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建构与透视研究
——以儿童言语行为理论为例

尚晓明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话语建构与透视研究
——以儿童言语行为理论为例

尚晓明

(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本着意义即使用、儿童语言以目的为核心及所有语言交际都与语言行为有关的原则，以策略行为(以言取效行为)为基础，以目的为框架，在动态中提炼和归纳言语行为类型。探讨适宜性标准并规范行为模式的交际策略，关注“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观中的哲学思想，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从西方语言哲学中汲取养分，建构与透视新儿童言语行为运作机制。同时，当代言语行为理论的建构也为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研究及新的实证理论研究提供“界面”和“平台”。

语言游戏;生活形式;建构与透视;儿童言语行为

一、话语建构与透视研究的理论基础

1．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意义即用法、游戏规则、家族相似性的提出。话语表达与理解即话语建构与透视过程。维特根斯坦基于儿童第一语言习得过程的实际情况提出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意义即使用、游戏规则、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最初是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包括“孩子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现在，把语言和活动所有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在“生活形式”中完成“语言游戏”。各种语言游戏之间的关系像其他游戏之间的关系一样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作为其本质，而只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彼此关联而已;语言游戏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1］。这种相似犹如“家族相似”。这样，语言就成为一种人参与其中的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我们无法为自己事先设定或制造某种生存环境，我们就生活在已有的语言游戏之中，所谓社会特征，是指我们存在于语言共同体之中，遵守规则就是人类社会的“习惯”、“用法”、“制度”。

我们既天生具有游戏中学会规则的本能，又永远无法摆脱规则的束缚。可以说，正是这种本能和束缚，才构成了语言游戏中的人类自己。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一致，主要表现为它们最基本、最原始的意义上，即它们都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文化模式的具体显现。英美语言哲学家关心的是语言在表达思想过程中的作用，他们根据自然科学的模式研究语言问题，力图使语言表达具有最大程度的科学性或主体间性，或者通过仔细分析语言的日常用法，建立一种合理的，可以为人们共同理解的语言模式。而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从海德格尔把语言看做存在之家园开始，大陆哲学家们就始终把语言现象放在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始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和可变性。

2．“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思想孕育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观。由“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思想发展出来的“言语行为理论”的确成为语言哲学的核心理论。语言游戏论和生活形式论构成新语言哲学范式的基本内核。在语言的本质问题上，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论”，与“逻辑形式”相对应;他提出了“生活形式”，与早期的语言“图像论”相对应。依据图像论，语言似乎是一种自足而固定的系统，而与人的社会活动无关的，其唯一功能就是图画实在，其发挥这一功能的根据则在于其内在的、永恒不变的逻辑形式。而现在，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由语言和行动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语言游戏”。因为游戏的根本特点正在于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由规则来规定，而规则在本质上又是一种社会存在——人们不可能“私人地”遵守规则，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简而言之，维特根斯坦所提出“语言游戏”这一重要概念是要人们注意到语言的三个重要特征：一是语言的使用——就像游戏一样——是人所进行的一类社会性活动;二是这类活动的根本特征是——就像游戏一样——遵守规则;三是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能成为所有这类活动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就像游戏一样。“生活形式”是维特根斯坦用于描绘语言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生活形式是与语言相互渗透、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由语言所决定和体现的，也就是说，语言活动本身就是生活形式。因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而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的相互一致并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他还进一步认为，期望、意向、意义、理解、感觉等等都借助于语言活动而外化为生活形式，因而可通过语言去刻画和把握它们作为人类生活形式的本质。在其早期的语言哲学中，“语言”实际上还不是最后要追寻的东西，“逻辑形式”才是最后要追寻的东西，尽管它只能“显现”;而现在，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语言与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语言游戏”就是最后要追寻的东西，一切谜团都要从这里解开。

二、儿童言语行为理论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1．国内外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研究现状。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主要表现为学龄前儿童习得和运用适当的言语形式表达自己的言语意图或者在一定语境中达到自己的交流目的的方式。国内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00年才有了一些零散的介绍性文章。2000年，《儿童语言》介绍了儿童语言发展理论，但没有涉及儿童语用学的内容。国内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研究主要涉及国内学龄前儿童语用技能发展研究的进展、学龄前儿童的语用特征等领域。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大多停留在语法层面上。国外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理论研究的兴起归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语用学的发展，呈现为多层面、多视角的特点。总的看来，国外语用能力研究涉及确定社交场合类型的社会认知概念、学龄前儿童交际意图的习得、会话技能等。

