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陈继儒交游考论

李 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一

王锡爵(1534-1610)，字元驭，号荆石，苏州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翰林院编修。累迁至祭酒、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十二年(1584年)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曾疏请“禁谣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等六议，为万历帝所采纳，并受褒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入阁为首辅。他力请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赈河南饥，均得许可施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致仕。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加少保召，辞不至。卒赠太保，谥文肃，赐葬，敕建专祠。有《王文肃集》、《王锡爵诗文集》、《疏草》、《左传释义评苑》、《召见纪事》等。王锡爵子王衡(1562-1609年)，字辰玉，号缑山。少负才名，长而学殖益富，能诗善书，名动海内。万历十六年(1588年)，举顺天乡试第一，随即有人揭发此次考试有人作弊，王衡作为宰辅之子亦被牵连，连续三次不参加会试。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始举进士廷试第二人，时王锡爵罢相已久。授翰林院编修，旋即辞归。文集有《缑山先生集》二十七卷，戏曲有《郁轮袍》、《没奈何》、《再生缘》、《裴湛和合》等。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年二十九弃儒衣冠，绝意仕进，归隐于小昆山、东佘山等地。后声名闻于天下，朝廷屡诏征用，而先后荐举陈继儒者，亦不下十余人。陈继儒则屡辞不应，以诗文书画终老。有《陈眉公先生全集》等。

王锡爵与陈继儒的交游，始于何时，王衡、王时敏编《王文肃公年谱》、陈继儒长子陈梦莲编《眉公府君年谱》均没有明确记载。据屠隆《发青溪记》一文，可以推断他们的结交，最迟始于万历十年(1582年)。该文记载说：“万历十年壬午，余以青溪长上计，……(十一月)十三日舟抵娄东，……是夕去宿敬美憺圃，……泽夫元普、郁孟野承彬、陈仲醇继儒……俱在。”十四日，屠隆“宿太原公修道室中”，十六日屠隆始别去[1]。屠隆的记载说明在万历十年(1582年)十一月，陈继儒曾寓于太仓二王家。据《眉公府君年谱》，陈继儒曾于这年八月赴南京乡试，陈继儒很可能是在返回途中取道太仓，得以与王锡爵父子相会。这次晤面为来年陈继儒与王衡共读作好了铺垫。

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锡爵便招陈继儒与其子王衡共读。这说明此时的陈继儒，已是文名远播。这段持续至万历十三年的共读时间，为陈继儒与王氏父子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此而后，陈继儒以父事王锡爵，以兄事王衡，关系颇为密切。共读期间，王世贞与王锡爵皆居南城靖庐,两家子弟更相结社。子弟们多以制举为务，而陈继儒与王衡独好古文诗歌，对于这样的“不务正业”，王锡爵并不指责[2]。后来王锡爵再邀请陈继儒就馆，陈继儒则以“养亲”为由，致书委婉谢绝，在信中陈继儒感激地说：“两年以来，教之诲之，饮之食之，亦已至矣。”[3]可见陈继儒在王锡爵家受到了不错的礼遇。

万历十三年(1585年)，陈继儒、王衡同赴南京乡试，下第而归，王衡有志于再战，陈继儒则于次年捐弃诸生，不复应试。对于陈继儒的捐弃诸生的行为，王锡爵闻而笑曰：“是子也，不鸣不舞，无乃类羊公之鹤？”后来王衡因乡试被谤，王锡爵颇为感慨，对陈继儒年未三十即能不为名利所缚，赞叹不已。[4]

王锡爵因看重陈继儒的文名，招其与王衡共读；陈继儒捐弃诸生，遗世高蹈，王锡爵又深许之。对陈继儒的为文与为人，王锡爵都颇为雅重。陈继儒后来声名鹊起，名闻天下，当与王锡爵的“雅重”不无关系。陈继儒在《答孙公》中说：“某乙酉读书太原，雅蒙文肃公国士之目。”[5]钱谦益说：“娄东四王公(指王锡爵、王鼎爵、王世贞、王世懋)雅重仲醇，两家弟子如云，争与仲醇为友，唯恐不得当也。”[6]《华亭县志》也说：“王文肃、文硎山、王弇州兄弟，俱雅重之，守令下车、台使案部，无不造谒其门，咨询地方利弊，一时文人学士，咸听其月旦之评。”[7]

