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隐退”之后——科学诠释学的发展历程

殷 杰，杨秀菊，2

（1.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2.太原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24）

19世纪之后，宗教与科学的相互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经常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在科学高歌猛进的社会中，上帝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美国权威调查机构“哈里斯调查”曾对2 000多名美国人进行调查：将近一半的美国人不确定上帝是否存在，41％的认为其是“一种神明，能幻化为人的形态”，对于上帝是否操控世上万物，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上帝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但并不插手。”［1］在科技相对发达的国家里，比起上帝的存在来说，通过科学的方式发现外星人的存在更容易让人相信。

由此看来，当上帝不再以万能身份出现，而上帝的旨意逐步转化为世俗文本中所体现的作者原意之后，日益成长的理性已经不再信赖任何外在的权威，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理性自身。我们便说：“上帝隐退了”。①德国诗人霍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首先提出“上帝隐退”一说，之后受到海德格尔的热捧。“上帝隐退”代表了人类精神路向的转变，即理性取代了原始的宗教崇敬，人们不再将《圣经》中上帝旨意作为唯一的信仰对象，作为对上帝旨意进行传述的诠释学（her meneutic）②诠释学，又译解释学、释义学，原系诠释古代经典的一种学问。源自古希腊语动词hermeneuein，意为解释某种神谕。诠释学诞生于对荷马和其他古希腊诗人诗歌的解释；在宗教改革时期，诠释学成为一门重要学问。当代的诠释学主要指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问题的哲学理论。，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人们将“上帝隐退”之后留下的那个物质世界与人类精神的表象作为客体，本初的自然世界、理念世界以及对人自身的研究开始走进人类的视野，由此开启了科学诠释学对世界之真理、意义和价值的探求。

一 科学诠释学概念溯源

科学诠释学源于诠释学概念。诠释作为一种理解技能，早期只局限于对特殊文本的一种诠释技巧，之后普遍诠释学逐步形成。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将适用于《圣经》、语文学和法律学的局部（特殊）诠释学转变为适用于所有文本的普遍（一般）诠释学，他强调心理解释在理解过程中的必要性，提出心理学的阐释规则，即重构作者语境来把握作者原意，继而转化为作者的历史情境构建。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则为精神科学奠定普遍的方法论基础，即把理解和解释确立为精神科学的普遍方法论。他指出，除了自然科学之外，从生活本身的任务中……自发地发展起来一组知识，这门科学就是历史、国民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宗教学、文学和诗歌研究、室内装饰和音乐研究、哲学世界观和体系研究，最后还有心理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涉及一个同样伟大的事实：人类。它们描述和讲述、判断和构造有关这一事实的概念和理论……由于它们共同涉及这同一事实，因此就首先形成了这些科学规定人类，并且同自然科学相区别的可能性。［2］狄尔泰强调精神科学认识论的特殊性，将“说明”与“理解”作为两种方法完全对立起来了，“自然需要说明，精神需要理解”。

此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受胡塞尔（E.Husserl）现象学的启示，致力于“存在”的意义研究，引发了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的根本性变革，促成了西方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特别是近现代科学的出现，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认定事实、设置并进行实验及实验理论的整理与接受。而科学的有步骤、条理化的研究，的确受到“前见”与“前把握”的影响，海德格尔的理解与说明成为此在的共同存在方式，从存在的高度关注整体科学的理解问题，这种关于理解和说明的统一关系为此后建立“统一科学”及诠释学适用的广泛性提供了理论溯源。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进一步将本体论诠释学推向极致。他认为诠释学的发展与宗教改革、发展是分不开的，若想了解诠释学在词源学上的意思必须依靠现代语言学，因为诠释之本义就在于神与人类的语言不相同，需要转译，从而诠释应该具有基本的说明与理解的双重含义，而并不是将说明与理解放在矛盾对立当中。尽管对于伽达默尔是否认为诠释学也适用于自然科学尚存争议，但其后期著述中却涉及诠释学的普遍适用性。如他所言：“在自然科学中，所称之为事实的也并不是随意的测量，而是表征了对某个问题之回答的测量，是对某种假设的证明或反驳。因此，为了测量特定数值而进行的实验，即便按照所有的规则进行了最精密的测量，也并不因这一事实而获得合法性。只有通过研究的语境方能获得合法性。这样，所有的科学都包含着诠释学的因素。正如在历史领域中不可能孤立考虑其问题或事实那样，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情况也同样如此。”［3］当然，伽达默尔的这种自然科学中存在的诠释学思想的理解维度，是人在现代科学中的自我理解，而不是指诠释学在科学中的作用。自然科学中的理解和解释的目的是通过对普遍规律的推演模式而形成普遍的认识，精神科学中理解和解释的目的是探求文本作者的客观意义，是文本所赋予的普遍的意义，具有诠释学的广泛性。由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特征便显现出来了。

