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吴虞与民初四川思想界的演变

黄天华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6)

近现代中国舞台上活跃着一大批四川人，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学术、思想等领域的发展演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共产党的邓小平、吴玉章、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国民党的张群、戴季陶、熊克武，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王光祈，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 (清末民初属立宪派、进步党)，进步党骨干、《晨报》主笔蒲殿俊，学术思想界的廖平、蒙文通、李劼人、任鸿隽等。这些人都与清末民初的四川有着极深的关联，相互之间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吴玉章、王光祈、曾琦、李劼人、邓小平、陈毅等人都先后参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热潮。如今，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必要认真反思为什么这一大批人会出现在四川?是什么样的思想风气与社会土壤造就了他们?

另一方面，1919年章太炎在重庆演讲时自称“鄙人于蜀，素忝师友之谊”［1］，刘师培曾于民初执教四川国学院，章太炎的弟子熊小岩以及黄侃的弟子曾缄也长期执教川中。同时，新派人物章士钊、胡适、陈独秀对四川也有着重要影响。从军事、政治方面来说，四川也是民初南北双方争夺的“形势最复杂，战略价值最高”的战略要地［2］。也就是说，夔门内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而且，有时候四川还会后来居上，走到时代的前列。1905年，廖平还批评说: “蜀处奥壤，风气每后于东南。”［3］到了1919年，在时任《川报》 (成都大报)主笔以及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负责人李劼人的眼中，成都已成为“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 (其余二个自然是北京和上海。北京比如是中枢神经，上海与成都恰象两只最能起反映作用的眼睛)”［4］。短短十几年时间，成都的风气就有了非常快速而巨大的变化。而引起这种变化的关键性人物就是吴虞。吴虞与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他也正是在与四川旧人物的不断争斗中，与四川内外新人物的互相声援中，逐渐从地方性人物上升为全国性人物，从而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辛亥前后四川新旧之间的拉锯战

吴虞 (字又陵)出生于1872年，自幼性格倔强，异于时俗。他虽然擅长诗赋，却不事科举;戊戌以后，又“多览禁籍”，以求新学。1902年至1903年间，他与友人在成都创设溥利公书局、开智阅报社，以传播新学。1905年8月，廖平即称他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3］。同年秋，吴虞赴日本留学，研习欧美各国法律，并同孔子的儒家学说相“比较校勘”，逐渐产生了反孔非儒的思想。1907年，吴虞回到成都，继续反孔非儒，其言行“大与时俗乖忤”。

1910年，吴虞与其父发生冲突，父子俩差点对簿公堂。他因此写了一篇《家庭苦趣》，散发各学堂，为自己辩白，成了轰动成都教育界和上流社会的“家庭革命”大事。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 (字子休)等人认为吴虞是名教罪人，不可饶恕，约集学界中一百余人签名，将其逐出教育界，并诉之于官，欲置以重典，后经人调解了事。1911年，吴虞又著文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乃移文各省逮捕他，内有“就地正法”之语。吴虞被迫逃出成都，至10月底才回到成都。这两件事情对他的刺激非常深，他因此认为他父亲是“魔鬼”，其“心术之坏”“亦孔教之力使然也”。他又称自己的师长廖平是“支那社会进化之罪人”，就因为廖平尊孔［5］6、13。此后，他更坚定了反孔的决心。

此时，一些报刊也在发表反孔言论。1912年3月28日，《公论日报》 “登孙逸仙‘孔教批’及‘如是我闻’一段，反对孔丘”，对此，吴虞感觉是“实获我心”。同时，该报还登出了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广告。而该书正是吴虞亲自督促翻印的，因为他觉得该书“攻孔子处尤佳”［5］36、23。4月初，吴虞开始担任《公论日报》主笔。6月，该报的时评引起了成都另外两份报纸《国民公报》和《进化白话报》的“大骂”，吴虞因此有意辞职。刘师培却来劝他说:其言“在南边十年前或有诧者，今日则固不怪矣，川人到南人程度尚待十年后也”［5］48。请他不要辞职，以为四川开风气。吴虞果然又继续为该报写稿。