陈继儒捐弃诸生，归隐山林，但又心系民瘼，关怀地方，常利用自己的声名和影响，屡屡为民请愿，使赋税得减，灾情得赈，饥民得救，故深得百姓爱戴，当地有一桥，人们便称之“眉公桥”*《眉公府君年谱》“万历四十一年癸丑五十六岁”条载，是年眉公“募翁氏，请藏经建阁以镇兹山，山壑界石梁，后人往来，称‘眉公桥’。”，以为纪念。比如，万历十五年(1587年)，苏松遭遇特大水灾，熊剑化《陈征君行略》说，“岁大饥，仲醇移书政府，是年得宽逋租之半”,极大肯定了陈继儒在“蠲租”中的作用，而陈继儒这次能顺利为民请愿，依靠的便是在朝中为相的王锡爵。水灾发生后，陈继儒立即上书王锡爵，用长达八百余言的文字备述苏松小民之苦。在书中，陈继儒将这次水灾与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水灾作了对比：“今岁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年辛酉之时。”因为“辛酉以前，催科尚缓，风俗尚俭，民户尚实，水势尚杀”，而如今则“朝廷之会计，无年不增；闾阎之侈靡，无处不盛；百姓之财力，无日不消；风雨之恶声，无刻不闹。”书中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为今之计，圣君贤相，以蠲租为第二义，而以赈贷为第一策。”[8]王锡爵就此回信说，“兄但知往时民户之尚实，而不知近日国计之尤窘。迩司农上十四年经费，已加往额三百万矣。少府水衡钱，不能支陵工半岁，且谋外索矣。所以然者，往时南荒或北稔，下诎或上赢，一岁歉或他岁熟，天时不顺或物力未穷，小户无租或富户可陪粮。今四面墙壁更无支吾展足之地。”[9]在财政窘困的现实之下，王锡爵表示会竭力为苏松水患出力。后来王锡爵会同申时行上疏万历帝，请破格蠲之。最终，政府在赈济之外，“江南税粮蠲免四分，改折六分，而改折者，又于两年后带征，江南赖以更生。”[10]“一方贫民得以不流散。”[11]

二

王锡爵刚而负气，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衡举顺天试第一，为言官所论，王锡爵连章辨讬，遂招无容之讥，父子郁愤。王锡爵也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归省，无意复出。万历二十年(1592年)朝廷屡召王锡爵，王锡爵七辞而不允，最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入朝，擢为首辅。面对朝廷征召，王锡爵屡屡辞谢，陈继儒则致书勉励王锡爵“为国强起”，其《上王荆石相公启》说：“东山太傅，岂容双屐久栖；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况乎白羽赤羽，烽烟雷动于边陲，兼以千艘万艘，旗鼓云连于辽海。正主上旰食宵衣之会，乃忠良输筹运策之秋，而何屡谢恩纶，益坚高卧？……伏冀与时偕行，为国强起。转旋宇宙，饮颓世以醇风；吐纳星辰，立擎天之孤柱。”[12]陈继儒认为时下边患紧张，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是用人之际，企盼王锡爵能顺应时代需要，“与时偕行，为国强起。”在现存的王锡爵的文集中，没有发现王锡爵回复陈继儒《上王荆石相公启》的回信，陈继儒的“劝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王锡爵的复出，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万历帝的征召，也屡以边事为最急切之务，敦促王锡爵早日赴京，如其中有“国家多事，边鄙未宁”、“叛贼勾虏，势颇猖獗”、“东西倭寇交作”、“西贼虽宁，东倭未靖”，等等。王锡爵在回奏中就“筹边之事”，也提出具体方略[13]。看来，边患可能是促成王锡爵复出的关键因素，至少我们可以说，王锡爵是背负着朝野的厚望复出的。遗憾的是，当时的万历帝，正为“争国本”一事，与群臣斗得不可开交。踌躇满志的王锡爵复出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在边事上施展谋略，就因“争国本”一事而备受朝臣非议，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被迫致仕，这次复出任职仅一年又五个月。