二 科学诠释学的进路

西方哲学认识论之初，并未严格细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古希腊时期的智者除了对世界本源的追求之外，苏格拉底还转向了对人类本身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便是古希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的集大成者。随着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人们逐渐脱离了上帝与自然之间的关联，确立了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帮助人们把握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这一世俗化的目标。［4］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世界，摸索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达到对客观真理的把握；精神科学从新的角度使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关注于文本，研究文本的意义；两者仅仅表现在旨趣的异同上，而无本质区别。单纯的研究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都是片面的，如维科（Giambattista Vico）所言：“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5］维科之意在于指出割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用任何一门学科来做为单一的研究对象总是缺乏普适性的。

英美分析哲学中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被视为是传统的科学哲学，虽然否认观察实验中主观因素的影响，但富有诠释学的思想。例如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观察渗透理论”就给“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观点以冲击，他不满足于科学解释的客观性而肯定主体的客观性存在的诠释过程，他认为人们在观察中“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观察总是由一些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一些理论性或推测性的东西先行。正因如此，观察总是选择性的，并且总是预设一些选择原则。”［6］这吻合了海德格尔诠释学体系中“前见”存在的合理性。首先，波普尔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以概率诠释的方式来拯救归纳方法，他认为不存在中立的观察，观察是具有理论负荷的，没有纯粹的无任何目的和先在观念的观察。观察对于假设是第二性的，这就是他的“探照灯说”理论。他极力反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存有无法逾越的鸿沟，积极调和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矛盾，致力于将诠释学引入自然科学中，并且努力尽量消除诠释学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再者，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构建，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转向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研究，将眼光逐步放到思想内容和观念的世界中。他把科学发展的模式概括为科学知识始于问题，将客观观察转向了主观方面，他的自然科学诠释学观点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这与伽达默尔对“问题意识”的强调如出一辙。虽然，伽达默尔自始至终也没有放弃他的本体论思想，但在他的“问答”关系的思想中却详细地阐述了问题的优先性。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想阐明诠释经验的特殊性质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更为深入地考察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就是具有意义。现在，意义涉及方向的意义。因此，假设答案是有意义的话，那么问题的意义就是该答案可被给出的唯一方向。问题把所问的东西置于某种特定视角中。问题的出现视乎开启了该对象的存在。因此，展示这种被开启的存在的逻各斯就是一种答案。它的意义就出现在问题的意义中。”［3］356诠释学的“问题意识”与波普尔的科学始于问题的模式不谋而合。

另外一位认为自然科学具有诠释学思想的是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Thoms Kuhn），他著名的范式理论向诠释学的“前见”的合法性敞开了大门。他认为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应当将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结合起来，把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结合起来。随着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库恩的范式理论受到了普遍的认可，范式的更替、科学的发展似乎也顺应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社会科学的融合与统一，促进了科学方法论的相互侵染。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深受波普尔科学哲学与库恩的历史主义影响，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结合，认为历史学家应根据科学哲学的方法论重建“内部历史”，由此来解释客观知识的增长，借助历史对竞争对象作出比较和评价，而且，对历史的重建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7］随着经典物理学大厦出现的裂隙，深受英美分析哲学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们越发地意识到科学的发展已经超乎想象，科学的复杂性与不可预见性已经不能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论证，传统的方法论对科学的发展并不都是适当的。正像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的科学发展模式：人们无法得知新的科学研究纲领比旧的研究纲领更科学，新旧理论更替与新理论的进化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科学实在论的代表普特南（Hilary Putnam）与夏皮尔（Dudley Shapere）同样认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方法、推理规则和元科学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受具体的科学观念因素的影响。

