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性

赵建建,盖 光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性

赵建建,盖 光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观念与方法,有其产生的历史的必然。它以生态女性主义为哲学前提,其本身也蕴含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具有时间上的历时性和空间上的共时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及指导性,亦有因历史演化过程而呈现的当代性。研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性

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学理意义

(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必然性

“生态女性主义”是 1979年法国学者埃奥博尼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毁灭》一书中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与文学批评的有机构建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其一,社会历史演化的必然。女性的社会角色及社会地位的转换、变异是社会历史演化的晴雨表,其所代表的权利、个性、自由以及社会参与性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也是社会和谐古已有之的融通机制。其二,生命本然的必然。女性在天地自然及人类活动结构中的生命本然性,对人类的生命延续所起的根性作用及融通效应,必然推演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之关系的有机性,并能够弱化人类活动的二元性、对立性及征服性机制。其三,环境运动的必然。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的环境运动,乃至引发的环境革命,使得环境保护的内涵在不断扩展,女性主义运动亦与之相融汇。女性在思想行动上积极参与到环保运动中与自然生态相映衬,引起诸多学者的深层思索,于是,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相互联系性便成为被关注的范畴。其四,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必然。文学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而自然界、女性及各种相对弱势的群体作为现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元素,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活动的基本素材,也成为文学阐释及文学批评的永久对象,以及展示文学理想的重要支撑体。其五,文学批评视野拓展的必然。生态批评的产生也是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对文学批评理论及哲学理论的延伸与扩展,反之,生态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的发展也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起了促进作用。总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实践领域一步步延伸到理论领域的,实践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使之具有了历史合理性。

(二)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与生态女性主义有不解之缘,实际内存着必然的传承脉络,或者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哲学前提,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延伸。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注视点是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铺设,通过表现自然与女性的对接性及联系性,进而展示人们对自然的权利认同及女性自主话语的确立。对此,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沃伦就表述了代表性的观点:“在女性的统治和自然的统治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历史的、经验的、象征的和理论的联系,而对这种联系的理解,不管是对女性主义还是对环境伦理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1]186生态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性别问题及女性角色问题,曾经也主张公正、和谐、持续、合作精神,这些后来又拓展到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压迫形式的反抗,尤其是人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甚至有时也含有种族间的歧视及对立性关系。在此基础上,20世纪 90年代,产生了一批关注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文学作品,生态女性主义自然地扩展到文学领域。作为一种哲学观的引导,使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合有独特的标准与原则,它把自然和性别作为批评的立足点,考察文学、自然、女性及人的关系;它既属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延伸,又拓宽了生态批评的视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兼具女性主义批评和生态批评的批评观念、方法及特性,而且也是对两者意义的合理提升。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它把生态原则和女性原则同时凝聚于文学活动中,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类学等多重角度进行分析,尝试寻求一种能把人的存在根基问题同社会性别与生态问题一并解决的方法。

胡志红在《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这样定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发展中的批评理论,它借鉴、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批评策略,以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自然、阶级、性别及种族四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开放式、包容性的文学批评,正在向国际多元文化的趋势发展。它试图揭示人对自然的统治与人对妇女的统治之间的一致性,同时也致力于探讨二者获得解放的策略与途径,凸显自然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关联性和复杂性。”[2]146可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不断发展的,具有特有的阐释策略与特性,它与现实紧密结合,旨在追求人的生存与生活的真谛,在对公正、和谐、持续、合作的追寻中探讨人类的诗意性生存之境。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含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批评,从属于文学,它的对象首先是文学 (作品)本身,文学性理应是它欣然守成的原则。其一,理应以文本阐释为主要策略。文本是文学阐释的中心,作为批评的对象不可听凭于主观意愿,应该具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同时,允许文学阅读的多元化以及不同的期待视野的存在,以发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阐释的积极作用。其二,以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延展过程等作为评价脉络。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性融汇到作品的具体人物与情节中,既显完整,又具有生动性,容易把握与接受。其三,以文学精神延展其批评精神。文学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借助文学精神弘扬其批评的宗旨,通过自然、女性权利认同的叙事策略而体现对人的生存性关注。其四,体现文学的救赎性。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也意在体现一种救赎文学。罗婷教授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解放自然和女性,实际上也是解救文学自身。”[3]文学本身具有救赎性,但其救赎不仅限于躯体性、功利性的欲望满足,更重要的是精神、灵魂性的救赎,或者通过精神灵魂的救赎而解救被躯体、欲望、功利所缠绕的人们。除此之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性、时代性还使其救赎性包括被欲望、功利所缠绕的人们的自我救赎,同时既要呈现对被人们危害的自然生态的救赎,又要解救被男权话语桎梏的女性权利。在古已有之的历史序列中,以及在文学叙事话语中,当人们力图掌控自然的权利话语成为主导,自然便转换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如果男性掌握话语权,女性则居于边缘化地位,如此看来,自然的本真性往往会被解构,女性形象也往往被男性神秘化或妖魔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目标之一是消除文学中女性、自然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异化形态,以文学的应有状态返归自然、女性的本真性。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性

