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路径思考
——兼评邵培仁教授《媒介地理学》

展 宁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关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路径思考
——兼评邵培仁教授《媒介地理学》

展 宁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学科发展的科层制困境长期困扰着传播学科的建设,学科交叉研究作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手段之一,在促进学科创新的同时,也给学科的独立定位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何既建立起传播学自己的核心框架,又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成为新时期传播学者们的主要探索方向。邵培仁的《媒介地理学》一书在问题意识、概念体系、范式革命、研究方法、人文关怀等五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对传播学科危机深入反思的基础上投身实践,努力建构起了一个“既有中国学术主体性又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的知识体系。理论创新的贡献不仅在于分析当下问题的应用,更在于将来的学科发展,该书最大的意义正在于此。

传播学;学科交叉研究;《媒介地理学》;理论创新

中国传播学经过三十年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的时代。在传播学科的诸多危机意识中,关于学科发展的科层制困境的反思尤为引人注意。传播学研究在努力跳出科层制困境的同时,又陷入了一个学科定位与研究问题的相互矛盾之中,即一方面仍局限于自身学科的迷障而未将视角伸向其他领域,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的纠缠不清使得传播学学科本身反而面临着认同危机。[1]如何打破这种学科的尴尬境地,成为了当代传播学者肩负的历史责任。

一、学科定位与研究问题的相互矛盾

在 20世纪,学科的不断细化成为学界的主流趋势。就此,如米尔斯之类的有识之士早已对学科细化的副作用作过认真反思,连西方的科技界也提出要“回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科技观”。传播学作为生在多门学科汇合交叉地带的一颗“大树”,[2]1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是在诸多学科领域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在与社会传播相联系的边缘地带形成的一门综合学科”;[3]许多传播学者是从其他学科转向传播学研究或者具有跨学科背景;传播学研究衍生出来的学派也明显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4]如胡正荣所说,“传播学具有多学科综合而成的特点。它既属于社会科学,又被视为人文科学,而且还有明显自然科学的痕迹;它既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学术话语,又更多地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范畴”。[5]8因此,传播学交叉研究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整体学术界发展的需要。[3]与其他学科和领域进行交叉研究成为了传播学冲破科层制困境的必然选择。

但是,如果过分将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和嫁接,不仅会导致研究本身的浅层次化和实用化,而且会使本就年轻的传播学科自身无法建立起独有的概念体系,这对传播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得不偿失。

在罗杰斯与查菲合写的《传播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凝聚还是分离》一文中,两位作者就对传播学科的未来路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罗杰斯认为,传播学正从内部开始学科建设,传播学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统一理论;查菲则期望传播学不要只局限在学科内部自娱自乐,还应关注外面的世界,研究视野的一致性是建立传播学统一理论的前提条件,应该让进入这一专业的学生看到一个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学科分支。[6]这反映出了大师们对学科未来发展的不同构想,也反映出传播学科建构在选择当务之急上的迷茫:是尽快建立起本学科的学术构架和理论话语体系,还是将传播学置于社会背景下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呢?

在我们看来,任何一门学科首先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任何知识都可以涉足,但是不同学科的特质就在于其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野,以及由此需要建立起的学科概念体系。郑航生在《也谈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问题》一文中,对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作了区别。他认为,我们说研究领域的共有化是可以的,但不能说研究对象的共有化,因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研究领域说的是研究的范围,不同的社会科学以自己特有的视角研究同一个领域、同一个现象,没有一个领域可以为某一个学科垄断,成为它的专有品;研究对象则不同,它是一门学科所以成为该学科的本质性规定,即规律性。我们在搞清楚传播学研究的本质性规定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分清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系列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分支学科到底是什么。这些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出现,正是一方面这些学科有着共同的一些基本规律性内容,即传播活动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又有其特有性,即每个交叉学科有着特殊的研究领域。[1]换言之,传播学研究需要立足于自己学科的核心框架来关照人类的普遍知识。也就是说,传播学研究一方面需要有自己的身份定位,另一方面又要将自己的分析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6]

