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文学理论与其书法理论的联系

陈俊堂，张 晖

（山西大同大学艺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王世贞文学理论与其书法理论的联系

陈俊堂，张 晖

（山西大同大学艺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王世贞的文学理论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它既有强烈的宗派性，同时又有鲜明的开放性、发展性。他坚持复古论的文学思想，却并不反对其他有价值的理论，从而成为明代中期的文学批评巨匠。而其书法理论则与其文学理论相映成趣，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文学理论具备一致性和相关性。

明代；王世贞；文学理论；书法理论

王世贞的一生，始终是作为一个文人在活动。其涉足文坛的活动时间前后加起来长达四十余年。作为明代重要的文学复古流派“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巨大。尤其是从万历五年（1577年）到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十多年，复古运动成为席卷整个明代文坛的文学潮流，而王世贞则成为明嘉靖万历时期文人的突出代表。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认为王世贞书法理论的特性，似乎并不在于他作为一个单纯书法家的书法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恰恰在于其书法理论与作为一个明嘉靖万历时期文坛领袖的文学理论之间的联系与结合。

就宏观而言，王世贞的文学理论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它既有强烈的宗派性，同时又有鲜明的开放性、发展性。他坚持复古论的文学思想，却并不反对其他有价值的理论，从而成为明代中期的文学批评巨匠。而其书法理论则与其文学理论相映成趣，具备了一致性和相关性。以下从王世贞复古理论、调和折中的理论、与“性灵”相关的理论、具体艺术品评实践四个方面探讨二者的关系。

一、王世贞的复古文论与书论

作为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王世贞标举“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的主张。又据《艺苑卮言》卷七，王世贞的这种复古思想是在与李攀龙结交后才逐渐产生的，而其思想的彻底转变，当在后七子结盟以后。王世贞在书法上亦主张“复古”。他在《淳化阁帖十跋·第二卷》说：“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者，临摹者三四，刻石犹足压倒余子。诗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吾于书亦云。”“吾于书亦云”极为明确地表明王世贞的书法崇古论受到了其复古文论的影响。

王世贞的复古文论推崇“典型”。其《艺苑卮言》最大的贡献在于对复古理论的深入挖掘与系统论述。在书中他以纵向的论述体系，从先秦至明当代，涉及了诸多历史时期的典型作家与典型作品，突出地强调了树立经典的“典型”意识。王世贞的复古书论集中体现于《艺苑卮言》附录2－3卷及《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的书画题跋之中，他以“古”、“古雅”为标准评述了魏晋至明中期的大量书家书作，并且树立了魏晋锺王的典型意识。

王世贞复古文论重“法度”。在《艺苑卮言》卷一中，他认为诗文应有“三法”，即篇法、句法与字法。他又提出“各极其度”、“各极其致”和“各极其造”三个条件表达了对于整个文学领域“法度”的思考。在书论中，王世贞同样关注“法”。他在《俞紫芝急就章》中明确提出“寻考遗则于断墨残楮”的观点，并且在《艺苑卮言》附录二中进一步把书之“法”明确为“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紧势游力，淳质古意”四个方面。

王世贞复古文论重“才思格调”。在《艺苑卮言》卷一中，他明确了其审美内涵：“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诗之境，格即调之界。”“才”指文学创作中精于遣调词汇的能力，亦即“材”。“思”，传统文论中倾向于指艺术构思，联系王世贞《明诗评》中的“沉思”观念，应为一种敏捷透彻的思想。“格”，王世贞倾向于文辞方面的使用法度，有人认为是“感情、体制、色泽等可以诉诸‘内视’的诸因素的‘总抽象’”[1]（P101）。“调”，指词汇的语调、声调，也涉及抒情的基调。所以“格调”主指文学作品中的声律、音调、格式、风范，制约作品总体形态的规格法度。与文论的“才思格调”说相对应，王世贞在书论中提出“才学姿礼力度”说。在《艺苑卮言》附录二中，他说：“智永、伯施有书学而无书才；颠旭、狂素有书才而无书学；河南、北海有书姿而无书礼；平原、诚悬有书力而无书度”。大体而言，“书才”相当于“才”，“书学”相当于“思”，“书姿、书礼、书力、书度”相当于“格调”，其基本含义应接近于文论的“才思格调”。