王锡爵归田后，其心境并未真正地洒脱恬淡，甚至出于政治的敏感，闭门谢客，深居简出。王衡便说：“惟父亲自归田以来，毫无所寄。窃谓今日非另换一副肺肠，另开一篇局面，易忧以乐不可。”[14]陈继儒也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王锡爵七十时进寿序，委婉地劝慰王锡爵应“乘时行乐，以无负圣天子辞归田里、优老闵贤之至意。”对于如何行乐，陈继儒建议说：“余以是劝公及今无畏客，仿佛方东都洛社睢阳诸老故事，相与宴会赋诗饮酒绘图以为乐。”[15]陈继儒跟王衡一样，对王锡爵的关心，不单在饮食起居，还在喜怒哀乐。说陈继儒以父事王锡爵，并非虚言。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廷再召王锡爵，三辞而未赴。当王锡爵这次被征召时，“人以为庆”，而陈继儒则“以为愕”[4]。在尺牍《复顾泾阳先生》中，陈继儒说：“初太原公得召旨，弟书谓辰玉云：‘人以为锦上花，仆以为雪上霜耳。’今殁后一着果如此。”[16]果然，不久“密揭”事发(详后)，陈继儒“再诣门，慰公寂寞”[4]。陈继儒的识见，的确与众不同，也与他万历二十年(1592年)劝勉王锡爵复出不同。在万历二十年，陈继儒以为时局尚可为，而到了万历三十五年，陈继儒跟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已对朝廷失去了信心。

王锡爵一生，两次罢官，因乡试案、“争国本”等，屡遭不解之诟，陈继儒登门劝解，成为王锡爵难得一诉衷肠的挚友。王锡爵家难频仍，长孙王鸣虞早自摧折(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夭，年十七岁)，爱子王衡先于己逝，也赖陈继儒得以宽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王衡去世，王锡爵一年之内写了十一篇祭文，其《二七祭文》写道：“太原独夫祭告于亡子编修之灵曰：昨日汝之故友陈仲醇来吊，予因忆昔年长孙鸣虞之亡，仲醇尝有‘春行秋令’之譬。予心服之，而未知其言之有味也。乃今则又见汝。”[17]对王锡爵而言，陈继儒不仅仅是个“言语妙天下”的才子、“未三十弃儒从养”的高士[18]，更是个一慰平生的“小友”。

王衡、王锡爵先后殁，陈继儒遂视王衡之子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等)如己出。尺牍《与王逊之》言道：“风波之世，约束仆童，早完国赋，为保家第一。聪明先之以孝，富贵济之以宽。古人历有明训，此老侄所长，不待嘱矣。”[19]言语中字字关情，俨然是父对子的叮嘱。徐朔方先生说“王衡一生最大的安慰是他同陈继儒真挚的友谊”[20]，信然。

王锡爵殁后，陈继儒撰有《祭相国王荆石》的祭文，对王锡爵的“相业”、人品做了盖棺定论：“公忠孝简于帝心，明羽定于储幄。……独其门无四知之金，室无姬贰之乐，不市恩，不修郄，不人才牢笼，不名誉雕琢。”而对于王锡爵一生的遭遇，陈继儒则以悲愤的笔触为之剖白：

