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政治哲学的语言特色
——读《马克思的幽灵》①

张涵

德里达政治哲学的语言特色
——读《马克思的幽灵》①

张涵

一、语言的隐喻、比喻和转喻展现着生动的文风

二○○四年德里达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如果说，我创建了我的文字，我会把它变成一种无尽的革命。在每一种处境中，都必须创立一种展示的模式，发明特殊事件的法则，关注被设定或被欲求的方向。同时，必须说明，这种文字会限定读者，读者将学会阅读（经历）文字，懂得此外，这在习惯上是不容易被接受的。人们希望它能再生，被别样地规定：比如，这些没有融合的诗歌在哲学上面的嫁接，或某些语言的换喻、不定和技巧的用法——很多人在模糊阅读，而对纯粹逻辑必然性一无所知。”

这是德里达，他创建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打破了像许多学者那样的“大话式”的宏伟叙事，他挥洒自如地玩弄着文字游戏，是一个“喜欢用反常的句式和表达来造成后现代文本效果的哲学家”。②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7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初读《马克思的幽灵》，他的口头语式的游戏语言似乎会让你觉得轻松，然而，越往下读你越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去思考，而且阅读他的文字不但不会因为他的游戏式语言文字而感觉轻松，相反你必须边读边认真地思考他的文字，确切地说是经历他的文字。如果仅仅是经历文字的话，你还是可以跟随他的语言文字的步伐前行，可是作为西方一代解构主义大师的德里达，他的文字中似乎跳跃着一个个活的灵魂，各种文本穿梭互用，不同的概念，信手拈来，在他手里就像一个熟练的杂技演员，令人眼花缭乱地在活动中被巧妙地串成一体。如此看来德里达不是在写他的文字，而是在“生活着”他的文字，“他的文风中所展现的，是他的生活方式”。③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第484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除此之外，读德里达需要特别丰富的背景知识，譬如政治批判、翻译、语言、哲学史、历史政治、现象学、社会、文化批判等，开始阅读时感觉他就是在东拉西扯地讲一种他学术圈子里的话，更进一步来说，他是在讲他自己的话，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的话，读他的书真是令人云里雾里。而且，他所操持的这种“解构语言”，似乎是不着边际，无中生有，声东击西。只有当你进入了作者的语境，领悟了作者尖刻、幽默的语言风格，你才能体会他淋漓酣畅、潇洒自如地挥洒着他那犀利的批评讽刺的笔触时的痛快，一层又一层的解构剥离，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如此来针对《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幽灵围剿战，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他针对“幽灵”的隐喻和比喻手法，真正是令人心领神会地叫绝。

二、正义的理想使德里达看见了马克思的“幽灵”

《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一部至关重要的著作，具有阶段性意义，它的出版曾引起过一场关于解构主义政治的激烈辩论，整部著作都针对未来的正义的问题，书是从这样神秘的开场白打开的：某个人，您或者我……“最终，我当然希望学会生活”。“学会生活”……谁去学？向谁学?教会人怎样生活，但向谁教？①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3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学会生活，对于一个被认为还活着的生命而言，“我们当然希望能学会生活”。德里达说：“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承诺，它尽管不可能却又相当必要。它没有任何意义，也不可能是公平的，除非它能和死亡达成协议。我的死亡也好，他人的死亡也好，都是一样。”②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3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学会生活，只能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既不是仅在生中，也不是仅在死中（Neither in life nor in death alone），学会生活最终只能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在生死的边缘上，“因此，必须对鬼魂有所认识”，“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③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3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学会生活，“向另一个人且是通过死亡来学”，必须和鬼魂交谈，必须对鬼魂有所认识，鬼魂在他的文字中出场了。但是德里达真正的用意是借鬼魂来隐喻，“如果我打算详尽地谈论鬼魂、遗传和生成或鬼魂的生成……谈论某些既不在场、当下也无生命，某些既不会向我们呈现、也不会在我们的内部或外部呈现的其他东西，那就要借用正义之名”。④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3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但是正义不会在场，而且永远也不会出场，“在那里有的将只是法律”，但是法律虽然借用了公正的名义，事实上也不可能代表正义，正义是某种永远不可能在场的东西，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解构就是正义”。因为解构不会让我们固步自封，不会使我们丧失对局限性的警惕，解构可以揭露真相，戳穿假象，让我们不受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蒙骗。学会与鬼魂一起生活，让我们的思维永远保持开放且不受时空限制。

