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变迁与近代中国散文的新变

谢 飘 云

(华南师范大学 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近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进入近代之后，随着文化整体主义的解体和多元文化的兴起，各种文化形态都对散文创作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渗透，文化生态与散文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文化生态环境在近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剧变中处于不断解构和建构的变迁状态。很显然，近代中国文化生态环境同古代不可同日而语，与1919年以后的状况也有着显著区别。因此，正确把握其中的核心文化因素对近代中国散文发展的影响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它们主导着近代中国文化生态变迁的基本格局，决定了近代中国散文的发展趋势。但研究者对于多元文化生态与近代散文的共生关系关注不够，从而导致了学界对近代散文的深入研究明显滞后于其他文体。就此而言，西方文化、商业文化和平面媒体文化这几大因素对近代中国散文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 西方文化与散文近代意识的萌生

西方文化，通常是指西方的文学、科学、音乐以及哲学原理的合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破了中国人在相对封闭的地域内构建的“天朝上国”迷梦。在严酷现实的逼迫下，一直以来在东西方交流中作为主要的被了解对象的中国人终于开始主动了解西方，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对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冲击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促成了中国政治领域的巨大变革，而且也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促进了近代意识的萌生。

近代意识不同于现代意识，与古代传统思想也有质的区别。近代意识是由封闭型的思维体系向开放型的思维体系转化的过程，向着面对世界、面对新潮、面对社会人生转化。近代意识也可称思想近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开端而尚不是现代化。近代意识中己经萌生和发展的人道主义、个性思想、民主、自由等观念，表明传统的封建意识正在被怀疑和动摇，但这些新的观念正处在成长的童蒙时期，还不像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得那样饱满、充沛。思想的近代化或者说近代意识既然带着明显的过渡色彩，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历史的某个瞬间突然完成，而只能是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发育的。明清以来的中国思想发展的历程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思想观念、精神世界的近代化并不像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近代化那样被动和无所适从。中国近代意识中所体现的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以及求新、求变、求用的精神完全能够证明，近代的思想观念正在成为现实社会前行的先导，就像以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启蒙思想成为了法兰西大革命的前导一样。因此，即使没有外来力量的驱使，中国也还是迟早要走上近代化历程的。

中国的近代意识尽管处在一个深厚无比的文化传统的重压之下，但敏感的文学还是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第一，近代散文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意识。在整个近代的历史进程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一直交相递升，十分激烈。救亡图存、民族自强，成了这一时期急迫的历史使命。政治问题的异常突出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使近代散文的发展无不打上强烈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政治思潮的烙印。每个阶段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都直接作用于近代散文，如爱国主义、启蒙主义、个性解放、维新思潮、进化论、民约论、民主主义等，都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给近代散文以积极的影响，规范着各个阶段散文的基本倾向。其中革除弊政、图强御侮和爱国主义是贯穿始终的政治思想主线。探讨现实政治，寻求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答案，乃至鼓动政治，也无不发诸于散文，以至于中国近代的重要散文家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秋瑾、邹容、章太炎、柳亚子等几乎同时都是政治家、政治思想家和革命家。散文的政治性与阶级性在近代可以说得到了特别深刻的表现。这种密切结合社会重大现实斗争的散文创作，一方面促进了散文的发展，使其紧随时代潮流的起伏而迅速兴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个弱点，即由于政治掩盖和代替了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散文的文学性的独立发展。

第二，近代散文充满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是几千年来中国圣哲以及志士仁人遭受自然与人文环境挑战所沉潜的意识心态。近代散文的忧患意识，突出表现在鸦片战争前后时期的一批有识之士对时势的洞察和对衰世的批判上。清王朝统治时期出现的严重社会危机，不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迫使他们去思考、去探索。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就曾尖锐地抨击时政的腐败，尤其是吏风士气的败坏。揭露和批判衰世、呼吁变革成了他们散文创作的主潮。近代散文家以纵深的历史感忧患人才遭扼与匮乏，把人才问题看作是最大的问题。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社会危机的根本所在，但就其所指出的，却不失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这种执着动人的使命感，强化了作者忧患意识和报国精神的感染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国际文化环境。在这种情势下，近代作家们的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在反抗侵略的呼喊和复兴民族的召唤以及启迪蒙昧、唤起国人觉醒、寻找民族新生途径和重绘民族理想的新蓝图等方面。可以说，忧患意识的确是散文作家们情感世界的主旋律。