2．国内外基于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语料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现状。从国内来看，2002年，《儿童语言发展引论》(福斯特利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介绍儿童语用能力发展问题。周兢和刘森林等人发表了有关儿童语用交流行为的文章。就国外而言，1976年，Crystal出版的《儿童语言、学习和语言学》标志着学龄前儿童的语言研究从传统的语法层面转向语用层面。1979年，美国《发展语用学》问世。1985年，《语用学杂志》出版有关语用能力发展的专辑。1996年，以色列心理学家Ninio和Snow合著的《语用发展》问世，标志着西方以英语为语料的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研究从零散探索进入全面的研究阶段。然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学龄前儿童言语行为类型的系统研究非常稀少。

三、基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儿童言语行为理论

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概念，正是由“语言游戏”这条主轴展开了其后期哲学的思路。首先，语言的自明性表明，不存在语言之外的意义实体，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其次，使用语言如同进行游戏一样，必须遵守语言规则方能进行，不同的规则确定了不同的语言游戏。这些规则不仅包括日常语法，还包括使用语言的语气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等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再次，这些言语行为构成基本的语言游戏，其核心在于正确地遵守规则。最后，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种语言游戏，通过约定，形成我们所处的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即我们所接受的一切，亦即我们整个社会的一部分。

在语码选择层面，儿童语言的社会化过程与话语信息建构过程中的受话人(看护人、老师、父母、同伴)角色，从皮亚杰的儿童语言的自我中心论到维果茨基的儿童语言社会性理论，对儿童言语行为理论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说话人和受话人在语言发育过程中同构言语行为类型。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受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受话人要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建构新的语境，由于人们的认知环境与认知结构不同，话语推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隐含结论。

在魏格纳看来，“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以特定方式影响受话人，而不是表达和表征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语言系统地和个体发生地进化，可见，在语言历史中，语言功能是第一位的促动者，而并非语言形式。所以应当不仅注意说话人的意图，而且应当注意受话人的理解，不仅仅只应注意言语，而且应该注意说话人想通过言说特定词语而获得的交际目的，只有在对话互动中，以某种特定方式影响他人的言语目的和意向才会出现，从而一系列声音才真正成为语言工具。”［2］如果我们想理解交流是如何怎样进行的话，我们也必须考虑语词被言说的情境场合，只有当受话人和说话人能够从一个语言的、认知的和超语言的背景中进行推理，说话人才能实现他们的目的，受话人才能理解说话人，由此而见，语言的理解首要地是基于“语用推理”。因而，魏格纳把语言分析的单元称作交流行为或言语行为，也就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意向行为。在对话中，我们用词来做事，影响他人的意愿。语言并不仅仅是把我们的思想单元强加于他人之上，语言是语境中的行为。在这里，虽然魏格纳的言语行为思想仍然是在19世纪末的哲学和心理学传统中，即康德的精神活动哲学和洪堡特的表征心理学，但魏格纳使用“行为”来指语言用法的语用方面。因为从来没有一种纯粹形式的功能，语言的表征功能总是语用地被建立的，必须诉诸受话人和情景。

德国心理学家比勒的语用思想既总结了德国在康德之后对语用的洞察，又启迪了当代德国哲学家特别是哈贝马斯的语用观念，可以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也使得他成为德国语用思想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在比勒看来，作为言语的语言是能够在社会生活语境中被运行并被理解，作为语法的语言则是一种客观结构，一种有指向的目的活动，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并形式化地被理解。由此，比勒区别了语言的三种功能：表征、表达和请求。在这里，比勒更感兴趣于语言的请求功能。他把语言的三个功能视为语言的三个维度或意义的三个维度，强调这些维度不能彼此排斥，逻辑研究的是表征，修辞学则研究表达和请求。在比勒看来，三者的关系应当是，当一种言说声音发出时，句子首先作为一种声音事态的表征起作用;其次，句子起表达作用，传递关于说话人的信息，他的感情等，进而最重要的是，这些言说通过请求的作用，成为驾驭行为的一种媒介，进入了语言的语用维度中，说话人通过它施行行为并促使他人施行行为，此种语言的使用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直接的实践后果。它也是语言的社会或行为层面。

Strawson在分析说话人意义时，“受话人需增加第三个意向来识别第二个意向，同时将元交际意向(a meta-communicative intention)概念引入信息意向和交际意向(the informative and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3］像 Strawson设想的那样，第三个元交际意向(the third-order meta-communicative intention)出现在实例中，但受话人没有识别，交际缺少应有的彰显性(the required overtness)，应增加第四个元交际意向(the fourth-order meta-meta-communicative intention)来识别第三个元交际意向(the third-order meta-communicative intention)，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原则上，为了有效识别第n个意向(nthorder intention)，受话人需要第n加1个意向(an n+1th-order intention)识别第n个意向(the nth-order intention)，总之，“受话人需用意向的无限性来阐明显性交际的直觉理念(the intuitive notion of overtness)。”［4］