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诠释学两种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交融趋势，实证主义者关注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试着将诠释学的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呈现出自然科学的诠释本质，开创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统一的进程。欧洲大陆科学哲学则将理解与解释的应用延伸到不同的科学领域中，接受了科学的实践过程，并力图从科学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分析行为主体的历史背景、实践条件、经济状况等复杂社会因素来建立科学合理模式。

此外，伽达默尔认为诠释学反思“完全不是概念游戏。而是由各个具体科学实践中产生出来，它对于方法论的思考，诸如可控制的程序和证伪性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这种诠释学反思本身体现在科学实践的各个方面中。”［3］556当然，伽达默尔仍然在积极遵循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取向，走“海德格尔的道路”。［8］他的理解本体论的核心是理解的应用性。所以，伽达默尔后期的诠释学思想作为一种实践诠释学，涉及诠释学的应用。虽然早期释经学与法律释义学都涉及应用问题，但一般是通过领悟圣经与法典来对人们进行规则约束，此种诠释的应用已经远离了理解本身。伽达默尔独创性地将诠释学应用于自然科学观察之外的社会实践中，认为仅当如此，科学才能“履行它的社会功能。”［3］556除此之外，这两大思潮之间的对立在不断缓和，“只想在超越英美哲学对欧洲哲学这样一个毫无成果的对立图式上，指出使两者能并肩前进的基础存在于‘科学’这一领域中。”［9］正如劳斯（Joseph Rouse）所言，科学哲学家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学狭隘的思想方面——科学理论及其所需的思维程式、引导我们去相信它的各种证据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满足。”［10］科学哲学家们意识到，科学研究单纯用任何一门单独学科来做出论断都是片面的，在复杂性科学兴起之后，仅靠传统的理论研究与逻辑证明往往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将自然科学放入适当的背景之下进行研究，将自然科学看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遍和永恒性。这样，诠释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思想蓬勃发展起来了。

三 科学诠释学的发展前景

现代科学被看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均要将其置于当代社会背景之下来考虑其发展模式。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指出要想真正解决近现代科学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研究。为此。他认为自然界是复杂的，要求将科学的演化放入一定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应当把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联盟，形成新的科学观与自然观。”［11］所以，科学自始至终具有多重因素影响，科学只有拓展到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中才具有它本身的意义揭示，“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包括科学中的‘理论实体’都有多重价值的意义。科学的‘理论实体’是文化实体，科学观测依赖于实践，科学观测依赖于技术，这些都表明科学理论与文化、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所以，科学诠释学主张诠释的方法是历史的、文化的、人类学、伦理学的，是一门多元化学科。

当科学诠释学作为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发展的同时，一些科学保守主义者试图割裂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在方法论上建立起来的统一，20世纪末著名的“索卡尔事件”正是实证论者或者是唯科学主义者对诠释学方法论普遍性所造成的误读。任何科学都离不开人作为认识与实践的主体，这种主体的限定势必产生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界定，而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区别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索卡尔（AlAn SokAl）并没有意识到，诠释不是论证的手段，而是使后来者得到明晰解答的多元化的一种方法。在对科学理论的接受中，仅靠科学理论单纯罗列，通过理性的自明性认识达到对真理的掌握往往是不够的。诠释学是试图在广泛科学基础上对科学进行更好的解读，“解读必须成为我们一项严肃的工作，对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应如此。”［13］

另外，自然科学从备受推崇的时代也跨越到了目前受全球化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影响，甚至科学从原始的模式屈膝于功利性的研究，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暂时解决问题的商业化、军事化，达到政治目的的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和便利的条件，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科学的反思，人们开始对科学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为什么20世纪之后科学发展会出现这样的窘境？那么，无论自然科学家们如何避免，自然科学及科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科学亟待得到一个源自文化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规训。这种规训得以实现的角度，即从诠释学的角度审视科学。