文学的历史性不仅限于其题材的选取及构建内容的历史意蕴,还在于任何文学活动都必然发生在一定历史境遇及现实与时代的时空交错、叠合中,不论是创作、鉴赏还是批评,都难以抛离其历史性存在。从这种意义上看,文学价值中在历史性的价值呈现层面上理应是不断增值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其历史的转换及延续中而被丰厚的历史蕴含,另一方面也在现实、时代的空间中被拓展了其价值辐射度。由此看来,文学的历史性具有时间上的历时性和空间上的共时性的特征。

(一)渊源与发展:由神的时代到人的时代

蕴含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萌芽最早可追述到神的时代,主要以宗教信仰 (上帝)和神话的形式体现。虽然神不具有真实的、人格的存在,但它是由社会实践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既表征一种宗教性的道德感,又具有一种信仰性,是人们对人类自身价值终极反思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行为。当原初时期的人们向神求助时便体现出人们希望超脱于自然、社会以及对现状的不满足而表现出对提升生存能力的追求。尽管原初的人们并不理解生态何谓,对女性地位的确立也是时常焦灼和困顿的,但在观念和实践中人们也每每表现对和谐、公正等的期盼。但历史性的过程性及局限性也在展示原初时代的不断成熟,其中也不乏包孕对女性角度及地位的转换,当将期盼寄托于上帝和神,实际也表现了人对自身、自然及社会现实的困惑,同样也是人们被动与无力的反映。从文学层面上看生态女性主义,在自古至今的文学园地中,表现女性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重要话题,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性以及神话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都不同程度地会以对女性地位及角色的阐释而表现出来,其中也必然蕴含着对生命本真的体验及认同,由此人们也希望在万能的神的帮助下实现对生命的爱护与尊重,进而回到人及生命存在的本来状态。

由此可见,神话时代已蕴含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所秉承的一种对和谐、正义以及合作精神的雏形。但神话只是一个开始,人们对自身、对自然界的认识并未形成系统,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思想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转化历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这一思想发展的一个方面。

(二)社会、历史推动:历史与现实

20世纪末,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于现实性与自身强大的生命力,迅速由欧美国家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女性主义问题是久远的,是历史性话题。但生态女性主义理应生成于当代。女性存在、女性权利认同及女性生存体验问题既是一个自然本真性存在,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问题,女性自觉、自主、自立并超越男权话语的束缚也是历史性话题。随着历史的演进与当代现实中人的自主意识的不断强化,从历史性层面上认识性别问题与生态问题,或者将两者进行有机性、历史性融通或许会成为一个重要策略。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现实、反思过去、着眼未来,过去、现实与未来是紧密相连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恩吕森在论述三者的关系时说:“过去绝不仅仅是事后诠释的单纯的材料,而应当成为一种行动导向的推动和敦促,以使人们过去的行动和受难对未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4]7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实践行为的不合理及非公正性形成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及社会问题,其中必然内存着如何面对女性权利认同及提升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文学活动为基地,以女性权利引带人们对自然权利认同,以其能够为修复曾经的不合理而助力。这其中必然要倡扬一种既包括人类的自爱,亦凸显人类对自然家园之爱的大爱精神,并力图把这种精神作用于普泛性的生存现实,也力求解决由此而引发的环境问题、人的生存发展问题及可持续性问题等的思索,所以其目标指向是依据历史性运演而走向更加和谐完美的未来。

(三)走向理想之境:有自身宗旨和最终目标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当代现实,以解决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观念下导致的各种问题,反对人们在思想领域以及社会结构中一切形式的不公正存在为宗旨;以一个具有多样性的、有机的生存世界为目标,意在引导人们建立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两性和谐,并包括着种族平等的发展观。陈茂林在论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目标时说:“反对物种歧视和性别歧视,质疑和解构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观念,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中心文化,其目的是通过文学研究对文学创作、进而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改变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唤醒人们的生态整体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包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存在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5]总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发展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它源于人类已经行走的历史,立足于当下,目标是走向和谐的未来;它蕴含着人们对未来的希冀,冲击、影响着人们的意识、生活与实践,指导着现实,使人类一步步向理想迈进。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性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性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特定时代和多种多样的社会历史相联系对作品进行综合考察,着眼于作家的立场、态度、思想以及作品中人物、事件、具体环境等,从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角度推进,分析其思想、立场、态度的社会历史的倾向及先进性,必然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但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及美学思想中,历史批评与美学批评是紧密联系的,或者是一体两面。我们以此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并从本质上把握其批评特性及美学追求,更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及美学思想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与发展不仅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且我们还需要通过对作品 (文本)采用多重视角、多重方法来实现作家、作品、读者、世界的互动。在具体的批评及阐释活动中不仅要采用审美批评的方法,对作品进行文学性分析,把握其艺术性、审美性;还需要有哲学的思维方法与历史性视野,以宏阔的历史性关照审视文学作品,透过审美性把握其社会历史意义,将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相结合。恩格斯在评拉萨尔的《济金根》时,站在当时的时代和阶级立场上,认为虽然德国戏剧有比较高的思想深度,但是也不应该忽视其社会历史内容 (各种社会历史关系)。恩格斯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6]190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批评活动的“最高的标准”实际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6]189从我们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性存在的特点来看,如果践行一种文学批评方法,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则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1.历史视野下的规律性、平等性。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发展都是合乎规律的,这种规律基于人类的实践及客观基础上的历史演进过程,着眼于人的生存及生活,对人们实践活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规约与引导。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着眼于处理各种不公正的关系,认为不管是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还是种族、阶级的关系本应是一种平等、关爱、互助的,是和解、统一的伙伴关系,这理应是符合历史哲学性的。赵家祥先生在论述主体与客体的同质性关系时说:“主体是现实的人,客体则不论其表现形态有多少种,但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现实的、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简言之,是人的现象。对于这样的认识对象,我们只能用认识人的方式来进行,而不能仅仅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意味着,主体不能仅仅把历史认识客体看作对象,而必须同时把它当作另一个主体,也即要把客体当作伙伴来看待,从而把主客体关系看作‘我——你’关系,或者说主体与另一个主体的主客体关系。”[7]268事实上,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历史生成的,并且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把握好并恰当地利用好这种关系,才会形成恩格斯所言的“合力”,使整体力量加大,使人类的生存更加美好。