多学科融合语境下的中国传播学自主范式的建构既面临挑战,同时又是机遇。[7]特别是我国的传播学发展处于“后发制于人”的状况,能否建立起“既有中国学术主体性又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的媒介理论成为中国传播学科走出困境、重建学术灵魂的关键。然而伴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来临,对于能否出现博精兼备、中外贯通的学问大家的质疑也随之而生。认真阅读邵培仁的《媒介地理学》一书,可以看到作者在解决传播学学科定位与研究问题的矛盾上所做的努力与创新。笔者一直认为,一名出色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具备深厚的资料整合能力、理论化约能力和语言叙事能力,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需要将量化研究与质性思辨并行而立的学科,更需要研究者始终保持敏锐的信息甄别能力和概念叙述能力。通读全书,我们为作者的功力所深深折服。

二、用地理密码破解媒介星丛

(一 )问题意识

潘忠党在对中国传播学界进行反思时,认为反思的核心应该是学者是否以一个独立于政治和市场、外在于官方意识形态、超越于某家或某个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提出、探讨并解决问题。这样的问题所产生的基础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现实,所遵循的逻辑是我们独立批判的理论思考,所带有的价值取向是普适人文精神的呼唤,所期待的功效是思想的光亮,所包含的是作为学者对自己的角色、立场、预设等的自觉反思。这些元素的结合,即构成——套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用语——“传播学的想象”。[8]传播学的想象必须建立在问题意识的基础之上,媒介地理学“在本质上不是实证的、解释性的学问,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实践性、管理性和对策性的科学”,[9]18它的“提出和建构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一些学者专家在书斋里的想象与臆造,而是由愈演愈烈的媒介冲突、媒介危机和媒介灾难逼迫出来的”。[9]3

如果我们不再将媒介理解为单向流动的渠道或仅从影响上来理解媒介,而进行反向诘问,我们的认同对全球性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这能否使我们从媒介中心论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而接受一种新的思维路径?即把媒介化视作一个积极的多向的过程。如果我们不再只将媒介理解为国家的和地方的媒介,而是在整合的生态的观念下使用“全球的 ”、“国家的 ”、“区域的 ”、和“地方的 ”等组合概念,并进行科学的解释和分析,那么结论是否会同以往有所不同?如果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力地展现了我们通过使用新的分析工具所获得的成功,那么又如何避免在得到的同时又丢失一些珍藏的东西?[9]18一连串问号让媒介地理学的发展犹如箭在弦上。实际上,不管是研究城市媒介受众形态还是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国际传播,不管是研究报纸等媒介的运营发行还是新媒体时代的反思批判,地理学都犹如附着在媒介身上的灵魂。媒介地理学正是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人、媒介、社会、地理的互动关系上,集中在各种媒介文本的文化意义的生产、经营、传播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之中,作为一种策略性和实践性的学科解决人与地理环境的协调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

一般来讲,当前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与媒介地理学有关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的论题主要有八个方面:媒介产业的地理形势研究、大众媒介的生态状况研究、大众媒介的传播环境研究、媒介传播的“地形图”研究、媒介的地方性和本土性研究、媒介的扩散性和整合性研究、媒介的实践性与空间性研究、各类媒介与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9]13-16人类不仅生存在媒介交织的世界中,更首先生存在某个时空的地理范围内,正是这种解决当前中国论题和人类生存论题的问题意识让媒介地理学有了存在的必要。

(二 )概念体系

库恩认为,理论就是明确的概念体系。长期以来,传播学界苦于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概念体系,传播学宗师施拉姆在半个世纪前有关传播研究是一个“十字路口”的预言时刻为我们敲响警钟:人们在传播研究的十字路口来来去去,只是停一下就走,虽然能够留下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却多为其他学科的嫁接。在传播学界,研究国际传播更多使用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或者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研究社会传播网络更多使用的是涂尔干、福柯、布尔迪厄、米德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研究社会交往更多使用的是哈贝马斯、卡斯特的“公共空间”和“网络社会”,却独独没有用传播学本身的表达方式和研究路径来“再造”传播学,忽略了传播学科自身的建设。