事实上，近年来建立稳固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已渐成共识。如克里斯（R.P.Crease）所言“最受人关注的是利科（Paul Ricoeur），他一直坚持‘诠释学是一种哲学而非方法’的主张，少数受欧洲大陆思想影响的哲学家们（希伦、伊德、基西尔、科克尔曼斯）等人具有科学与现象学-诠释学的双重背景，……科学哲学家劳斯也在有效地利用诠释学的理论。”［14］其中，希伦（P.A.Heelan）认为，科学的工作是处于诠释学覆盖之下的，有其自己的历史与界域，而不可以通过单一的理论来认知与解释。并且，我们应该承认，科学是关乎真实“生活世界”的，而不是由单一的理论与系统构成的。科学始终是在科学家们的“生活世界”中，理论的实证性需要在大陆哲学的传统中被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他通过提出“视阈实在论”，扩展了波普尔“观察渗透理论”的视界，认为科学家们有特有的科学共同体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中的现象是通过实验观测“理论实体”而形成的，所以，观测对象及其测量数据具有实践荷载的解释职能与理论荷载的数据职能。特别是在诠释科学文本时，要注意科学文本的语境、史境或有关情境，从而避免主观意识的负面影响。［12］24-27他认为，初始的问题是在生活世界前理论时期作为一种经验而出现的，人们试着对其作出进一步的理解。首先是找出一种合适的假说/理论，然后这种假说/理论在实验室中被转换成新的问题，新问题是基于理论荷载的技术上的。新技术又产生了基于后理论的不同于初始问题的新的实验。之后这种结果便被用于解决初始问题的回答上。这种循环发生变化，不仅受研究者局部生活世界环境和加入的新技术的影响，也受科学共同体成员、科学术语、表述方式与媒体的影响。这些步骤构成了一系列时间顺序的人类活动，没有人可以预测成功，而只可以以叙事的方式描述，这种方式从属于科学的历史。这种叙事的方式也只限于一种局部诠释学的影响下。［15］

另外，文本概念也是科学诠释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诠释学真正的发展，就体现在它对文本的理解、解释与应用上。阿斯特（Georg Ast）将解释文字流传物的意义与理解文字所包含的古代精神融合，强调了理解与解释是原来作品基础上的创生物。自从阿斯特抛出了普遍诠释学思想之锚之后，施莱尔马赫的重构思想和狄尔泰精神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的建立，使诠释学的文本主要局限于精神外化的文学文本。继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之后，把文本作为诠释学的中心问题，实现了诠释学向方法论的回归。贝蒂（Emilio Betti）则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化了，“从迅速流逝的讲话到固定的文献和无言的遗迹，从文字到密码数字和艺术的象征，从发音清晰的语言到造型的或音乐的表象，从说明、解释到主动的行为，从面部表情到举止方式和性格类型，以及我们所建造的房屋、花园、桥梁、工具等，都可以说是精神的客观化物。”［2］260由于科学哲学与诠释学思想的交汇，诠释学的文本转化为科学文本，科学文本已具有广泛的意义，成为整个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客观物质及其意义问题。伊德（Don Idhe）将科学诠释学的文本作出了新的梳理，将诠释的文本扩展为非文字性的流传物，认为“传统诠释学观点不是简单的区分自然科学与人类科学，而是实证主义诠释学（H/P）二元复合体”。［14］111诠释的对象也并非单一的文字性文本以及对其作者语境的重现，而扩展为广袤的物质世界。他通过“反对哲学史”观点来拓展“物质化”的诠释学，将诠释的文本扩大化了，文本从诠释学发展之初的简单文本转化到非文字文本上。

总之，科学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体现在科学的整体化之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出现了一定的融合。正如利科所说：“我们既不生存于封闭的视界之中，也不生存于唯一的视界之中，无论这个世界具有可观察——经验的特征，还是具有辩证——思辨的特征。”［16］学科之间的交融与新学科、复杂性学科的出现，单独地依靠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显然不能满足人类对其认识的需要，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诠释学的方法是并行不悖的，完全可以作为认识论的扩充而进入现代文明世界。

［1］法新社.美国权威调查指出近一半美国人怀疑上帝存在［OL］.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06/1101/14/2URMKVPH0001121M.html.（20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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