第三，近代散文反映出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近代中国先进思想家都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务。他们怀着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一切在他们看来是有用的救国真理，因此在近代的散文中便强烈地反映出求新求变意识。近代的散文家们，生活在封建统治风雨飘摇的中国被迅速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时代。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进步知识分子，不能不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强烈地感受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所造成的痛苦，又向西方寻求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另一方面，作为东方封建大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又强烈地感受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渴望从西方寻找个性解放的道路。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历史要求，成了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初动力，并决定着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吸收方向。中国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们，把今文经学和西学、新学结合起来，作为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寻找富国强兵之路。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面镜子，热心探讨当时各方面社会问题，积极地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汪文泰、梁廷楠、严复等一大批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在散文中开始摒弃那种自满自足自大的病态，注入了革新进取的精神。他们要求变思想、变政治、变文章，因此，散文创作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可见，求新求变的进取精神，促进了近代中国散文的发展，也反映出中国人民革旧鼎新、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

第四，近代散文追求个性解放意识。散文是作家个性最自然的流露，因而在个性得到大解放的时代，散文得以繁荣是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西方文化给近代散文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众多进步散文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传统的道统和文统束缚，从而推动了近代散文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逐步形成表现个性、表现真情、表现世界的文风。像梅曾亮、曾国藩、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则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不同的起点上或快或慢地扩展着自己的创作道路，时强时弱地反映出时代气息。他们的变化发展，自然成就不一，有得有失，但总的趋势是和时代进程相一致的。又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谭嗣同、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秋瑾、陈天华、柳亚子、黄远生等散文作家，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代表着近代散文发展的方向。个性解放意识促使近代散文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变化。近代散文在世界文学艺术的影响下，尽力寻找新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开掘近现代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掌握。艺术形式的试验令人眼花缭乱，实在是文学的一种自觉意识的表现，与现代自然科学及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