大约同时，吴虞的对头徐炯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1911年10月25日，吴虞获悉“子休为学生界所不公认”。11月8日，成都府中学生张体明又告诉他:“徐炯提学之取销，府中学生倡首，过教育总会者百余人，他学堂响应”。1912年3月12日，吴虞获悉“反对徐炯至九百人之多。昨日开堂无一人到”，他特别以两字来表达自己的愉快心情:“妙哉!”两天后，他发现公园“各处贴通省师范学校学生宣布伪道学徐炯罪状书。甚为痛快”!4月初，徐炯被攻倒。4月28日，吴虞向上海商务馆编辑所寄去“徐炯罪状书一纸”［5］6、12、34-39。

不过，四川的旧派仍然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仍在大力推动尊孔读经，而且与康有为等人发动的国教运动汇合起来，声势亦不小。1913年夏，四川都督尹昌衡 (徐炯的弟子)致电袁世凯，鼓吹“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河海行地，其大公至正固足以范围乎万世也”，请袁命令全国学校尊孔读经，被袁嘉奖为“所见极为正大”。曾学传在成都发起组织“孔教扶轮会”，旋又改作孔教会成都支会，各县成立支会者20余处;并向国会请愿，请求定“孔教”为“国教”［6］。旧派人物还利用政治势力来打击吴虞。

1914年1月11日，经常发表吴虞文章的《醒群报》被政府下令查封。北京内务部的公文说得很严重:“吴虞主张宗教革命、家庭革命，荒谬之至。”［5］118只是因为有人保护，吴虞才未受到追究。而向北京政府告发吴虞的人就是前清进士邵从恩和进步党的罗纶，这两人的思想观念和徐炯基本上一致。《醒群报》被封之后，吴虞有意淡出报界。1914年9月，有人请吴虞任《共和》杂志主笔，吴虞辞之，但仍代写了该杂志的《发刊词》。12月12日，他决定:不入党派，不作主笔，不妄写信，不发议论，不主是非。

1915年5月，袁世凯的心腹陈宦出任四川会办军务兼巡按使，此前避往重庆的徐炯亦随之返回成都，吴虞因此感到“此后当仍是官僚世界也”。第二天他就决定“以后不作文字投报馆，以免生事”。不过，他仍然忍不住要和徐炯等人作斗争。六七月间，他先后作了《书某氏〈社会恶劣状况论〉后》和《读邵振青教育论感言》两文，主要内容就是“反对徐某读经之说”。1916年春夏，他又发表了《独立后之商榷》、《时事感言》、《读荀子书后》等文章。8月3日，他夫人曾兰(字香祖)劝他:“处此乱世，当学陶渊明读书避世，不谈时事，报章文字概行谢绝，以免以文字语言贾祸，守明哲保身之戒”。吴虞“深然之”，决定“从此便当辍笔”［5］270。但几天后，当他看到《群报》载壮悔的联邦说，又忍不住为文驳之。12月9日，《国民公报》刊载一篇爱农的《女权平议》，吴虞认为“多一知半解之言”，随即写了《书〈女权平议〉》一文，予以驳斥。

1917年3月2日，吴虞从友人处获悉:“旗人多依附徐炯营谋位置，成为一私党，其反对余则同也。”对此，他表示:“余近日宗旨，专主研究学术，不问政治，非但不反对旗人，亦不反对徐某，各行其是而已。”［5］288也就是说吴虞此时有意不和徐炯等人起冲突。4月26日，又有人叮嘱他少出外， “当此乱世，恐遇仇人报复”。他认为“其识极卓”［5］305。7月中旬，他的堂弟吴君毅又告诫他:“蜀中洪水将起，万不可入政界，并乱发议论，切记切记!”［5］333从1917年1月到1918年5月间，吴虞基本上淡出了四川的言论界。

综上所述可知，在清末民初的四川，以吴虞为代表的新派与以徐炯为代表的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争斗，两方的势力此消彼长，此盛彼衰，来来回回有好几个回合，形成了拉锯战的格局。而且，从吴虞和徐炯各自活跃的时间点可以看出，辛亥革命、袁世凯筹备帝制、张勋复辟等重大政治事件都直接影响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