二、王世贞调和折中的文论与书论

出于对早期复古运动弊端的认识与纠正，王世贞在后期的文论、书论中，提出了“剂”的观念，强调对立和相关因素的协调、折中。

王世贞论文重视“专”与“博”的辩证统一。他提出了“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的观点，纠正了早年文学创作取法狭隘的弊端。在书论中，王世贞同样赞成在学习魏晋的同时广取博收。他在《赵松雪书千文》中称赞赵孟頫：“盖其功力既完，精神正旺，故于腕指间从容变化，各极其致。中有疏而密者、柔而劲者、生而熟者、缓而紧者，出山阴入大令，傍及虞禇，不露蹊径，正以博综胜耳。”言辞之间，表露了他对于“专精”与“博学”的思考。

王世贞论文重视“意”与“法”的辩证统一。他在《五岳山房文稿序》中认为：“吾来自意而往之法。意至而法偕立，法就而意融乎其间矣。夫意无方而法有体也，意来甚难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窥之若难。此所谓相为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司马氏意先法者也，然而未有不相为用者也。”在其书论中，王世贞也重视“意”与“法”的统一。他推崇“草草不经意者，而八法自具”（《赵飞燕外传》），“无意而文，从容中道者也”（《与郭仆射争坐位帖》），这同样显示了王氏的阴阳辨证思维。

三、王世贞与“性灵”相关的文论与书论

应该说，“性灵”倾向并不是王世贞晚年才出现的，它作为一种相辅相成的因子一直伴随着王世贞的复古理论。

王世贞早年论文即推崇“意”。他把“意”作为创作的出发点，提出了“意在笔先，笔随意到”（《艺苑卮言》卷七）的创作原则及“气从意畅，神与境合”（《艺苑卮言》卷一）的审美标准。与其文论稍异，王世贞论书更推崇“意趣”，甚至仰慕“无意”、“不经意”。他认为书法要“以有意成风格，以无意取恣态”（《东坡手书四古体后》）。

王世贞中年论文倡“性情”。他说：“后人好剽窃余似，以苟猎一时之妙，思舛而格杂，无取于性情之真”（《章给事诗序》）。性情之说主要基于对生硬模拟而产生的形式主义弊端的认识与反叛。万历十年，王世贞又提出“有真我后有真诗”（《弇州续稿》卷51）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其“性情”说。于书论，王世贞亦重“情性”。他说：“独公书太严整，未称所以发之，不若留右军写其情性可也”（《东方画像赞》），“北海此书本小束法度，再经摹刻，虽鼻目无异，脂泽有加，而天骨扫地矣。所谓韩生貌赵郎，不得情性者也”（《李北海东林寺碑》）。

王世贞晚年受吴中文化影响，推崇复古派所不齿的白居易、苏轼，标举“性灵”说。他评论文学的艺术品质时认为“诗以陶写性灵，抒纪志事而已”（《题刘松年大历十才子图》）。他评论文学的创作要领时认为“自古之言文者莫吾夫子若，而其大要，曰辞达而已矣”（《世经堂集序》），提出了“辞达”的观念，这与“性灵”说的创作原则极为相似。他评论文学的审美接受原理时认为“发性灵，开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绘”（《邓太史传》）。当然王世贞的性灵说还不能和袁宏道相比，但是可以说王氏在晚年基本突破了复古论的束缚，从而带动整个文坛逐步转向新的文学思想体系。在书法上，王世贞中年即仰慕苏轼书法的“姿态”与“淳古”，甚至发出了“余名位何敢望苏公！”（《尤叔野赤壁巻》）的感叹。加之其晚年崇道思想倾向加剧，在其书法品评中，“性灵”倾向也非常明显。

四、具体艺术品评实践中的文论与书论

在评论具体法帖时，王世贞经常能从文论和书论两个角度去评析艺术对象，从而在实践中缔结了其书论与文论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涉及“一致性”和“相关性”两个方面，本文重在探讨王世贞文论和书论的“一致性”关联。