第五，近代散文体现出科学与民主意识。科学与民主作为明确的口号，是“五四”运动中才提出来的，但是“鸦片战争”以后，有见识的中国人都在为此探索追求。科学与民主精神，在近代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中，都有充分地反映，但在近代散文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近代的科学思想，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腐朽的旧社会文化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奠定的。在近代西学与中学之争的过程中，李善兰是早期西学阵营中科学思想上杰出的代表之一。他在散文中正式介绍了近代的天文学、力学、微积分学。他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序》中针对阮元科学认识上的不可知论，提出了近代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严复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了系列著名的政论散文，首先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其中既有自然科学思想，又有社会政治思想。这标志着西学对中学理论斗争的一个高峰，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作为他们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梁启超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所提出的“变”的理论根据，正是近代科技知识和思想给他提供的。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的散文中就阐述了科技的作用，认为科技思想使人们获得了一种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的新的观点和方法，从而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民主主义也是近代散文的重大主题之一。反对封建专制，宣传民主、自由、平等，提倡男女平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近代散文作家经常表现的内容。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却是近代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环节。由于维新思想家的宣传，民权思想在知识界中有着重大影响。如果说在诗歌、小说、戏剧等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宣扬民主思想主要还是表现在呼吁上的话，那么在散文中则表现为用民主的观念对国民进行教育上。近代散文在民族苦难沉重的时候，指出了光明和前途，振奋了民族精神，特别是对克服自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代散文正是以其挥洒自由的形式，把在其他文学载体中难以尽情阐述的民主科学思想，做了理性地阐发，起到了鼓舞民众、宣传民众的作用。近代散文中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六，近代散文展现出开放意识。西学的输入，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散文的近代化。“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故其文光怪瑰轶，汪洋恣肆，如披《王会》之图，如观楚庙之壁，如登喜马拉山绝顶，遘天帝释与阿修罗鏖战，不可方物。”[注]黄人：《国朝文汇·序》，见郭绍虞、罗根译主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4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这里的“中兴”是指“同治中兴”；“异质化合，乃孳新种”，正是中西文化融合后的新产物。黄人通过对有清一代文章的审视，察觉到由于西学的输入，使近代散文形成光怪瑰丽、五彩驳杂、汪洋恣肆的美学风格。论述虽较笼统，但他所指出的这种文学现象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从封闭状态转入开放阶段，凡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在外部世界的强烈影响下。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各种新思潮、新学术、新文学，帮助人们打开了眼界，看清了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上，新旧事物和新旧思想在迅速地交替着。许多原来被认为亘古不移的观念，现在却激烈地分崩瓦解。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对中国士大夫阶层传统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有力冲击。其直接的结果是，首先促进他们自身观念形态的转化，导致了他们传统价值观的动摇和新价值观的萌生。数千年来传统的封建主义的社会思想体系，终于在最后一批封建士大夫身上开始崩溃，从而使他们开放了心灵。“师夷之长技”，“求新声于异邦”，都说明近代中国进入了开放发展的社会阶段。而这一时期的散文也必然成为开放的散文。在近代散文的发展和演变的进程中，不管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西文化的交融以及散文作家的开放心态，使近代散文逐渐纳入散文现代化的轨道。

总之，中国思想意识的近代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只有对其做细致的梳理、探究，才能描绘它的发展脉络，这对搞清中国近代化以至现代化的源流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城市文化与近代重商散文的兴起

城市文化是一种相对于乡村文化的文化地理学概念上的文化形态。中国城市及城市文化告别封建城市形态而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与西方资本主义诸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工业革命和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等内力作用实现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不同, 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发韧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据资料统计，从《中英南京条约》开始, 清末中国被迫和自行开放的口岸城镇有一百多个[注]参见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化趋向》，《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进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1989年第1辑；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 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 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中, 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文化的围困而开始了独立的近代之旅。新的城市大致包括通商口岸城市、铁路枢纽城市、工矿专业性城市等几大类型。与近代城市化同步的, 是城市的近代化。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 近代城市化, 反映了近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整体抗衡力量的增强； 而城市的近代化则体现出城市开始摆脱与乡村的同一性而呈现出独具个性的近代文明形态。因为商业化需要,清末民初的新城建设, 其经济与文化意义是多重的：它使封建权力象征的政治性、封闭性型的“城”变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商业性、开放型的“市”, 有利于工商活动的开展； 使近代城市真正成为以经济功能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多功能的复合城市。近代城市功能结构的工业化与商业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愈来愈优于乡村，使城市的社会关系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确, 与传统城市相比, 近代中国的城市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其一, 从城市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来看,近代城市体现了开放性和经济性。其二, 商人成为近代城市的中坚力量。其三, 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开始出现。由此，中国传统城市中,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呈单一化的状况以及士、官、商的居民结构主体发生了变化[注]参见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化趋向》，《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进展的历史探源与启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1989年第1辑；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受城市文化的影响，近代散文家如马建忠、郑观应、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对国家富强与商业发展的关系，也极为关注。浓厚的重商意识、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成为近代散文中一个突出的内容。在马建忠的散文《南行记》中，记载了与外国一位商人的谈话，便明确阐述了国富与发展商业的关系。他说：“国强基于国富，国富唯赖行商。华人率精贸易，富国之基在焉。乃贵国不惟无法推助，且多为阻挠。此而欲求富强，犹缘木求鱼也。”[注]马建忠：《适可斋纪行》卷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对两千年来重本(农)抑末(商)传统思想的反叛，代表着一种令人瞩目的新潮流。因此，马建忠在《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上李伯相论漠河开矿事宜票》、《富民说》等文章中，对商业贸易的重要性都作了阐述。马建忠还认为商业越发展，则财富越流通，社会经济也就越会得到发展。他在《铁道论》中说：“谚曰：‘百里外不贩樵，千里外不贩籴。’是苦于货泉之滞销也。言利之臣又从而税之，以为多设一卡即多一利源，不知税愈繁而民愈困，民愈困而国愈贫矣。盖财之于国，犹血之在身，血不流行则身病，财不流行则国病。”[注]马建忠：《适可斋纪行》卷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这一开放流通的贸易主张，在稍后的郑观应、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得到发挥，可见其影响。