残花数畦，枯棋数着，公自谅机心机事之尽忘，人亦讶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犹猜其退而营进，坦而藏锷，老而强饭，病而不药，及今盖棺，而果信公邯郸之梦，绝不及于平津之阁，呜呼冤哉！呜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犹望有朝议之是非如昨；是非不明，犹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犹望有天道之善恶报应如昨。今天以摧残，人以谣诼，门祚凋谢，子孙单弱，三者一无凭焉！岂月盈必亏，果硕必剥，咷不共笑，齿不并角，即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数，而幽明古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错者耶？帝阍茫茫，坐视为虐，鬼神愦愦，似复相谑。物情三变，劫运五浊，夫何言哉！不如夜壑。[4]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吏部尚书孙鑨(字文中，号立峰，谥清简)在“京察”(指对在京官员的考核)中因忤王锡爵而去官。殁后，其子孙辗转找到陈继儒，希望陈继儒为之立传。在面对当年王锡爵、孙鑨在朝中的那段恩怨时，陈继儒的态度很明确。虽然孙鑨颇有时誉，人称“笃行君子”[21]，陈继儒也表示“清简公铮铮皎皎，尤某生平所愿为执鞭者”，但是，陈继儒说他不忍“违心引弓而射四十年通家之先达，不然，倘海内交游有口，太原父子有灵，则不佞操何辞以应？涂饰何面目以对？”最后只好“稽首返币，遥谢台台，以付定论于如椽如矢之笔者”[5]。陈继儒谢绝为孙鑨作传，一方面显见出陈继儒对于与王氏父子这份通家情谊的珍视；另一方面，则表明了陈继儒对王锡爵人品的肯定。王锡爵性刚负气，在朝中开罪了不少人，如汤显祖、顾宪成、赵南星等，还有这位孙鑨，而就品行而言，孙鑨等都堪称正人君子。但王锡爵秉持公心，为人正派，其人品是不容置疑的。陈继儒说王锡爵“不市恩，不修郄”，并非替王锡爵曲意维护。陈继儒谢绝为孙鑨作传，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维护他尊敬的长者。

三

陈继儒在临终前，留下了“八十年履薄临深”[22]的遗训。终生未入官场的陈继儒何以有这样的处世态度呢？陈平原先生认为：“眉公的‘如履薄冰’，与其说是害怕政治迫害，不如说是注重人际关系，保留较大的回旋余地，避免得罪各种现实的与潜在的‘衣食父母’。”[23]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但也忽略了陈继儒在现实中所遭遇的政治迫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发生的“密揭”事件，便把陈继儒推上了朝臣相互斗争的风口浪尖。

王锡爵素与言官不合，就在万历三十五年朝廷再召王锡爵入阁之时，便发生了所谓的“密揭”事件：“时言官方厉锋气，锡爵进密揭力诋，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等语。言官闻之大愤，给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栋等论不已。锡爵亦自阖门养重，竟辞不赴。”[24]随后不久，便滋生了“密揭”出自陈继儒之手的传闻，一时闹得沸沸扬扬。陈继儒在写给友人的尺牍中，反复申辩自己与此事绝无关系：

《复于中甫》：

此揭发时，弟之大儿就婚，小儿就试，略不知一毫影响。悠悠之说既云：“撰之自不肖，泄之自澹生。”真可大笑！妖书波及于吾丈，赖海内忠贤不平；密揭波及于弟，赖吾丈忠贤力辩。不然，弟且不知死所矣。[25]

《与戴悟轩》：

闻京师谓太原二揭，弟为床头人，此说极可笑！此公失而又失，若弟与闻必且救正。王澹生每向人云：“正谓不遇眉公，故纳此败阙。”若此揭自弟，攻者四起，此老方跳躁痛恨之不暇，而复听辩揭乎？此故可以无辩，但恐以讹传讹，非独伤品，实且招祸。吾乡贤者知，必笑而白之矣！前杨公荐疏，弟谓可惧不可喜，天道忌盈，人情责备，此大非佳事。自此疏一出，或忌或谤，信乎！好事不如无也。[26]

面对这样的传闻，陈继儒真是百口莫辩。以陈继儒为王锡爵的“床头人”，为密揭的起草人，是基于人们关于晚明山人与朝中官员关系密切并间接干预朝政的认识。晚明所谓山人，多指的是以诗文书画等干谒权贵，靠打秋风维持生计的士人。而游于京师的山人，往往结交朝中显宦，名重一时。朝中官员大多也乐于与山人结交，比如辅臣严嵩、徐阶、袁炜、申时行就分别招纳山人吴扩、沈明臣、王稚登、陆应阳入其相府，吴扩等亦因称“相门山人”。