二、花开异乡，吴虞声名鹊起

1915年至1918年间，吴虞因缘际会，在川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引起了全国思想界的瞩目，并反过来大大提升了他在四川的地位，使得新势力在四川突破重围，有了较大的成长和扩张。这跟他一直就很注意报刊杂志这种新兴媒介有很大关系，他除了与成都数家报刊有密切关系外，还长期订阅省外的《东方杂志》、《法政杂志》、《民立报》等报刊。1914年1月吴虞诗集《秋水集》出版后，他就寄给了上海的进步杂志社主编范丽诲、南社社长柳亚子等人，又特意寄给了正在日本留学的张铮 (字重民)、吴君毅等人，以及日本的一些图书馆。《秋水集》的内容及诗风引起了各方重视，正在日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就非常欣赏吴虞 (详后)。

1915年7月和10月，吴虞先后给进步杂志社寄去了《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关系》和《李卓吾别传》两文。11月18日，范丽诲致函吴虞说:“屡承以大作见示，快读之下未常不为之击缺唾壶也。《李温陵别传》尤为淋漓痛畅，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此文有之。”［5］230该文连载在《进步》九卷第三、四号上，这是吴虞的“反孔”类文章第一次在川外发表，值得注意。次年5月，《李卓吾别传》在成都《教育》杂志上予以转载。1918年夏，范丽诲又在吴虞文后作附识云:“成都吴爱智先生与廖井研(即廖平—引者)齐名，前年承寄示《秋水集》诗一卷，清新俊逸，得未曾有。生平主张非儒主义，于古代宗法政治，掊击尤力，较井研近日《知圣篇》、《孔经发微》等作支离破碎，甚难实非者，迥然不同。……先生旧学宏深，新知超轶。蜀中多奇才，此‘老’其选矣。”［5］401

1916年11月17日，吴虞致函南社社长柳亚子。次年1月19日，柳亚子回信说，吴虞与他志同道合，特请吴虞加入南社，以助其张目。吴虞在收到信的当天，就填写了加入南社的社书，并以柳亚子、谢无量作为介绍人。此后，柳亚子主动帮吴虞散发《秋水集》，为吴虞发表诗文，并在各种场合赞誉吴虞的诗。7月30日，柳亚子在《民国日报》上刊文称: “吴又陵先生，西蜀大儒，博通古今中外之学，其言非孔，自王充、李卓吾以来，一人而巳。……所持极正，所造极深，当代作者，殆罕其匹。故耆硕之士如谢无量、陈独秀、章秋桐、刘申叔辈咸深相推服。即仆亦顶礼而尸视之，以为夐乎其不可及也。”［5］3458月，柳亚子又数次刊文称:“诗人之诗，温柔敦厚，丽而有则，华而不缛，我终以吴又陵为首屈一指。” “吾曹若以共和国之诗人自命，自当奉章太炎、杨沧白、汪精卫、苏曼殊、马君武、吴又陵诸公为准则。”［5］348－349

1914年5月下旬，吴君毅给吴虞寄了一本《甲寅》杂志创刊号，并告诉吴虞:《甲寅》由章士钊主编，章氏“学术文章皆有时誉”［5］134。7月18日，吴虞给《甲寅》杂志社发了一张明信片。9月17日，吴君毅致信吴虞说，张重民于前一日来函，代章士钊致意吴虞并约稿，张函云:“昨以《秋水集》示章士钊……顷章氏来谈及，极言识解之超，断非东南名士所及。倾慕之忱，溢于词色，必欲仆为之介绍。并请令兄出其平昔所为文，以光《甲寅》。……章氏好为政论，其所怀可征诸《甲寅》，言教则排孔尊耶者也。”［5］149由于章士钊同样主张“排孔”，所以特向吴虞约稿，正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10月12日，吴虞给吴君毅寄去了“笔记一束”。次年3月25日，吴虞从吴君毅处获悉:“《甲寅》已停刊，故余寄去之稿未登出也。”［5］150、181《甲寅》杂志于1914年11月出版第四期之后，一直到1915年5月，才在上海续出第五号。1915年7月，《甲寅》第七号登载了吴虞诗二十首。10月12日，吴虞再向《甲寅》投稿。十天之后，他才知道《甲寅》已被封。虽然如此，吴虞与章士钊的因缘却给他日后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交往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1916年12月初，吴虞看到《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易白沙之《孔子平议》，对孔子多所批评，遂于12月3日致信陈独秀说:“(不佞)非儒之作，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章行严曾语张重民曰辛亥杂诗中非儒诸诗，思想之超，非东南名士所及。不佞极愧其言。然同调至少。如此间之廖季平丈，及贵报通信之陈恨我君之见解，几塞宇内，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两天后，他又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等四篇文章寄给陈独秀。陈独秀将吴虞的来信及自己的回信发表在1917年元旦发行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陈独秀在信中说:“又陵先生足下:久于章行严，谢无量二君许，闻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 《甲寅》拟即续刊，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 《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章士钊、谢无量二人早就在陈独秀面前称许吴虞，这说明章士钊是吴陈相知的重要中间人。二、《甲寅》第七号所刊发吴虞的诗，不是吴虞投的稿，而是陈独秀主动从《秋水集》中选出来的。因为吴虞前面投的稿是笔记，不是诗;而且，吴虞是1915年7月才得知《甲寅》已在上海续出第五号，而他的诗就登在七月出版的第七号上，从当时的邮寄条件来看，《甲寅》所登诗也不是吴虞投的。1917年2月至7月，吴虞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他对此甚是满意，说:“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5］295