从学会生活到鬼魂出场，德里达用一句句跳跃、反问回旋式的问句把我们引入了他的话语之中，由此导入马克思幽灵的领域。我们在他的灵活自如的“游戏语言”中开始思考，经历着他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开始了对传统政治哲学反叛的思考。德里达完全抛弃了“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从文章的一开始就把他的政治哲学与现实生活，与个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连成了一体。如果说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批评方法和“语言游戏”是西方学者对自身认识自己、关心自己和改造自己的过程和策略的话，那么这种策略最终要抵达的目的地是探索和思考主体生命存在的意义、现状以及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与改造。“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探索西方人究竟怎样对自身的存在、生活、作为和思想以及对自己所生活的周在世界，进行一种‘成问题化’的反思和自我实践。”⑤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第458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追求真理和主体是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上最主要的两个概念。正义的理想，使德里达看见了马克思的“幽灵”，也使得他的解构主义策略沾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许多西方后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语言文字游戏”包藏着他的伦理关怀和政治情结。守护正义，这是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最重要的主题。

谈论鬼魂，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使得活着的人的思维可以在不同的时空穿梭，因为鬼魂的特性是飘忽不定，它时而隐蔽，时而显形，它可以是那些尚未出生或已经死去的存在体，它可以是单数也可能是复数或是在某个复合体中出现。从鬼魂（ghostor ghosts）到某种精神（some spiritorspirits），然后幽灵来了。在第一章“马克思的指令”中刚开始，德里达就说：“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德里达要拿幽灵来说事而且不厌其烦呢？因为《共产党宣言》就是以幽灵作为比喻开始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如果说德里达的文风所展现的是他的生活方式，那么他的《马克思的幽灵》所选取的角度，或者叫切入点和他的文风所展示的风格同样是多变灵活因而巧妙至极。

首先，德里达提出的“幽灵”概念，涉及人们对幽灵的常识，“人们根本看不见这个东西的血肉之躯，他不是一个物……这个东西是人所瞧不见的……然而这个东西却在注视我们。它能瞧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它”。①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 2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5 3、4 4、2 6、4 5-5 6、2、7 3、7 3-7 4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是不可见物的隐秘的和难以把握的可见性，或者说是一种可见的未知物的不可见性”，②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2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和鬼魂一样，幽灵的特性也是飘忽不定，时而隐蔽，时而显形，且不受时空的限制自由穿梭。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学会和鬼魂一起生活”，你最终才能学会生活。学会生活你才可以去“政治哲学”。因为“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学科，不是一种社会分工，而是人人都应该从事的事业，是政治投身的一部分”。③陆兴华：《我所说的那个政治哲学：一些基本限定、观察和描述》，2008年3月27日，同济大学哲学系上课讲稿。

第二，就是把共产主义称作幽灵。“幽灵”在《共产党宣言》中是一个隐喻，指的是令十九世纪欧洲各国保守势力惶恐不安的新兴共产主义运动。德里达用它来指某种非实体性、非现象性的东西。这一阅读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某种玄学式的思辨，而马克思思想深处的批判精神也与解构主义连接了起来。然而，“幽灵”在《共产党宣言》中毕竟是一个富有政治意味的词汇，代表的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威胁。在这一语境中，接过“幽灵”一词象征着继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政治遗产。在共产主义运动业已解体的今天，这意味着把昔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召唤到解构主义的旗帜之下。

第三，就是戏剧中幽灵的作用，德里达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那里找到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死去的老国王显灵，唤醒儿子的血缘意识，要儿子为他复仇。历史上，对《哈姆莱特》的研究分析通常集中在主人公本人的性格上，哈姆莱特著名的台词 “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引导人们关注人的行为，尤其是在采取行动时的心理状态，以此产生心灵和情感的共鸣一致，以达到悲剧效果。但是德里达引用此剧却把关键放在主导全剧气氛的幽灵上，并开始他的解构。先看对《哈姆莱特》的解构，他把问题分为：一、幽灵是否存在；二、幽灵在哪里；三、幽灵代表谁；四、结果。就莎士比亚作品本身而言，这种分析并不复杂。幽灵确实存在；它黎明前出现在城堡上空（所谓显形）发话；那个幽灵就是哈姆莱特的父亲的亡魂；幽灵的出现和显灵，引导着哈姆莱特思考并最终采取行动。