李金锉曾撰文说:“在华人传播学术社群里,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他们没有传统朴学或西方经验‘技术’的严格训练,但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如何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什么。然而,未知‘是’,焉知‘应该’?他们只敢大胆假设,不肯小心求证。他们不但缺乏看问题的理论架构,也很少落实到‘技术’的层面——包括建立严谨平实的论据,关照搜集证据、证明假设等一连串明辨的过程。”[10]这个过程就是提出概念、论证概念并应用概念的过程,也就是建构起一个概念体系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传播学科构建概念体系的最佳突破口呢?我们认为是媒介。新闻是社会的镜子,媒介是社会的大脑。研究媒介需要联系社会,研究社会需要指向媒介。媒介是这一学术研究的起点和重点。要强调媒介理论思维与话语的主导性,也要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和扩展。以媒介为经,可以确保其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以社会为纬,可以落实其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9]序2因此,如果能够建立起有关媒介的传播概念体系,那么任何社会学科在探求学科发展时都绕不开这一“山头”,传播学才能有机会拥有自己独立的概念体系和学科谱系。

在《媒介地理学》一书中,一个貌似宏观的“媒介地理学”被整合成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尺度五大概念,并通过传者与受众地理、媒介符号地理、报刊地理、广播地理、电影地理、电视地理、网络地理七大基本问题建构起一个同时关照古今中外的逻辑文本,以媒介和地理为纽带,对媒介经济、媒介政治、媒介文化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都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既是最新知识的强力切入,也是传统学科的分化整合。[11]该书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人、地理、社会、媒介四者互动的关系上,既是“整体互动理论”的延伸,又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下将传播“向文化转”,基于文化地理学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概念,直接向传播的本质发出了挑战。

(三 )范式革命

传播学界的范式革命在国内已经呼唤了很长一段时间。凯瑞曾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论证了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在他看来,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我们建构、维系、修正、改变现实的努力是发生在历史中的,可以公开观察的行为。研究传播应该包括考察传播模式本身的建构、理解与使用——其在常识、艺术、科学中的建构,其历史的具体建构及使用。对于传播、大众传播或当代文化的学者来说,目前的任务是把文化学的这些进展移植到当代生活特有的产品上去。[12]3-9媒介地理学正脱胎于广义的人文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中。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11]该书虽然挂名“媒介”,却又不局限于媒介,而是将文化观念引入了传播学研究。第九章讲述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传者与受众地理;第十章专辟一章讲述媒介符号地理,这都是在宏观视野下才能具有的微观思维。

传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整体,它以概念、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入口。这些实践建构了现实(或是否定、改变了现实,或是用仪式展现了现实)。传播通过把技术与概念融为一体的方式移植了人类关系中所采用的人化形式,在实践的每时每刻,关于真实的概念、表达方式和被预见、被认识的社会关系共同发挥着作用。[12]64

在传播学的媒介研究中有三个常见的缺点:将讨论局限在媒介功能;忽略受众在传播情境中“解释性”的作用;在广泛地反映人类传播现象的“交叉学科”中,媒介研究既不是学术研究的惟一热点,也非传播研究的主要热点。[1]然而在该书中,媒介却更像是一个串联全书的线索,以人、媒介、社会、地理四者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作者把对传播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最新思考融入其中,将媒介、文化和地理在多个层面上联系了起来。而且这种联系是动态的,常常随着各自的变迁而形成更为复杂的关系。世界不是由一个个静态的空间“马赛克”组成,而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在各种媒介中呈现的流动的地图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的最为直接的工具。[9]18本书的副标题也显露了传播学发展文化转向带来的范式革命——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

(四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媒介地理学既注重经验主义,也注重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方法,举凡实证研究、批评研究、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等各种研究方法都应该成为媒介地理学常用的研究范式。同时媒介地理学还借鉴了一些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空间分析、生态分析和地域综合分析,[9]38这种研究方法的全面性既保证了思辨方式的严谨,又保证了论证过程的严密。以报刊地理为例,通过在多伦多城市报刊《多伦多星报》的历史数据库,选取一定数量的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质化和量化的分析,通过城市标志性建筑、道路交通、城市街区揭示出了报刊是如何塑造和想象城市地理景观的。[9]216

另外,研究方法的选取也是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借鉴过程。传播学科发展需要具备中国视野,在理论选取上也应该有此眼光,既要以开放的胸怀接收西方优秀理论为我所用,又要在中国现实关照下有所创新,如作者所说:对于有志于从事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引进媒介地理学只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由引进到借鉴、由借鉴到超越的质的飞跃,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地理学,为中国媒介产业的发展和媒介生态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9]17