在早期维新派中，散文家郑观应经办的洋务企业最多，历时也最长，重商意识最强烈。郑观应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他17岁(1858年)从广东到上海学商，先后从叔父郑秀山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学习英语。他以商股身份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官督商办”的企业，并担任过重要职务。如经办过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造纸局、电报局等，也曾担任英商宝顺行买办、太古轮船公司总理，投资经营茶栈和中外合营的轮船公司等。此外还当过商办时期的粤汉铁路总经理，创办过经营进出口业务的贸易公司，在国内各重要口岸开过航运公司。郑观应在从事上述活动的几十年间，游历各处，经常注意考察研究中外政治的利弊得失。他并根据自己的认识，综合各方面的言论，先后撰写了许多议论时政和经济问题的文章，多数发表在报刊上。从他现存的二百多篇散文中，可以看到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近代实业家散文创作的鲜明特征。

郑观应同外国商人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对经营资本主义企业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他 “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注]《盛世危言·自序》，见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上册，第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使他成为一位“熟悉洋务、商务，精勤练达之员”[注]《北洋通商大臣李委总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札文》，《盛世危言后编》卷七，《郑观应集》,上册，第28页。，深受洋务派官员的赏识。尤其是他那富有经营近代企业的特殊经验和突出才干，使郑观应成为许多重要洋务企业的实际主持人。作为有长期从商经历的思想家郑观应，重商自然成了他散文创作的重要主题。他的散文，一反封建社会贱视商业的观点，把商提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枢纽地位，特别强调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注]《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93、594页。把向居四民末位的商提高到“握四民之纲”的重要地位，这不能不是对“重农轻商”、“贱工贵士”的封建思想的挑战。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达都必须以发展商业为前提。他在《商务》一文中认为商业的发达与否，不仅关乎资本家个人的发财致富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的贫富。他抨击清政府诸多钳制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主张无论铁路、轮船、纺织、制造等近代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注]《盛世危言·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603、604页。。他一再呼吁要建立“商部”，加强对外贸易，并要求“士、农、工”为“商助”。他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注]《盛世危言·商战下》,《郑观应集》，上册，第595-596页。由此可以看出在郑观应的散文中相当明显的重商色彩。散文中渗透着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各种主张和要求，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同时，郑观应在散文中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表现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深厚的爱国思想，洋溢着他为实现自己的革新理想而战的昂扬激情。郑观应主张对外国侵略者的强横和不合理要求，必须坚持民族立场，绝不妥协。他指出：“纵百计恃强要挟，官可罢，头可断，铁案终不可移，彼虽狡悍，其奈我何。”[注]《交涉》,《郑观应集》，上册，第184页。对官僚买办集团的奴颜媚骨，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虽日受外人欺侮，仍然泄泄沓沓，苟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为耻。”[注]《上戴少怀尚书书》,《郑观应集》，上册，第28页。郑观应对外国经济侵略尤有切肤之痛。作为一位民族资本家，他自然是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对于阻碍民族资本发展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官僚买办势力，提出强烈抗议，并进行斗争。郑观应虽然做过洋行买办，但他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实业家。