三、幽灵的徘徊与解构主义策略

《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对幽灵的提出和刻画以及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德里达文字里被极其巧妙地联在一起了，这里既是比喻、隐喻，又是戏剧性地再现，完全打破了约束人自由想象和创作的传统文本的同一性原则，这种 “幽灵”般的语言风格带给了阅读者们无尽的自由联想空间和某种不可言传的心领神会的快感。而且他这种充满比喻和隐喻意义的把握 “语词游戏”的智慧，使语言和文字本身呈现出的意义也处于不断的变动关系之中。德里达在这里一方面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以同一性原则强制性地向读者施加它所编造的“标准意义”；另一方面也借此以机动灵活的批判策略，对付传统思想的各种“诡计”，并由此创造着自己的作品。“那幽灵的徘徊是历史的，但它没有确定的日期……从根本上说，那徘徊并没有出现，它没有发生，并没有在某一天降临欧洲……仿佛有一个异乡的客人在它那里徘徊……那鬼魂一样的东西就像欧洲的历史运动一样跑错了地方。徘徊恰好标志着欧洲的存在”。①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 2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5 3、4 4、2 6、4 5-5 6、2、7 3、7 3-7 4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问题实际上是向何处去，不仅是那鬼魂来自何处，而且首要的是它马上就要回来吗？它不是已经开始登陆了吗？它将要去往哪里？将来只能是对鬼魂而言的，还有过去。”②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5 3、44、26、45-56、2、73、73-74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从第九页到五十三页，围绕着幽灵这个概念，德里达反复解构、拆分又合并，甚至不厌其烦，在这个过程中德里达试图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意思：马克思主义虽然似乎已经是时过境迁，但其实还在各种层面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影响来势更加汹涌。

然后，德里达干脆套用拆分《哈姆莱特》的模式，得出了幽灵确实存在以及以何种形式存在和出现：一是幽灵是否存在？答曰：是的。马克思的著作、概念以及每个人心中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幽灵在哪里？答曰：到处有。世界各地谁都可以祭起马克思主义的法宝。三是幽灵的特性？答曰：时间错位，不对称，而且“它们能穿过墙壁，这些亡魂，它们夜以继日地欺哄意识，隔了好几代出现”；③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53、44、26、45-56、2、73、73-74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它们具有自身的隐形性，“它根本不是可见的……这个不可见之物……当它再次显现的时候，它本身仍然不为我们所见。即便当它在那里的时候，这个东西看得见我们，而我们却看不见它”；④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53、44、26、45-56、2、73、73-74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力量之强大比在场的存在更真实。⑤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2-15页，第20页，第25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四是幽灵代表谁？答曰：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称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实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在游荡的和变种的马克思主义的鬼魂。最后的结果是：为了反对这个幽灵，驱逐那个恶魔，形成了各种人造反的理论依据。⑥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53、44、26、45-56、2、73、73-74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在如此这般地反复解构以及频繁出现的“幽灵”的登场中，德里达极尽游戏文字之能事，尽情地玩弄着语言，灵活地在这些幽灵之间穿梭跳跃，看似信手拈来，实质是他哲学文风的特色，这种特色典型地表现了他与传统决裂的决心，同时也是一种写作策略，“一种用来揭示压抑历史和现实的霸权话语的自我在场幻象的策略”，⑦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5 3、4 4、2 6、4 5-5 6、2、7 3、7 3-7 4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他在文风中所展现的同时也是他思想的灵魂：“永远在差异化的游戏中存在、战斗、发展和延续，并在这种含有差异化游戏的延续之中，继续进行差异化的游戏。”⑧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第484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作为与尼采和海德格尔一脉相承的哲学家，德里达不是简单重复尼采的原则和批判精神，而是以海德格尔的风格，充分领悟以“语言之本质不可能是任何语言性的东西”⑨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11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的内在含义，以他自己所创造的语言风格和表达策略，彻底改造了尼采哲学，发扬着他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把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统治西方的传统理性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主体中心主义、神学中心主义以及各种变种进行彻底的颠覆。而语言和文字是德里达追求自由、创造、展现生命活力、冲破束缚、摧毁传统的战斗武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策略就是向一切事情发问，向一切自以为是的东西开刀，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放过。解构的意图是找出界限以突破界限，还语言符号的多种意义以本来面貌，只有打破所有文本对真理的鉴定和约束，才会发现真理就在你的思想过程中，而不是在被规定的语言之中。解构就是让文本成为开放的东西。

四、解构主义是他的政治哲学

第二章“驱魔——马克思主义”的一开始，德里达就提出，“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句“名言”在第一章反复提到和说明，这里再次提出首先是为了提醒人们幽灵们到来的超时空性；其次，是要告知人们幽灵可能会“变幻着数量出场”；⑩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9、5 3、4 4、2 6、4 5-5 6、2、7 3、7 3-7 4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再次，德里达点出了，今天，我们作为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作为幽灵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形态转化”，那些幽灵恐怕已经改头换面，难以辨清，11○从而德里达也是在暗中提醒接下来驱魔任务的艰难不易。

