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光潜的传记式批评

刘 欣

论朱光潜的传记式批评

刘 欣

朱光潜的传记式批评一方面受到作为批评范式的“舌人式”批评的影响，一方面与自己的美学理论相契合。他标举“人格即风格”论，在古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文学批评领域都实践了他的传记式批评。然而，对文本的忽视以及有限的批评模式限制了批评的阐释空间，使他传记式批评的实践减色不少。

朱光潜；传记式批评；批评模式；反思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双峰”之一，朱光潜美学宗师的光环往往掩盖了他的另一身份：文学批评家。实际上，朱光潜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根植于他独特的美学理论中，显出很强的可操作性，但也存在诸多不足。通过聚焦他的传记式批评，这些将得到充分的说明。

一 朱光潜与“舌人式”批评

通过考察西方文学批评史，朱光潜依据批评家的自我定位，分列出四类批评：“司法式”批评、“舌人式”批评、“印象主义”批评和“创造的批评”。虽然他认为前三类批评分别把批评当作“判断”“诠解”和“欣赏”，进而标举“创造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前三类批评持完全抛弃的态度，“舌人式”批评就对他的传记式批评颇有影响。

朱光潜指出，“舌人式”批评家的态度比“司法式”批评家谦恭，他们很少下判决式的断语，只是把作者的性格、时代、环境以及作品的意义解剖出来，让欣赏者便于了解。他又将“舌人”分为两种，一是单纯以追溯来源、考订字句和解释意义为务的注疏家和考据家，第二种是将自然史的方法应用到作家研究，考察作品和作家个性、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圣伯夫和泰纳。朱光潜对注疏家和考据家们的批评是坚决的，认为从事“考据”“索隐”的学者根本上缺乏常识；“一般富于考据癖的学者的错误不在从历史传记入手研究文学，而在穿凿附会与忘记文学为艺术”，可谓一针见血。而他在批评圣伯夫和泰纳的传记式批评的同时又有所保留。

朱光潜将圣伯夫视为现代传记研究的始作俑者。圣伯夫以为文学批评和生物学一样，都有规律可寻，方法就在于对作家的心灵作一种自然科学式的研究，他正是以“研究心灵的自然科学者”自居的。所以他十分重视作家的生平，对细微的轶事也不放过，以之作为解释作品的依据。泰纳则是历史文化学派的集大成者，他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理论的基础之上，受科学思潮影响，创造性的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史、政治史、文艺史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在泰纳看来，文艺决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单纯模仿，也不是个体创作者的主观情思外在化的产物，而是民族的和时代的心灵世界。他说：“一部书越是表达感情，它越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文学的真正使命就是使感情成为可见的东西。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针对古典主义流于抽象，缺乏历史主义的弊病，泰纳主张从历史主义和事实出发：“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可见，圣伯夫——泰纳一派是在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种族、环境、时代”这艺术发展的三大“动因”出发，结合社会学、文化学、风俗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综合起来考察艺术品，力图呈现形成艺术品的诸种因素，解释作家、作品与种种外部因素间的关系。朱光潜称其为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派，与之针锋相对的美学派则认为欣赏艺术无须知道作者的生平，因为那是历史研究而非文学研究。朱光潜从了解、欣赏相互补充的角度出发，认为两派都太偏狭：“只就欣赏说，作者的史迹是题外事；但就了解说，作者的史迹却非常重要……未了解决不足以言欣赏；只了解而不能欣赏，也是做到史学的功夫，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可见他对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是很看重的。朱光潜对圣伯夫和泰纳的批评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一个作者时，我们不但要知道他的祖宗如何，他的时代和环境如何，尤其重要的是了解他自己的个性。”朱光潜在他早期论文《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中举陶渊明研究为例，借“他山之石”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正是历史主义的以作者为研究中心的批评理论。在《文艺心理学·第十三章陶渊明》中，他将这种设想变为了现实。正如朱光潜所预见的，泰纳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以其历史主义的视野和极强的可操作性对我国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可知，在朱光潜看来，“舌人”的也不全是与文学无关的胡扯，没有他们的辛苦，我们面对文学作品就会如盲人摸象，不知所云了。

二 “人格即风格”：朱光潜传记式批评的模式

朱光潜的传记式批评不仅仅是对“舌人式”批评的单向接受，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他自己的美学理论之中。