由于吴虞在《甲寅》、《新青年》、《进步》等报刊发表很多文章，加之章士钊、陈独秀、柳亚子、范丽诲等人对他交相称赞，使得吴虞在四川的地位迅速提升。1917年2月2日，吴虞和宋育仁、方旭、林思进、余苍一等人聚会，余苍一告诉他:“外省人赞美余诗者甚多，川人中则多不以为然。” “五老七贤”之一宋育仁则告诉他:《秋水集》已看完［5］284。而吴虞是一年半以前就把《秋水集》送给宋育仁的，宋育仁这时才看完，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时候吴虞的诗文才引起了宋的重视。1917年2月20日，又有人告诉吴虞: “外间称许余读书多、文字好之人甚多。”［5］2875月19日，吴虞日记曰:“《新青年》三卷一号将一、二卷目录特列一页，上署大名家数十名执笔，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然不经辛亥之事，余学说不成，经辛亥之事而余或不免，四川人亦无预大名家之列者矣，一叹。美人嘉莱儿曰:文人亦英雄之一种。余正不可妄自菲薄，以为逊于世之伟人也，勉旃。”［5］310从一僻处西陲的布衣跃升为海内大名家，吴虞的欣喜之情跃然可见。他甚至自比为英雄，自认为并不逊于世之伟人。

1919年2月18日，在北京的吴君毅告诉吴虞:他在《新青年》所发表各文，“此间读者颇多”［5］448。同年11月23日，吴虞从友人处听说，“予之文学颇为外省人所推，故成都人见之始复尊敬予耳”。吴虞觉得“其言甚有理”［5］499。

1918年5月16日，四川法政学校校长熊小岩来约请吴虞任讲席。吴虞对此颇有感慨，说:“予民国已 (以)来，至今始再出任讲席，小岩不可谓非知己，惜香祖不及见，为大恨耳。”［5］3906月2日，四川外国语学校校长廖学章又面请吴虞担任课程。吴虞感到这标志着自己在教育界信仰的恢复。随后，吴虞获得了在学界有很高地位的经学大师廖平的支持。1919年8月19日，四川国学院的曾缄来约请吴虞担任国学院中国文学课程。8月25日，国学院院长廖平又亲来拜访吴虞。而且，廖平还在吴虞面前批评了宋育仁，说宋的词章“如通草花，非有根之花也”［5］486。廖平执掌的国学院请吴虞教中国文学，这对吴虞是一种莫大的肯定。同时，曾缄也是精于旧学之人，是黄侃的高足。吴虞日记记载:曾缄“曾闻其师黄季刚称予”，而评“五老七贤”之一赵熙的“诗文多不通”。曾缄又说吴虞编撰的《国文撰录》“标举汉、魏、六朝，实与学子指条大路，成都向来所无”［5］468、493。熊小岩则是章太炎的弟子，吴虞曾称许他于“太炎之学甚能言之，佳人也”［5］59。这些精于旧学之人对吴虞的赞赏与支持对抬升他在四川的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三、新势力在四川的扩张

