剧是诗的太阳的回归线，当诗走到悲剧的时候，就达到了自己行程的顶点，进入喜剧时已经是下行了。”[15]（P187）《大秦帝国》的情节发展中，嬴政皇帝的死可以看作为秦帝国“太阳的回归线”的起点；而扶苏的惨死则是秦帝国的“太阳的回归线”行程的顶点；李斯的死标志着秦帝国“太阳的回归线”达到了自己行程的终点，由此开始秦帝国急剧地进入了喜剧下行线。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悲和喜往往是相伴而行，悲剧和喜剧在历史进程中也会相互转化。大秦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的最后一幕，作者以嘲讽的笔法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赵高登基称帝的丑剧。这是《大秦帝国》整个悲剧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喜剧插曲。胡亥死后，赵高紧锣密鼓筹划登基称帝。赵高的黄粱美梦指日内就可成为现实，“赵始皇帝，即帝位——！”[2]（P336）然而上天似乎在捉弄赵高。司马迁曾作了这样的记载：赵高“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帝，授之玺。”[13]（P2562）《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依据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充分驰骋自己的想像力，细致地将赵高登基的过程作了描绘：

钟鸣乐动了。赵高拂开小心翼翼守候在两边的闫乐赵成，正了正那顶颇显沉重的天.平冠，双手捧起了皇帝玉玺，迈上了帝座下的九级白玉红毡阶。……

噫！坚实的阶梯突然虚空，脚下无处着力一脚踩空，赵高陡地一个踉跄，几乎栽倒在第二级白玉阶上。喘息站定，稳神一看，脚下台阶却分明依旧。赵高咬牙静神，举步踏上了第三阶。不可思议地，脚下石阶突然再度塌陷，竟似地裂无二，赵高惊恐一呼，噗地跪.倒于阶梯之上。殿中的新贵大臣们人人惊愕恐惧，梦魇般张大了嘴巴却不能出声。强毅阴狠的赵高恼羞成怒了，霍地站起，大踏步抬脚踩上了第四级白玉红毡阶。瞬息之间，轰隆隆异声似从地底滚出，白玉阶轰然塌陷，一条地缝般的深涧横生脚下，一阵飓风陡地从涧中呼啸而出，皇帝印玺顿时没了踪迹，赵高也扑倒在阶梯石坎满脸鲜血……[2](P336-337（)着重号引者加）

赵高阴谋杀害了扶苏、蒙恬和李斯之后，使大秦帝国的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占据在秦帝国政治舞台上的是一群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历史的丑角。赵高想当皇帝，历史给以这个“阉人、巨恶”以无情的嘲讽。他每向皇权高位登上一个台阶，脚下立即塌陷虚空，一而再，再而三，最后一次，竟然出现“一条地缝般的深涧横生脚下，一阵飓风陡地从涧中呼啸而出，皇帝印玺顿时没了踪迹”，扑倒在白玉阶梯石坎上的赵高，带着满脸鲜血突然发现自己想当“赵始皇帝”，原来只是一个黄粱噩梦！“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如，乃诏始皇帝，授之玺。”这即是说，赵高阴谋篡权夺位的种种罪恶行径，连他自己也明白，朝野反对，天地不容。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已完全放弃了灭秦为王的幻想。就在他已诏始皇帝的族弟子婴继位的同时，他还曾派密使与刘邦会通，拟割地为王、里应外合共同灭秦。对此刘邦原本不予理会，大笑曰：“鼠窃狗盗，与赵高为伍，惭愧惭愧！”①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47页。最终赵高连同他的爪牙、他私封的三公九卿，统统被子婴所灭。

亚里士多德说过，“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16]（P16）喜剧的基本特点，是在笑声中将这些“比较坏的人”的种种丑恶行径大白于天下，在读者和观众面前还其历史丑角的本来面貌。《大秦帝国》描写的赵高篡权夺皇位的皇帝梦破灭的场景，使我们在笑声中看清这个阴谋家、野心家的丑态和原形。