“初则习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说明他不是一个甘心做洋奴、专心谋求个人发财致富的人。他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和无恶不作的罪行，曾屡次提出强烈抗议，对外国侵略者侵夺我国内河航行、开矿、筑路等权利也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对清政府多方袒护和包庇外国犯罪分子的行为也屡加抨击。他在散文《论传教》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方式和方法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他在《论商务》中揭露了外国资本主义的通商和传教的阴险目的，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专以“传教”和“商战亡人之国”。因此，郑观应提出以“商战”抵抗外国资本侵略势力。他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注]《盛世危言·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603、604页。他乐观地预计，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丰饶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和富足的财力等有利条件，只要“决胜于商战”，“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于天下”的前景便不再遥远，“国既富矣，兵奚不强?”[注]《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93、594页。郑观应所撰写的大量关于“商务”的散文，在形式上也有革新。为了适应在报刊上发表，多数篇幅短小，行文多用中西、古今比较论证方法，条理清晰，论述透辟。在语言上，“其词畅而不繁，其意显而不晦，据事胪陈直而无隐”[注]王韬：《易言·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作者尽量采用通俗流畅、浅显易懂的文言文，语言显豁，易于为读者接受；且文笔清新活泼，优美流畅，体现了近代散文社会化、通俗化的走向，对桐城古文无疑是一个冲击，对后来政论作家和“新文体”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谭嗣同发挥了郑观应关于商战比兵战根本的思想，认为无论商战还是兵战，其目的都是“为商”，即为着经济利益。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两手——“商”和“兵”，是“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中心问题。“兴商务”论和“商战”理论正是反映这一时代要求的理论形态。中国有几千年“重农轻商”的历史，其根深蒂固，以至屡遭资本主义的炮火而不足毁。“甲午战争”后，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仍然不得不浓墨重笔批判“轻商”思想，为“奋兴商务”消除思想障碍。谭嗣同在《报贝元徵》一文中指出：“商务者，儒生不屑以为意，防士而兼商，有背谋道不谋食之明训也。然此不惟中国防之，西人亦何不然？官自官，士自士，商自商，仕宦而货殖者有常刑。富商虽挟敌国之赀，不少假以名位。其称商学商部，特研究商务之赢绌，而时消息，以匡救之，非以其身逐十一也。中国惮讲商务，遂并商务与国存亡之故而亦弃置勿复道。修铁路则曰无费，然粤商某竞出赀为美国包办铁路矣。造轮船则曰无费，然闽、浙巨商往往购大轮船挂外国旗，自号洋商矣。渊鱼丛爵，楚材晋用，此固在上者驱迫使然，彼为士者独不可悟商务力量之大乎？惟此凡言农务、蚕务、牧务、渔务，皆非谓身为之，但当精察其理，以为民导耳。”[注]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20-221、1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谭嗣同也将“商务”与国之存亡联系了起来，愤然批评儒生士人为不背“谋道不谋食”之祖训，竟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在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散文中，“奋兴商务”内容尤为丰富。如多修铁路，多造轮船，以兴商务；工商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设商部，集商会，立商总；开公司，招民股；兴保险，建官银行；对外通商；改订税厘章程；必学商务者为之官，等等。谭嗣同认为，“西人虽以商战为国，然所以为战者，即所以为商。以商为战，足以灭人之国于无形，其计至巧而至毒”[注]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20-221、1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些分析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以及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行经济侵略的实质认识是深刻的。

在近代散文史上，以郑观应、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重商散文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