德里达用马克思的幽灵们，这一复数形式的表述表明：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不止有一种，而是有多种，它们和作为其建制形式的社会主义一样，都是由特殊的传统历史规定或确定的。因此，某一特定形态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崩溃”和“瓦解”并不必然地就意指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终结，并不必然地意指着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全面崩溃。换句话说，那种以“新国际”之名对所有的新世界持续的话语诉求其实只是一种新弥赛亚主义的末世学论调，是资产阶级借以压抑其他各种异质或者对抗声音的一种意识形态“伎俩”。在德里达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都是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幽灵化和具体化的体现，人们对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围剿和为此一次又一次结成的“神圣同盟”都只会使这一幽灵般的精神本身以不可见的可见形式再次复活或者显形，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密谋和宣誓其实只是在否定一个不可否定之物，同样，人们为马克思主义举行的一次又一次哀悼活动其实就是在为它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

总之，马克思主义远未被这个时代所超越，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①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7 9、8 1、7 9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主义也不例外，它同样运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并必然挟带着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不可超越，德里达之所以 “仍旧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抓住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形成一个“整体社会的视界”，同时，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及其一些以萌芽或胚胎形式存在的观点又契合着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而其他政治学说或社会理论只是从人类社会的某一侧面、某一层次、某种关系出发，并把人类社会归结为这一侧面、这一层次、这种关系，未能从根本上、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因而总是处于不断的一派否定另一派的过程中，如同走马灯一样。无论是弗朗西斯·福山还是亚历山大·科热夫，无论他们的理论如何改头换面，在德里达看来都不过是一本类似新福音书之类的书。“《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个例子，难道我们在此所看到的不是一本新的福音书，一部关于作为历史之终结的马克思主义的灭亡这一主题最喧闹、最中立、最‘成功的’著作吗？”②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79、81、79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7 9、8 1、7 9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 9 9。德里达将福山发出的声音称之为“新福音书式的论断”，而这种论断不过是戴上了“基督教眼镜”的黑格尔的那个历史模式。黑格尔的理论逻辑和历史模式，正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大加挞伐的对象。他们欣赏小写的生活，痛恨大写的生活。因此，他们十分赞同小写的历史，坚决反对大写的历史。德里达不仅反感福山用黑格尔的逻辑来论证所谓 “历史的终结”，而且无法接受福山将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起来的政治观点。而亚历山大·科热夫的理论也并无多大新意可言，相反，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的延续性。

如此，在德里达看来，当代任何一种批判理论都无法避开马克思主义，都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视而不见，对于当代批判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的终结这一主题的教条在今天仍是一种有倾向性的 ‘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时，显而易见，我们仍旧是在用马克思的语码而说话。”③可以说，解构主义的内在逻辑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使两者在当代“不期而遇”，促使德里达不仅“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并力图寻找建构一种“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如此看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饱含着他的政治理想、伦理关怀和对正义的不懈追求，解构主义无疑就是他的政治哲学。

五、开放的结束语

作为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超验的、永恒的、实体化的中心。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语音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但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困扰欧洲近一个世纪的问题：如何面对形而上学的遗产。“形而上学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甚至建立在我们没有预期到它的地方——在把逻辑发展为逻辑斯谛的过程中。”①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第112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也许是因为他的犹太裔背景，犹太文化的因子赋予了他强烈的先知情结。他相信，政治上的强权、对异己因素的压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观念上。因此，他的文本也充满了政治的潜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的所有立场都是政治立场。在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德里达的“语言游戏”完全是他的战斗策略。

二○○四年十月九日，雅克·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对德里达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时曾说：“因为他（德里达），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作为世界公民同时又是玩解构游戏的孩子般的大师，德里达访问过中国。二○○一年九月，德里达先后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在短短两周的时间内，做了两次专题学术讲演，与中国学者和部分院校师生举行过六次座谈讨论。

德里达曾说：“我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们因为他或相对他可以读到一种从绝对来者的断裂出发的政治（政治-国家）限度的思想。‘降临’并不必然地局限于在犹太和基督形态下的救世主降临。‘降临’向不期而至的来者开放，这个来者可能来、可能不来：这是一个来访者，而不是一个被邀之客。”对中国来说，德里达就是这样一个来者。

“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哈姆莱特》

二○○一年九月三日，在北海公园，德里达遇到一位用水在地上写字、练习书法的女士，她是一位书法家，她把着德里达的手，教他在中国的土地上蘸水写成了两句诗：“海外存知己，文化传友谊。”用水写字，不是为了保存，而是为了消失，多么奇妙的巧合!写过，却又消隐在沉默里，只有那曾经的痕迹，躲藏在神秘的虚空中，窥视着一个个匆匆来往的过客，留下了永远的开放让后来者琢磨回味。

张涵，外国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7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