“一致性”是指，王世贞在评述法帖时，论文和论书的角度有时具备一致性。在《国朝名贤遗墨五巻》中他首先关注到“清”的风格取向：

丰公熈三诗，戍闽时作也，辞笔俱清密有致。

陆文裕公深，早朝及禁中观雨诗二首，词翰俱清丽。

（顾文僖公清）诗甚有致语，与罗公笔俱清劲。

“清”作为一种风格取向和审美评价尺度，有其特殊之处。其旨趣可追溯到庄学而来的魏晋玄学，因其是“‘清的人生’，‘清的哲学’”[2]（P269），徐复观甚至认为山水画的根源是玄学，“清”正是中国艺术的本性。[2]（P269）它可指“清幽”、“清虚”、“清秀”、“清劲”、“清新”等内涵，它展示的是一种悠远洁净、纯透超凡的意境。王世贞要求书作在词翰两方面做到“清”，反映了他对于艺术本质的深刻思考，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同时他又在相关著作中以“拙、劲”论词笔：

储文懿公瓘次韵雨花台一律，诗拙而微有句，书拙而微有笔。

中间于鳞名最高，其文辞最古，而书最拙，几不成字，故人梁思伯集李与献吉仲黙三札而曰，此何必减元常逸少也，余甚感其言。

今其文与书俱在耳，独劲气时一见笔端。

为元学士明善文，赵承旨孟俯书，皆暮年笔，故老劲，而书尤可喜也。

杨文贞公士奇赠东筦丞一律一绝句，劲笔纷披与语俱老。

此外，王世贞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涉及到文论书论的一致性。他认为“文征仲先生诗有致，书有格；王履吉先生诗有格，书有致”（《文王二君诗墨》）。他认为江文通拟古诗如逸少临《宣示帖》，“行势巧密，胜于自运”（《王履吉书江文通拟古诗》）。他认为左太冲诗于曹氏兄弟，犹子昂于大令父子，只是赵孟頫缺少左太冲诗“振衣千仭冈，濯足万里流”（《赵子昂杂帖》）的大气象。他认为朱藩书作“词旨婉而疎，书却疎隽婉雅”（《三吴墨妙巻下》），词翰做到了相得益彰。他还认为文征明书古诗十九首，极有小法，而其“妙处几与枚叔语争衡”（《有明三吴楷法二十四册·第八册》）。

王世贞甚至从否定的角度展示了其书论文论的一致性。

其书似不胜文，文似不胜诗，大要不能去俗耳。（《桑民怿卷》）

作诗语如避机懒妇，书法如淮阴恶少年，风狂跳踉，俱非本色。可叹可叹！（《僧彦修帖》）

词翰皆清瘦有法，而伤单薄，少余致。（《僧大林词翰》）

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发现王世贞从书论文论两个角度同时又关注了“俗”、“本色”、“余致”、“古意”等审美范畴。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王世贞的书论与其文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书法，“作为汉字书写的一门学问”[3]（P1），尤其要关注书法以外的学问修养。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王世贞的文学与书学的密切联系，才是研究王世贞艺术理论较好的学术方法。

[1]孙学堂.王世贞才思格调说辨析[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1）：101－103.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欧阳中石.书法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A].文津阁四库全书本（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5]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A].文津阁四库全书本（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6]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7]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8]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9]陈俊堂.“古雅”——王世贞书法思想的核心[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110-112.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iterature－theory and Calligraphy－theory of W ang Shizhen＇s

CHEN Jun－tang，ZHANG Hui
（School of Arts，Shanxi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The literature－theory ofWang Shizhen＇s displays the enormous richness and the tolerance.Not only has it the intense sect，but also has its bright openness，the expansibility.He insisted classical literature thought that actually does not oppose other valuable theories，thus becomes literary criticism greatmaster of the Ming Dynasty intermediate stage.Wang Shizhen＇s calligraphy ideology has close contacting with its literature theory，to a greatextenthas the uniformity and the relevance with its literature theory.

the Ming Dynasty；Wang Shi－zhen；literature－theory；calligraphy－theory 〔编辑 冯喜梅〕

J292.1

A

1674-0882（2011）01-0110-03

2010-11-01

陈俊堂（1970－），男，河北阳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书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