四、构建儿童言语行为理论

1．基于发展语用学的儿童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发展语用学(Developmental Pragmatics)是研究儿童对语言规约和社会知识的敏感性及这种敏感性和话语交际知识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语言结构的关系;研究交际中交替形式(communicative alternatives)何时、怎样形成和儿童习得具体语言词素、句法结构的关系;研究话语交际知识发展过程中儿童所实施的‘所指’、‘预设’、‘请求’、‘拒绝’和‘询问’等言语行为”［5］。儿童语言对发展语用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展现了语言知识的空缺，在观察过程中，不仅了解到缺少什么，而且观察到在语言运用过程中，背景知识是如何被填充的和发展的。第一阶段，儿童对受话人观点的敏感性增加，由自我中心逐渐转向社会中心，由自我交际逐渐转向以社会为背景的交际;第二阶段，儿童在交际中不仅仅依靠直接情形语境，包括所在的时间、地点、说话人和受话人，更多地依靠非情形知识，包括对现实世界理解的知识;第三阶段，随着传统知识积累的增多，能实施一些社会言语行为，如“请求”和“询问”等。儿童语言对语用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五个方面。(1)提供了多学科研究的基地。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依据同样的方法来获取语言材料，特别是自然或半自然情景中自发语言的运用;(2)提供了扎根于经验观察的方法论;(3)提供了语境敏感性形成的观察机会;(4)使我们观察到从语境到句法形成的过程;(5)为观察语言运用中至关重要的背景知识社会化，即儿童与看护者之间的交流及看护者的角色提供了机会。同时，发展语用学强调语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语境成为对话语意义解释的基础。拿儿童所实施的“所指”这一言语行为举例，“Mommy sock．”可能指妈妈穿上了短袜;也可能指这是妈妈的短袜。语境形成了成年人与孩子交际的重要部分。同时，语境被认为是语言使用者信念和假设的产物，从这一角度讲，语境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情形的和超越情形的、现实的和社会的，它与语言运用有关，是看不见的，不能直接感知的，只能靠经验推理。

2．基于社会语用学的儿童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社会语用学强调社会情景变体。Leech G．(1983)明确区分了语用语言学和社会语用学。前者研究某一语言所提供的以言行事的具体材料，后者探讨语用学的社会接口，即研究具体社会条件下的语言运用及言语行为在应用中的变化受社会参数的影响”［6］。Ervin Tripp(1976)通过对美国英语中的“请求”，Blum-Kulka，Danet和 Gerson(1985)对以色列通用的犹太语“请求”，Wolfson、Manes(1980)和Wolfson(1983)对美国英语中“赞扬”这些言语行为的研究发现，在社会关系中，决定言语行为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交际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社会权力。Ervin-Tripp(1982)对两岁的孩子进行实验发现，两岁的孩子开始对权力和社会距离有所觉察，他们开始选择交际的方式：母亲和父亲相比，他们更愿意对母亲用祈使句式;对兄弟姐妹倾向于用命令;而对陌生者更愿意使用礼貌的“请求”。Blum-Kulka(1985)观察到以色列的儿童和成年人对间接请求的表达有着不同的方式，对地位高的人倾向于间接请求的方式。Brown和Levinson(1978)指出，权力与熟悉程度决定言语行为的选择。Gordon和Ervin-Tripp(1984)认为，对请求的敏感程度与岁数有关，特别是上学后的年龄，意识到对语言的选择程度。而情景因素受不同文化的影响。Blum-Kulka(1985)发现在以色列文化中，直接请求行为受个人的变项(说话人的年龄而不是性别)、请求目的的类型(是否对行为或物质或允许或信息的请求)、背景(私人的或公众的)、交际媒介(口语或书面语)及权力和社会距离变项影响。无论孩子还是成人，间接表达常用于对权力较大、地位较高的人的交谈之中;直接表达常用于比较熟悉和朋友的交谈之中。对言语行为变项研究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实验心理学理论。对“请求”行为用标准情景和非标准情景予以界定。在标准情景，即正式场合中，人们常采用间接言语方式;在非标准情景，即非正式场合中，常采用直接言语方式。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6-70．

［2］殷杰，郭贵春．德国哲学传统中的语用思维［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1)．

［3］斯特劳森．言语行为中的意向和常规［J］．哲学评论，1964，(73)．

［4］斯铂佰，威尔逊．关联性·交际与认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30-31．

［5］尚晓明．语用学回眸系列研究之一［J］．外语学刊，2002，(2)．

［6］尚晓明．语用学回眸系列研究之二［J］．外语学刊，2006，(6)．

H1

A

1007-4937(2011)05-0118-04

2011-05-23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话语建构与透视研究”(10542006);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基于中英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语料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0D018)

尚晓明(1964-)，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副院长，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西语言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