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东亚视野
——评《从鲁迅到老舍——兼及东亚的视野》

房 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东亚视野
——评《从鲁迅到老舍——兼及东亚的视野》

房 伟

“东亚文化视野”是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其关键之处在于，走出单一的中国视阈，摆脱“中国/西方”二元化想象，在更多元的地域文化维度，思考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轨迹，进而反思中国近现代以来形成的现代焦虑。这些年来，从东亚视野探讨中国文学的文章和专著不少，魏韶华等著《从鲁迅到老舍—兼及东亚的视野》[1]就是近期探讨这一问题的一部学术力作。他独具慧眼地以“鲁迅与老舍”为个案着眼点，不但分析论证两位作家思想和艺术价值独特的“中国现代性”对于东亚问题的参考意义，而且在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梳理并思考了中国文学现代进程中的另一种文学史思路。这种文学史的学术思路，符合魏韶华自己独特的文学史观，即客观知识与感性知识的二分法，既能彰显出文学史的客观存在，又能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理解的个性化与感性化。魏先生的这种独特的文学史思维和具体的文本阐释，都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富有创新性的成果，值得学界思考与重视。

著作上编是有关鲁迅和东亚的研究。以《鲁迅留学日本时期的思想原论》与《鲁迅早期个人主义思想的缘起及其东亚价值》最具代表性。鲁迅的早期思想，是鲁迅研究的热点，而其早期思想原点，其个人主义思想的价值，还在于其相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宏大意识的另类参考价值。考察民族国家叙事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形成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孙中山、蔡锷、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实践者，还是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学者和作家，“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群体意识，很大程度上都是作为凌驾个体之上的首要价值而被推崇的。而其他诸如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想主张，则都必须服从于这个前提之下。其实，西方民族国家之所以成立，其“个

体独立性”却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前提。在陈独秀和梁启超、杜亚泉等学者对民族国家思想的早期译介中，对此其实也并非不知。然而，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命运，也即很多后发现代的东亚国家（如日本和朝鲜）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在于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谁为优先的问题。历史的境遇，使得他们大部分以群体为尊，以民族国家独立强大为最大任务。然而，历史的悖论在于，以群体压制个体而形成的泛东亚式的后发现代的民族国家模式，一方面，很容易使得“大一统”、“神道”等类似的前现代性的专制思维的死魂灵，以改头换面的“新洋装”再次复活，从而悖离现代性的初衷，将现代性变成四不像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搞不顺畅，更容易造成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的错位，既无法完成传统的扬弃性继承。对此，魏韶华准确地看到了鲁迅式个人主义对东亚的价值所在。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尊个性而张精神”、“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等等说法，都在表明鲁迅是首先在文化个体的物质和精神独立自由的基础上来理解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在鲁迅看来，只有坚定地站在强大的精神和物质个体的树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国家的富强，实现东亚的觉醒。魏韶华所言的鲁迅的这种个体价值的东亚参考性，无疑是当今“东亚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和前提。我们的东亚学研究，绝不能成为“树祖宗牌位”的亡灵复活的巫术，也不能仅成为东亚话语权力秩序再分配合法性的知识考古，而是应该以东亚的文学和思想的摹本为坐标，重新思考现代性道路的方向和未来。例如，“竹内鲁迅学”的意义，在于将亚洲和中国作为切入日本文化和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在竹内看来，鲁迅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回心文化”，真正将外来文化的冲击化为内在主体的变化。对此，丸山真男也有过类似解说。同时，鲁迅反抗绝望的怀疑态度，不仅赋予了主体探索的深度，而且赋予了劣势文化处于现代性压力的被动现代化过程中主体建设的强度，这正是战后日本所急需的精神资源。然而，在竹内看来，鲁迅依然是反省日本的“近代的超克”，其东亚性价值也只是一个方面。而魏韶华对于韩国退溪学复兴，以及东亚儒学复兴等问题的深刻思考，都显现了他考察东亚问题的一贯思路。其实，鲁迅的这种对后发现代的东亚国家的个体独立价值的探索，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有非凡的现实意义。20世纪90年代对于个体性价值的探索，就有着鲁迅式个体自由价值的影响。真正的个体价值，不但是物质的丰裕，更是精神独立思考的理性能力的确认。

在著作下编，魏韶华讨论了“老舍文学”的日本形象，以及《大地龙蛇》中的老舍的“东亚想象”问题。如果说，鲁迅的东亚学价值在于，创造一种根植于批判传统的“个体独立”的“否定的东亚现代性”，那么，老舍则偏重于在“继承传统”之上的“肯定的东亚现代性”。在下编中，魏韶华对老舍笔下的各色日本人，例如，军人，学者，教员，女人和孩子，失败者等形象，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认为老舍对日本形象的认识是建立在文化学基础上的，且存在批判和肯定的复杂眼光。老舍更多的看到群体主义下的伦理观和道德观的合法性与现代可转化性。而在《大地龙蛇》中的老舍的东亚想象，则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人道精神的继承。魏韶华这样写道：“他越来越意识到，现代文化建设并不是仅仅通过简单地否定性思维所能够完成的，你必须承认文化传统本身的力量和改造基础。这是一种充满文化建设意识的文化综合。”[1]（P252）应该说，魏韶华选择从老舍作为另一视角切入东亚现代性问题，是非常有眼光的。老舍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对于本国文化传统中的弊病，有着毫不留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因子，则展现出了真诚的爱戴和拥护。应该说，老舍的文学思维，也是另一种中国的现代性，却同样具有鲁迅所说的“白心”能力。他根植于传统的改造与继承，既能对鲁迅式现代性进行某种程度的平衡，也能因此找到传统的现代化的另一种道路。正如魏韶华所说：“我大学时代的学位论文是老舍，但后来很长时间我都被鲁迅的精神世界所深深牵引，他游走在诗和哲学之间、病态与常态之间的刀锋，他的冷厉与老舍的温和在我的意识中产生了制衡。”[1]（P290）所谓和谐思想和人道精神，也并不是一种盲目推崇国粹的狭隘，而呈现出痛苦自省基础上的提升与超越——从这个思路上来看，鲁迅和老舍的文化选择和文学理路，也存在很多相同之处，不过对于传统，一个重在反叛，一个重在正面建构，而对于西方，则一个重在学习，一个重在扬弃。他们的思想之根本，却都是立足中国后发现代的文化现实，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富强找到新的出路。由此，这两位中国作家，也就成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东亚价值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坐标。

当然，尽管该书是一本很好的学术著作，但也还存在继续探讨的可能性。例如，对鲁迅思维中的虚无主义与老舍文学中的调和主义，对东亚文化建设的负面意义的思考，对其他东亚国家中的鲁迅形象和老舍形象的双重坐标意义，都还有待探讨。如能对更广泛视野下的中国作家，例如沈从文、张爱玲等的东亚文化意义进行深层次探索，也许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同时，东亚的现代化，是否等于中国文化的重新中心化？如果是，那么这种思想和文化倾向，是否值得我们反思？

[1] 魏韶华.从鲁迅到老舍—兼及东亚的视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