陈继儒虽与王锡爵交游，但并非游于京师的“相门山人”。事实上，陈继儒之足迹，“近则峰泖而止，远则北至京口，南至钱塘而止”[27]。“生平未尝渡扬子江”[28]。而在众多的宰辅中，王锡爵是少数几位不曾招纳山人的宰辅[29]。尽管如此，陈继儒与王锡爵的密切关系还是遭到疑忌，并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尺牍《复于中甫》说：“弟且不知死所矣”，并不是危言耸听，信中述及的“妖书”一案，最后便是一个叫皦生光的山人充当了替罪羊而被凌迟处死。所幸的是，“密揭”事件最终因王锡爵未赴召而不了了之。

纵观陈继儒一生，这次由“密揭”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应该算是他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陈继儒“履薄临深”的戒惧审慎的处世哲学，当与此事有很大关系。崇祯一朝，陈继儒屡被征辟，均坚辞未赴，“审慎戒惧”是他坚持一生的处世哲学。其《安得长者言》说：“留三分正经以度生，留七分痴呆以防死。”“宦情太浓则归时过不得，生趣太浓则死时过不得，甚矣有味于淡也。”“有济世才者，自宜韬敛。若声名一出，不幸而为乱臣贼子所劫，或不幸而为权奸佞幸所推，既损名誉，复掣事几，所以《易》之无咎无誉，庄生之才与不才，真明哲之三窟也。”[30]这些充满消极、乡愿色彩的话语，是一个洞明世事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真切感悟。

说到陈继儒，人们很容易想起后人讥讽他的两句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云间”为陈眉公之里籍松江的别称，一语双关。或作“云中鹤”，误。，这是清中叶蒋士铨的传奇《临川梦》《隐奸》一出中陈继儒的“出场诗”。所谓“宰相”，指的就是王锡爵。《隐奸》铺写汤显祖曾讥刺陈继儒往来王锡爵宅第，陈继儒便心存忌恨，在王锡爵之前屡进谗言，致使汤显祖早年在科场中屡试不售。陈继儒借王锡爵之手陷害汤显祖，便是他“飞去飞来宰相衙”的具体“勾当”。在《隐奸》一出中，陈继儒被塑造成了一个睚眦必报、倾陷君子的卑劣小人。

所谓汤陈之嫌隙，是蒋士铨在民间传闻的基础之上的虚构，史上并无其事[31]。陈继儒在世之时，就有陈继儒为王锡爵“床头人”的猜疑，面对这样的猜疑，陈继儒尚能辩解。但一个多世纪之后，那也就只好任由蒋士铨打扮了。自《临川梦》问世后，“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句便不胫而走，成为陈继儒的经典写照，“云间鹤”几乎成了陈继儒的代名词，“飞去飞来宰相衙”成了陈继儒行径的戏剧性概括。即便是没有读过《临川梦》的读者，对这两句诗恐怕也并不陌生。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写有一篇题为《隐士》的文章，开篇即云：“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32]郑振铎在1946年撰《劫中得书记》时，犹特意指出陈继儒“非专事‘飞去飞来宰相衙’者流”[33]。鲁迅及郑振铎的话从侧面反映出那首“出场诗”的影响力。不仅如此，这首出场诗在今天的读书界、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常常被当作评判陈继儒人品的重要依据。如著名作家李国文撰有一篇读史随笔，标题即作《翩然一只云中鹤》，文章说陈继儒“自命隐士，然以闲人身份奔走于忙人之间。翩翩如鹤，周旋官绅，口给交御，干谒权贵。作清高状，干蔑片事，时人对其鬻隐求显的行径，颇为不屑，时有讥评。”[34]从标题到正文，都可以看到脱胎于《临川梦》的痕迹。如此说来，陈继儒与王锡爵的交游，竟落得了身后的千古骂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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