三、媒体文化与近代新体散文的发展

在近代，文学与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媒体既是近代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时代发展的驱动力。媒体成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进而生成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较之作为技术工具的大众媒体而言，媒体文化对近代文学所起的作用则更为突出。它实际上已成为近现代文学变革的一种重要推动力。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近代中国散文不可避免地存有媒体的深刻印记，其自身的某些特质须追溯到与媒体的复杂关联中才能够得到合理的阐释。在这一意义上，媒体就不应再被视为一种文学的外部影响因素，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三大关系，即：因果关系、依存关系和互动关系。媒体话语权对文学形态和文学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改变了文学诸要素的存在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使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从媒体的视角切入近代散文，我们会发现，到了近代，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与通俗文学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平面媒体逐渐崛起。借助于这一新兴的传播方式，通俗文学方能流传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在种种新锐的文化思潮的推动下演化成为一种深具近代意味的文学形态。与之相反，传统的雅文学则因失去了媒体的支持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是媒体文化的兴起推动了近代散文的变革。

首先,媒体文化促进了报刊政论散文的萌生。报章体政论散文的萌生，与王韬关系非常密切。王韬是一位著名的政论家。他的报章政论散文，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报刊上纵论天下大势、横议治国方略的先河。王韬的政论散文的出现，对回光返照的桐城文风是一个冲击。他所撰写的政论文，在论点之阐明、论据之陈述、辩驳之展开以至材料之安排、段落之衔接等方面，都严密有序，极富于逻辑力量。他写政论，首先强调的是“明理达意”，并不过多地着眼于文字之雅俗和写作技巧之工拙。这是与时文作者大相径庭的。王韬在报章政论文体上的改革给当时在时文统治下的文坛吹来一股清风。作为一个报人散文家或散文家报人，王韬在晚清是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典型。散文写作之于报人，实际上是报人职业份内的一项工作。我们可以说报纸是晚清散文的渊蔽，究其原因是晚清的不少报纸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散文家的报纸。王韬以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以及后来的革命派章士钊、章太炎、秋瑾等也都是散文家报人。报纸往往设有社论或论说专栏，社论或论说又被视为报纸的灵魂，因此这类写作常常由主笔自己承当。晚清报纸的主笔，许多是启蒙主义思想家或具有启蒙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具有这样的思想品质的报人，有一种通过言说而做思想启蒙的渴望。这样，论说性文体这种便于激扬文字、鼓吹思想的文体，就成为他们写作的首选。所以晚清的报章政论就显得特别繁富可观。晚清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形，需要或规定着作家的写作更多地求取现实的功利性。正是这样的历史语境，造就了人数可观的报人散文家队伍。

总之，在我国近代报章政论文体的发展进程中，王韬把散文文体的改革在龚自珍、冯桂芬等前辈作家改革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功不可没。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论辩文体的束缚，但他的报章政论散文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有着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为报章政论文体的改革作了不懈的努力，使它成为一种有影响的、为世人所重视的文体，而且在理论上有所阐发，为这一文体的写作提供了写作原则。他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弢园文录外编》，第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也即强调文章重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并使广大读者都能看懂。这实际上概括了报章政论文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王韬报章政论散文的风格和他的创作主张，对以后的报章政论家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其次，媒体文化使“新文体”散文得到迅速发展。梁启超是近代“新文体”散文的杰出代表，是一位驰骋政坛的近代著名报刊活动家。他的散文创作的全盛期，大约起自《时务报》，迄至《新民丛报》中期，即从1896年至1904年间。梁启超自己则把这一时期称为“新文体”，以区别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桐城古文、骈文和时文等类“旧文体”。他曾说过：“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注]《国风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第25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又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25页。他从1895年主持《中外纪闻》的“报馆生涯”开始，就把对散文的改革与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梁启超写作的新体报章散文，是以社会改革和国民思想启蒙工作为当务之急的。这就把新体散文的创作从书斋扩展到整个社会，形成了他创作新体散文有决定性影响的创作思想——“新民”思想。他在1898年11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时，给该报所规定的“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注]《清议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8页。的性质便是这一思想的阐释。由此可见，在梁启超这里，“新民”即是时代的“急务”。这种新体散文亦有别于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的散文，特别是在语言的革新上。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散文的社会功能，提高了散文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散文本身的面貌，使新体散文呈现出鲜明的近代化特征。

