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的范畴、方法与逻辑——第二届“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会议综述

阙天舒

比较政治学的范畴、方法与逻辑
——第二届“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会议综述

阙天舒*

2011年6月11日至12日，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主办的“比较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隆重举行。国内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6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此研讨会围绕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以及中国执政党建设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讨论和分析的核心问题如下。

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及中国误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比较政治学的出现相对应的是术语革命，这促使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扩大了范围，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局限，使许多新兴国家都被包括进去了，即各种政治类型都被包容进去，术语革命为比较政治学的范围提供了比较框架。因此，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来看，以前研究的地区只是西方几个国家，研究的内容仅限于正式的国家机构，现在研究的地区包括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研究内容无所不及，而且现在比较政治学研究有很多是跨学科的，包括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

比较政治学在中国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其行为上的指导性;二是在现有方法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而，中国就会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知识有一个很强的现实需求。然而，有学者认为，在知识引进的过程中，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一是盲目使用西方的各个理论来研究各种问题，结果发现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错的;二是借助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现有的现实。比如西方政治学在研究其他制度的时候是将民主作为一种参照物，这是一种误区。实际上，我们应用一个超越民主的范式来研究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会是到达终点的路径。

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科内唯一以方法论为名的学科，因而比较在方法论的讨论中具有关键性意义。学者们一致认可比较方法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分析视角，这为全方位地分析和解释复杂的政治现象提供了可能性和合理性。在有效地引入或应用比较方法上，有学者认为如果某种研究方法只对单一国家或现象进行研究而又不隐含比较的话，那么人们就会质疑它的归纳性效用，而不可归纳的现象是缺乏应用价值的。然而，如果比较分析是如此地立足于归纳性而又不是立基于单一国家或现象之上的话，人们就会质疑它的真实性或实际效能。因此，案例研究方法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单一性和比较性，使其成为在一国研究中引入比较方法的重要思考和路径。具体来说，就是在一国研究中，通过适当的案例研究设计，实际上也是在比较的框架中进行案例研究设计，通过尽可能包括所有的类别并在同一类别中有足够的排列来寻求单一或竞争性的解释，其效用取决于它所使用的案例的数量、范围和合理性。也有学者认为比较的测度很难匡定，故我们应侧重于对对象的“拙劣”与“优势”的比较研究。

三、当代中国民族国家与政治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当代中国民族国家与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需将思考的逻辑和现实的逻辑联系起来，并对国外的现实逻辑能否移植到中国土壤进行分析和研究。从此意义上讲，本次会议对当代中国民族国家与政治发展的讨论丰富了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深入和体系化。有关这个主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意义。民族国家的根本在于国家，应该从国家本身来界定民族国家。有学者认为，从国家的本质来定义民族国家，我们就能够看到，中国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形成了民族国家，并在民族国家建设中解决了民族和国家对立的关系问题，实现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这既体现了国家对民族的构建，也实现了民族对国家的构建。

第二，民族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有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共产党建立的，共产党又是从建党到建军再到建立国家这样一个过程实现的。因此，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三个层次的建设同时进行的，一是民族建设，二是政党建设，三是国家建设。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将秩序作为第一位政治价值的国家，或者说是稳定。比如中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对群众和社会的动员，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协调等。而且，中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特别强调用经济手段解决所有政治社会问题。故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其独特性。如果用西方的民主化模式来解读，它往往是反面、消极的，用民族国家构建来解读则更多是积极的。

第三，当代中国各民族团结统一的进路与关键。有学者探讨了一些民族在共同的国家认同下，使用了政治制度、政策和民主的手段，它们既保证了各个民族的权利，同时又维护了国家认同。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尊重、保障和实现少数民族权利。中国在拓展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国家整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得益于对这个核心的牢牢把握。

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对政党、政党政治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制度形式，更是一种内在的伦理要求。会议期间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来反思。

有学者认为政党权威的重塑成为当今的一个现实话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的转型促使执政党所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加坡的情况就体现了这一点。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诉求必将不断提高，而人民行动党在确保国家经济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民主政治，不断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空间，开放竞争性选举民主，从而使人民高度认同现行体制及其发展方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能动性的组织主体，一定能够有效回应权威客体的变化，使其行为契合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在其权威增进的过程中则要注重制度建设和制度资源的开发。

有学者则指出民主需要负责任的政党，而责任政治则是将政党民主的形式和目的因素衔接起来的重要过程，也是将制度和伦理有机统一起来的关键场域。西方内造政党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如何让民主更有效运转起来的问题。在中国的情境中，与执政党相关联的责任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民主政治的手段和人民的工具，必须以其政策向人民负责。在这一点上，有学者则以民众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感来检视执政党对其诉求回应的程度。当然，发展民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也是执政党必须真正肩负起的责任，而发展民主主要还是通过保持政党内部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协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永续满足公民、社会的权力和利益要求，才能实现并长久延续政党存在的合理性、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政策的证成性以及治理的有效性。

从学者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与会学者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考大体可概括为两种:一种主张以问题为导向，聚焦一个问题后再推动制度创新;另一种则是挖掘中国的制度资源，从中国的政治逻辑出发结合国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有学者认为，如果不能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去理解制度设计，就很难找到政治发展的方向。这两条思考体现了国内学者对民主问题的深度思考。

此次会议从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以及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既有宏观抽象的理论探讨，又有经验上的微观描述，同时也从国际向度的比较上进行了回应，逐步把研讨导向了深入。此次会议是一次从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视角，认真梳理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和范畴，交流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建设理解的成功的学术研讨会。

* 阙天舒，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比较政治学理论发展跟踪研究”(项目号11AZZ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肖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