(五 )人文关怀

学术研究的目的终究是服务人类自身,其研究对象的核心总离不开一个大写的“人”字。人的生命和尊严,是人自身珍惜的对象,当然也是学术研究应该珍惜的对象。这应该视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公理条件。[6]随着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国内关于媒介方面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在媒介地理学产生之前,有关媒介与地理、区域的论述多被包含在诸如“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 ”、“媒介与城市 ”、“媒介与农村 ”、“地域媒介”、“区域新闻”等有关的课题研究当中。在诸多研究之中,最不能忽视的首先是现代人的时空位置,人既生存在现实的地理空间中,又生活在媒介构建的地理空间中。媒介地理学就是以人类与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它既研究人与自然和媒介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人之间和媒介之间的空间关系。[9]11

“在这个媒介笼罩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无家’之苦,人也变得越来越透明,尊严和隐私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媒介切断了所有地理和种族选择性的界限、阶级和国籍的界限、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极限,将我们抛入无休止的解体和更新、斗争和对立、含混不清和悲痛的大漩涡之中。人将如何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我们又将置身何处?”[13]131作者正是在对现代人位置感的思考中揭开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序幕,并且让这一现实关照贯穿全书的始终。

三、结语

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传播学的单科研究正在向交叉研究方向转变,传播学研究受到理科牵引与理科导向的挑战,传播学研究的传统壁垒已开始坍塌,不同学派、不同方法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淡化,批判研究与建构研究经常在同一文本中一起出现,具有混搭、整合特点的研究方法已经诞生,学术研究已经被牢牢地镶嵌在传播世界和现实生活之中,但是走向融合、走向综合将是传播学研究最主要的发展方向。[14]

对于传播学科的拯救,对于传播学科定位的追逐,是所有传播学者本然的责任;从本土语境出发,融合出中国传播学的独有的理论贡献,实现本土自主范式的成功建构,则是中国传播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7]但是,这条理论创新的道路上必然遍布着荆棘和令人不安的陷阱。一个学者的问题意识,其实很类似于布尔迪厄所说的“实践感”,理论的直觉仿佛生于无意识之中,它向来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大脑”。[15]如果没有这样的实践感,理论的构建就无从谈起。具体到传播学交叉路径研究上,需要传播学者们的思想旅行“让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邵培仁教授本已著作等身、名扬学界,但仍然不畏学术艰险投入到学科交叉理论建设中,以其源源不竭的学术灵感、前瞻锐利的学术视角和身体力行的学术坚持为当代中国传播学研究趟出一条新路。晚辈学子在后,怎能不受此激励而努力向前?

[1]陶鹤山.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6).

[2]邵培仁.传播学 (修订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周岩.中国大陆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中国传媒报告,2010,(2).

[4]严功军.中国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反思 [J].新闻界,2007,(4).

[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

[6]吴飞.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 [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7]袁靖华.生态范式:走出中国传播学自主性危机的一条路径[J].中国传媒报告,2010,(1).

[8]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J].新闻大学,2008,(2).

[9]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10]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J].读书,2003,(11).

[11]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J].中国传媒报告,2005,(3).

[12]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3]邵培仁,潘祥辉.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14]邵培仁,杨丽萍.21世纪初国际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以 SSCI收录的《传播学刊》为例 [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15]吴飞.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生产场域透视[J].当代传播,2009,(4).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pproach ofM edia Science——Also Commenting on Professor Shao Peiren’sM edia Geography

Zhan Ning
(The College of M 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00,China)

The media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has been obsessed by the hierarchy system puzzle i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Interdisciplinary study,as a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promotes disciplinary innovation,yet it also brings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independence of discipline.How to both establish its own core frame ofmedia science,and to make analysis in a broader social background,has become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formedia scholars in the new age.Professor Shao Peiren made his own contribution in his Media Geography on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conception system,pattern reform,research method and humanistic care.On the foundation of thorough reflection into the media crisis,he tried to practice and establish a knowledge system of“both Chinese academic subjectivity and world elements and global view”.The contribution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notonly in the application of analyzing presentproblems,but also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The most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is book just lies in it.

media science;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M edia Geography;theoretical innovation

G206

A

1672-0040(2011)02-0079-05

2010-11-22

展 宁 (1989—),男,山东莱芜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与传播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李逢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