2.历史视野下的关系性、一体性。

具体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着眼于三重关系——男性与女性、女性 (人)与自然以及一定的社会关系。历史上,女性一直受到父权制压迫,处于失语状态和边缘化地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目标之一意在打破这种状态。男性和女性的长期不平等关系起源于原始分工,而漫长的农业文明演进并没有改变这种相对存在,之后的工业文明亦未彻底根绝这种对立性。女权主义运动经过长时间努力争取到了相对的权利和地位,但是要想实现男性与女性的真正平等尚需一定条件。

男性、女性、人、自然是一个息息相关的统一体。对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女性与自然相联系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女性与自然之间相对于男性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更为亲密。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工业革命后自然的地位很相似,她们更多的是作为环保维护者,出现在历史上的相关运动中,麦茜特说:“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都尖锐地批判在自然和社会中实行市场经济的 modus operandi(操作方法)所带来的竞争、侵略和支配所造成的代价。”[8]2

3.历史视野下的多样性、统一性。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融入了生态科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女性主义理论及其相应的理性思维和逻辑知识,建构了交叉互动的多元文化批评理念。其倡导的理念、物种、精神等具有多样性:一是自然界物种存在的多样性,可以理解为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盖光教授所言,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类生态性存在的基础和前提”。[9]120二是社会构成的多样性,在道德地位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认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与人类平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代表的是相对弱势的利益,倡导在承认差异前提下的多元、多样的生态存在形式。它认为人类应该破除一切异化的关系存在模式,尊重和保护生命多样性的存在状态,相互关爱、合作、照料,共同缔造和谐共荣的生存之境。

自然界、人类社会又是统一性的存在。陈先达先生说:“任何一个复杂的事物,都包含着各个部分,构成统一整体。自然界如此,社会领域同样如此。”[10]308要使人类更好地生活,就要做到将自然界、社会领域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从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中概括出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又要从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中把握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11]236

(二)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性的指导性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内涵上与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是一致的,人是其中始终关注的中心,并表现对人之过去、现在活动的历史性反思和未来性展望。两者的目标都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和人类进步远景。在我们看来,“人类对终极自由的追寻,必然是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与和谐中生成”,“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归宿不是回归于人类自身,而是回归于自然”。[9]6-7人类与自然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是人类的家园,人的解放离不开对自然的解放。只有建立在解放自然的基础上才能从根本上解放人类本身,实现人自身的诗意性生存之境。如果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致性来审视我们的实践活动,必然看到,我们要追求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就要立足于历史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在认识—实践—认识的反复验证中,在一步步实现自然解放的基础上发展自己。

但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门新兴文学活动样态,根基及实践基础尚不稳固,需要在历史过程中验证,它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基于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渊源与目标的一致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及强大的生命力,如果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分析、研究、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三)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性的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具有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它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以实践为途径,以人的发展为目标,冠之以独特的实践方式。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终产生是在当代,在生态危机与一切不平等的关系模式恶化的前提之下,追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一切关系模式的诗意性存在方式,也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二者都是在当代生存意义上出现问题后而得以进一步凸显其作为批评的方法意义和价值。因为方法是为达到现实的目的服务的,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具体路径,故都有未来的指向,这就使得这种方法论更能够包孕着历史性和时代性的价值。

在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前,两种批评方法的意义毋庸置疑。在文学批评中,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对于批评理论的完善与发展还是改善人与自然、社会以及各种形式的关系性存在,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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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2-0040(2011)02-0059-05

2010-10-26

赵建建 (1984—),女,山东潍坊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