晚清时期有为于政论的散文家为数不少。王韬、郑观应、谭嗣同诸人皆以政论写作名世。可以说，他们这些政论作家是推动新文体发展的中坚力量。而再往前搜寻检索，便可以发现冯桂芬无疑也是新文体萌生期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凡42篇，每篇以“议”为题，所议无不有具体所指而又事关大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取材视野较之于《校邠庐抗议》开阔。作为近代重要的工商家，郑观应更多地关注盐务、银行、商务、海防、边防、铁路、技艺等有关强国卫国的具体事务，表达了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和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推崇。对冯桂芬的散文业绩，梁启超也认为:“《校邠庐抗议》一书，虽于开新条理未尽周备，而于除弊之法，言之甚详，亦我国政论之稍佳者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戊戌变法(二)》 ，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由此可见，从冯桂芬到王韬、郑观应，再到梁启超，他们以觉世为旨的政论，其文脉是相通的，他们分别代表了晚清散文“新文体”演进过程中起始 —推进— 发展的重要节点。

最后，媒体文化催生了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体式。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体式的产生，是近代媒体文化催熟的两颗果实。黄小配、黄远生、邵飘萍等为中国近代散文体式的创造，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黄小配的散文创作，主要是他的报告文学——《五日风声》。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黄兴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在广州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震撼全国，也敲响了清王朝彻底复灭的丧钟。不久，反映这一事件的《五日风声》便在《南越报》上连载了(原件藏广州博物馆，油印本一册)。《五日风声》的问世，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同时也为中国近代文学在报告文学领域作了一次开拓性的可贵尝试。

黄远生的散文，主要是通讯报导作品。在《远生遗著》中共收文章二百三十多篇，其中通讯报导就有一百六十多篇。虽然，在黄远生之前，报纸上也曾出现过新闻通讯报导，但大多或转述外电新闻，或编造新闻，或长篇政论；而黄远生则是面对现实，把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地报导出来，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有人认为：“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在是黄远生开始的。”[注]宋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载《宋云彬杂文集》，第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注]黄天鹏：《新闻文学概要》，第19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他的确是中国近代新闻通讯报导体式的开创者。黄远生的通讯报导，题材非常广泛，涉及面很广。他那记叙翔实、脉络清晰的一篇篇通讯报导，为我们展示了民国初年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形式，使报导不拘一格、灵活多样。黄远生常用系列式、漫谈式、书信式、日记式等进行通讯写作，特别是日记体的通讯，确是黄远生的一种创造。他以这种形式自由自在地报导了纷纭多变的政局，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使通讯报导这一体式初步趋于成熟，日益成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黄远生那浅显易懂、妙趣横生的文章，是文学革命的先导，在近代报章体散文由政论时代转入新闻时代这一转捩点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的新闻作者、新闻学者以及新闻教育方面的拓荒者。邵飘萍也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时评和随笔等散文,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民主思想,对袁世凯进行了无情地鞭挞。他为京、沪、杭著名报纸写“东京特别通讯”, 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运动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他曾参与主编《汉民日报》、《申报》、《时事新报》、《京报》等，发表过大量文笔犀利的报道和言论。在近十四年的新闻写作生涯中，邵飘萍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政论和新闻评论等散文，目前仅收录在《邵飘萍选集》的就有三百多篇，共计五十余万字。他所写的评论，紧贴时局，激昂文字，辛辣幽默，说理精辟，常设伏笔，笔锋常带感情。他发表的《呜呼前清之资政院议员》、《加眼问题之东京消息》等，表现出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能纵观时局的新闻记者极高的爱国热情和新闻敏感。