美感经验的移情动力说是朱光潜的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移情动力说是对立普斯的“移情说”和谷鲁斯的“内摹仿”的创造性综合。在立普斯看来，“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它是一种位于人自己身上的直接的价值感觉，而不是一种涉及对象的感觉，毋宁说，审美欣赏的特征在于在它里面我的感到愉快的自我和使我感到愉快的对象并不是分割开来成为两回事，这两方面都是同一个自我，即直接经验得到的自我。”也就是说在美感经验之中，没有主体(我)和对象(物)之分，因为我的美感经验并非源自物自身的情感，而是我移注其中的情感。可见他所偏重的是由我及物的一方面。谷鲁斯的“内摹仿”说则见到了由物及我的另一面。他从席勒的“游戏说”出发，认为审美活动中游戏和摹仿紧密相连，审美摹仿建立在知觉摹仿的基础上，但与知觉摹仿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内(意念活动)，是“内摹仿”；后者在外(筋肉动作)，是“外摹仿”。谷鲁斯将这种“内摹仿”视为审美活动的主要内容。朱光潜指出，立普斯的“移情说”和谷鲁斯的“内摹仿”并不完全互相排斥，他们经综合可以很好的解释美感经验中物我情感的关系问题，于是他得出；“所谓美感经验，其实不过是在聚精会神之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 而创作、欣赏都是美感经验的活动。如果说创作是作者的情趣与表现对象的情趣之间相互斗争、磨合，那么欣赏则是读者的趣味与作品中体现的作者的趣味之间的较量。读者的趣味和作者的趣味必不相同，这样较量才有价值，“创造的批评”才有可能。

具体到传记式批评， 朱光潜认为每一个作者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都有与其个性不能分开的特征，即“风格”。“风格”来源于人格，“古今讨论风格的话甚多，只有法国自然科学家布丰所说的最简单而中肯：‘风格即人格。’一个作者的人格决定了他的思想感情的动向，也就决定了他的文学的风格。”人格究竟如何自然的流露于风格，我们在朱光潜“人生的艺术化”的理论中可以找到答案。《谈美》的第十五章集中讨论了人生的艺术化问题。在朱光潜看来，艺术是情趣的表现，情趣的根源在于人生，而理想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是一以贯之的人格的体现。这种理想的人格必然有着丰富的、生生不息的情趣，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并到处寻找这种趣味，一旦寻得，把它流露于文字，就产生了有风格的作品；把它流露于言行，就有了艺术化的人生。由此可见，人格决定情趣，情趣决定趣味，趣味决定风格。这是就创作方面而言的，但对批评的启示很明显：既然人格与风格是同一的，那么了解了作者的人格，就可以可知晓他的情趣、趣味，进而了解他的作品本身了。这就是朱光潜的传记批评的理论基础。

三 传记式批评的实践及反思

《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是朱光潜“对于个别作家作批评研究的一个尝试”，也是他传记批评的代表作。开宗明义，朱光潜在首段中指出：“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接下来他分三个方面层层深入陶渊明的精神世界：1.他的身世、交游、阅读和思想；2.他的情感生活；3.他的人格与风格。前两个方面总结起来就是对陶渊明的情趣的研究。朱光潜认为从陶渊明远官宦、近隐者的交游习惯和“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上看，他都是一个吸收各家影响而不偏于一隅的兴趣主义者。他拥有一颗灵心，能够一语道破儒佛两家的真谛，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所领悟的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情趣，一种胸襟，一种具体的人格”。所以面对现实的残酷，陶渊明能够由极端的苦闷达到极端的静穆。他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在诗作中缅怀古代的贤者，以“慰吾怀”。同时他“打破了切身厉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朱光潜又从陶诗中见出渊明的隐与侠的另一面：很近人情，对人热情。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陶渊明是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立体的人，陶诗的好处就在达到了“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的化境。