赵高的篡权夺位阴谋的萌发、形成、发展和破灭，充分暴露了秦法践行过程中出现的“缝隙”与黑洞。赵高皇帝梦的破灭，同样也标志着秦法中的“尊王、反智、愚民”理念的破灭。秦法放射出的璀璨光辉与暴露出的黑洞都属于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它都会在不同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

大秦帝国生存、发展、崛起与灭亡的历史，是惊天动地、充满了崇高美的大悲剧。如孙皓晖所说，嬴秦族的老秦人世世代代生存下来实在是太苦了，熬过了夏，熬过了商，熬过了西周，在漫漫岁月中多少次几欲灭种矣！自东周成为诸侯，在起落沉浮的时代大潮中，“危难与荣耀交错，牺牲与屈辱并存”，涌现出了无数的悲剧英雄。“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商鞅变法，惕厉奋进，征战南北，一统华夏，烨烨雷电，革旧鼎新，万里长城，雄风烈烈，大秦帝国光焰万丈，彪炳世界文明史册。②参见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然则由于秦法固有的缝隙和黑洞，致使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的阴谋得逞。杀扶苏、立白痴，摧栋梁、篡权夺位。大秦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了，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悲剧出现了！

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向前，有回流，有曲折，也有回光返照。子婴继秦帝国皇位后，他虽诛杀了赵高及其叛国集体的头目，但他已无力回天。“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17]（P275）在《大秦帝国》中，作者形象具体地描写了子婴向汉王刘邦投降的过程。“当布衣散发的子婴系颈以组，将天子六玺高高捧于头顶，一步步向刘邦战车前走来时，刘邦大笑了……”。[2]（P355）秦帝国正是在刘邦的大笑声中走向了死亡。从此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8]（P584）大秦帝国崛起、兴亡的悲壮历史的最后一幕，是赵高篡权夺位的喜剧插曲，他妄图建立“赵始皇帝”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马克思说：“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性地因伤致死的希腊诸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性地重死一次。历史竟有这样的进程！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18]（P5-6）

人类历史的发展，如人的基因构成，它是以无数螺旋式圆圈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历史从看不见的一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飞行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像耀眼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不时擦过它的旧路程，又不时穿过旧路程。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无限。”[19]（P32）人类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过程中，面对的是数不清的灾难和风暴，历史的悲剧和喜剧必将频繁地互动、反复地出现。只有当人类真正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P294）的理想社会，人类才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大秦帝国的崛起与兴亡，在中华文明史上划出了一个光焰四射的圆圈，它的光，照耀着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激励着中国人民跨过无数急流险滩，奔向自由、民主、和谐、幸福的“大同”世界！

[1][法]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艺[M].袁树仁,赵克非,黄晋凯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孙皓晖.大秦帝国:第6部[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3][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李泽厚.探寻语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7]孙皓晖.大秦帝国:第5部下卷[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8][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王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9]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梁启雄.韩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石磊.商君书·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司马迁.史记（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梁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1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A].罗念生译.诗学·诗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7]司马迁.史记（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恩格斯.时代的倒退征兆[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Necessity in Contingency: The Tragic Nature ofThe Great Qin Empire

LI Yan-zhu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The Great Qin Empireis a magnificent tragedy with masculine beauty.Contingency is the greatest fictionist.The author firmly grasps the contingency and reveals the necessity hidden in the historical life through contingent figures and events.In the specific description of the tragic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cessary demand of history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such a demamd,he realistically and historically depicts the tragic characters of Fu Su and Meng Tian, as well as the duality of Li Si’s personality.Zhao Gao’s“secret umbrella”intensively exposes the black holes in the law of the Qin Dynasty—royalism, anti-intelligence and obscurantism, along with the internal cause of the Qin Empire’s swift perishment.It is a transition between tragedy and comedy.The Chinese nation will go thr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smiling say goodbye to her past.

The Great Qin Empire; contingency; necessity; tragic character; black hole; comedy

I206

A

1005-7110（2011）03-0069-12

2010-12-26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阶段性成果。

李衍柱（1934-），男，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美学研究、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冯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