以上这些在媒体文化兴起中产生的散文，我们可以称之媒体散文。“鸦片战争”以后，思想文化瞬息万变，带有强烈商业色彩与市民气息的城市文化迅速崛起，诸类报纸、杂志纷纷以嬗变的姿态成为近代中国媒体与公共空间拓展的重要范本。同时，以媒体散文(报刊政论散文、“新文体”散文、报告文学、新闻报道、通讯、时评、随笔等)的文类也随之进入众人视野，成为无法掩目的文学潮流。近代的媒体将这种新的散文推向前台。近代媒体散文，随着城市纸质媒体的发展，纸质报刊上大都开设了散文随笔栏目，副刊、生活杂志的专栏也都成为媒体散文迅速蔓延的载体。媒体散文的崛起以及它们的生存姿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媒体散文的概念是在共时的创作实践与批评阐释中逐渐形成的。从这些散文所涉及的话题可知，这一类写作不是一般的文人写作，它并不指向纯粹的个人生活空间和泛化的人类生命景象，而是指向社会现实，言说的是公共题材，是社会成员所普遍关注的时务。晚清的时务是救亡图存、维新自强以及革命排满，近代散文作家大多是以这些时务为写作题材的。他们的写作应于时势，着重于经世致用。媒体作为一个新兴的体式被植于文学命名之中，不仅显示了对于传统散文变革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成为近代散文向现代转换的重要界碑。

媒体散文是在商业化城市与科技文化相融合的语境下崛起的，它不仅证明了中国散文的自我调适与自我革新能力，也以其快捷姿态以及相对自由的形态展示了散文的未来指向。 媒体散文冲破了传统散文的限制，带来了散文生存空间的拓展与文体的解放。媒体散文的生存空间与传统散文不同。传统散文受制于狭隘规范的限制，不仅受众面相对狭小，而且其一贯抒情载道的文学理念使得它往往成为少数人怡情养性的高雅文学，有些甚至只能成为束之高阁、自娱自乐的把玩之物。相对于传统散文闭抑纯粹的生存空间，新媒体散文游走于纸质媒体的广阔空间，相关内容总能及时传播。媒体散文的这种生存空间，使得它能以最敏感的姿态凸现社会世相千变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

媒体散文的文体不同于传统散文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作品都“法无定法”,而且勇于破体。不少散文如报告文学、通讯报道、时评、随笔的文体体例，形式多变。相对于文学散文或传统意义上的散文概念而言，这种文体的出现无疑体现了媒体散文充满活力和具有包容性的力量。新语词的出现不仅是形式的变迁，更是内质的反映。在新的语汇中，存在了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旨趣。同时，媒体散文生存空间的更迭也生产了一批生存方式与传统散文作家迥异的写作主体。传统散文时代的写作主体一般是统治阶层的政客幕僚、政治家、革命家等，他们不是专职散文作者，自然地弥漫着浓重的精英气息与启蒙诉求；而媒体散文作家，多以新闻记者、报人等为主，这些作家给业已陈旧黯淡的文坛带来了清新健康的风貌。

从文学的生态意义而言，媒体散文是近代传媒迅速发展的硕果，是近代公共领域逐步形成的表征，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散文新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媒体散文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商业化浪潮与大众传媒的挟裹中，媒体散文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媒体散文作为一种新的散文形式，它对于近代散文的意义，或许就在于确立了一种属于新世纪媒体时代的写作姿态，刷新了散文的传统面目，拓展我们对散文未来的思考空间。

综而言之，近代散文的变革对“五四”散文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变革，沿着否定“文以载道”和“代圣立言”的共同方向，为适应启蒙宣传的时代要求，取法日本德富苏峰等人善于表现欧西文思的日本报章文体，创立了“新文体”等媒体散文。这些散文尽管在实际上并未彻底实现散文的口语化，但却为实现这一目标起了重要的清障开路的作用。这些变革，虽然未能彻底脱掉古文的外壳，因而其文章被胡适称为“倾向欧化的古文”，但它对实现“五四”散文向现代转变，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

[2] 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 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5] 华德韩．邵飘萍传.杭州：杭州出版社,1998．

[6]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7]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之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0．

[8] 陈平原等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9] 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5．

[10] 丁晓原．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学术研究，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