应该指出，朱光潜传记批评选择的对象都极利于他的“人格——风格”批评范式的展开。陶渊明出身、交游、阅读等信息的资料来源较为充足，可以说明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和立体的人格，这些又恰好符合朱光潜纯正广博的趣味理想，而陶诗静穆的风格(也是朱光潜的理想风格)也似乎正对应于他的人格。可以说，陶渊明就是一个完美的模范作者，用他伟大的人格和诗作支持着朱光潜的美学理想。然而这个看似严密的逻辑推演过程存在一个弱点：在有关陶渊明的历史资料中就足以见出一个人格、性情确凿无疑的陶氏本人吗？严格说来，不可能。朱光潜此时犯了混淆研究对象的错误。克罗齐认为美学和伦理学的标准不同，它们分别依据的是直觉和推理两种心理作用，所以美学的人格和伦理学的人格不必相同。从寻常的实用生活中见出的只是伦理学上的人格，批评家虽然不能完全忽视伦理学上的人格，但他的注意力应集中在美学的人格上。伦理学上的人格虽然与美学上的人格不无联系，但真正探索美学上的人格则必须从作品出发。朱光潜虽然在《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三)——克罗齐》这篇介绍性的文章中提到了上述观点，但在批评实践中他完全忘记了克罗齐对传记批评的警告。在他那里，没有伦理学人格和美学人格之分，因为“人格即风格”“修辞立其诚”是他的信条。他是用自己的美学理想界定了陶渊明伦理学上的人格(即美学上的人格)，证之以历史资料(包括陶诗)，再以反向顺序敷衍成文。所以他真正的研究对象是陶渊明伦理学上的人格，整篇文章都是首段“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的一个注脚。

丰子恺、沈从文都是朱光潜的知交好友。丰子恺与朱光潜在白马湖春晖中学共事时就是很好的朋友，后来又共同创办立达学园。朱光潜在谈到丰子恺人格时说：“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上一个‘和’字……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于是丰子恺的绘画风格之谜就迎刃而解了：“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沈从文与朱光潜曾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可谓至交。朱光潜得出沈从文的审美敏感源于“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和对民间手工艺的爱好。这种对丰子恺、沈从文作品一般风貌的概述确实相当精当，但这并未穷尽他们作品所有的阐释空间。朱光潜对他们二人性格情趣的评价确有发言权，但他未必是他们作品的最佳阐释者。

人格是复杂的，有作者所具有的人格，人们认为他所具有的人格，他想拥有的人格以及他想让人们认为他所具有的人格。朱光潜的传记批评从前两种人格看待作品，实际上都是研究伦理学上的人格，后两者才是美学上的人格：“想拥有的人格”在作品中表现为一种超越，艺术就是对人生的超越，所以作品中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作者“想拥有的人格”；“想让人们认为他所具有的人格”可以涵盖作品中体现的“所具有的人格”，兼顾到了伦理的人格和美学的人格之间的联系。它们才真正与艺术息息相关。此外，我们对伦理学上的人格的探索是都是有限的，毋宁说陶渊明的研究资料不充裕，就算与其同室而处，完全的了解也只是一种幻想。而在作品中我们却可以见到一个形象饱满的美学上的人格，这也是诗高于历史的一方面。朱光潜的传记批评将作者性格视为解释作品的不二法门，无疑过于看重了作者的“诚”和“真”，忽视了文学作品的相对独立性，促使他在解释了作者的性格情趣之后，不再深入探究作品本身，这就使他的批评文本显得较为单薄。而京派文学批评之王李健吾则十分注意将文本细读和批评的创造相结合，甚至写出了煌煌的批评巨著《福楼拜评传》，至今为人称道。

[1]朱光潜.创造的批评[A].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3]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泰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朱光潜.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A].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6]立普斯.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A].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7]朱光潜.谈美[A].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8]朱光潜.谈文学[A].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9]朱光潜.诗论[A].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10]朱光潜.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A].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11]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A].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ClassNo.:I206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张立云 宋瑞斌)

ResearchonZhuGuangqian'sBiographicalCriticism

Liu Xi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Zhu Guangqian's biographical criticism , on one hand ,is affected by the “loudmouth critic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iticism conforms to his aesthetic theory. He adheres to “Personality is Style Theory”, and practise the biographical criticism both in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 However, he ignored the text itself and enjoyed an limited critical mode, those made his biographical criticism a little weak in practice.

Zhu Guangqian; biographical criticism; critical mode; reflection

刘欣，在读硕士，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安徽·芜湖。邮政编码：241000

1672-6758(2011)02-0101-3

I206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