吴虞很注重新刊物在四川的推广。1919年3月27日，吴君毅来信说，《新潮》 “在《新青年》上，主张极新，而内容充实”［5］453，并给他寄来了《新潮》杂志。7月11日，吴君毅又来信称赞他说:陈独秀“主宰之《每周评论》，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吾兄于新闻之中，独取此种为之提倡，固是独具只眼者也”［5］471。除了上述两种杂志之外，吴虞还订阅了《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新中国》等杂志。

吴虞的学生孙少荆也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1918年11月26日，孙少荆致信钱玄同说:“《新青年》自出版到现在，我期期都读过的，里面的主张我是极赞成。”“《新青年》在四川成都的势力，现在要比去年好些。我们看这个报，也少听朋友骂了，——他虽不骂，却是不看。——有个朋友和我，现在也居然在这‘城门主义’的成都市内用起白话来做东西，而且有时也拿来登在这里五秒钟的日报上，居然也能风平浪静了。不像前几年那样的思想专制，只准跟着现在几个吃饭的圣人贤人学先王之言，不许人有‘人的主张’。这虽是时代精神的灵光，却是再造中国的《新青年》的大功了。”［7］由此可知，1917年以前孙少荆等人看《新青年》时还会被人骂，1918年情况就要好些了，他们也可以用白话作文了;只是，以前骂的人现在虽然不骂了，但仍然不看《新青年》。

1919年7月13日，孙少荆、吴虞等人办的《星期日》周报出版。该刊版面“类似当时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内容也同样是尖锐地批判旧制度，热烈地传播新思潮”，所以“一出世，便极受社会重视，记得发行不到几期，就由一千份增印至五千份，订户由成都和附近一些县份远达四川以外几省”［8］。据张秀熟回忆，《星期日》影响最大的是1920年1月刊行的第26期社会问题专号，该期登载了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陈独秀的《男子制与遗产制》、吴虞的《说孝》、高一涵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些都是当时未在他处发表的特写专稿”。而“该刊第33、34两期，出版了妇女问题专号，集中讨论女子剪发、男女同校等问题。第35期出版了劳动号，在成都的刊物中首先提出劳动问题。在1920年，该刊实际上已成为成都青年学生自己的阵地了”［9］412。

吴虞还积极促成外国语学校学生办《威克烈》周刊，并且亲自为其审稿，还多次向胡适等人推介该周刊。该刊讨论了“人生的路”，“社会改造与伦理”等问题。1920年1月4日，《星期日》刊文推介《威克烈》，说它“是以转输新文化，改造旧社会自任的，确是成都的最新出版物——有价值的出版物”［10］468-469。

吴虞与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该分会的负责人就是李劼人。吴虞参与了该分会初期的一些事情。1919年6月29日，孙少荆来与吴虞谈“分会事”，7月9日，吴虞向该分会捐书报杂志和款项， “均 (经)孙少荆手”［5］469、471。1920年，吴虞推荐外国语学校的一些学生加入少中学会。

吴虞还试图利用政治力量来推动新势力的发展。当他得知杨沧白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省长后，就积极和杨沧白往还。1919年4月5日，杨沧白在四川外国语学校演说“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比较”，提出“中国文字存废问题，即因多少、难易、死活之分。……至如死活，当以用否为断，不在白话与文言之分”［5］454-455。两天后，吴虞即把杨沧白的演说寄给吴君毅，托他转给胡适，以期登在《新青年》上。很有可能因为胡适并不认同杨沧白的观点，所以并未予以登载。稍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又怀疑杨沧白“用官力来压制文学”。1920年1月22日，吴玉章就告诉吴虞:“胡汉民与杨沧白信云，陈独秀有书与汉民言，川中当道阻抑新文化。沧白复汉民书，颇论文学。”［5］517这说明陈独秀曾通过孙中山的主要助手胡汉民，批评杨沧白“阻抑新文化”。这里展现出来的思想与政治之间那种很隐秘很深的关系，可能是过去研究新文化运动时关注不够的，而国民党 (特别是在国民党占优势的西南地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也值得重新评估。

吴虞很注意与胡适的结交。1920年2月24日，胡适嘱咐吴虞的女儿吴桓 (字辟畺)问候吴虞，并表示愿与吴虞通信。3月21日，吴虞主动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称: “成都风气闭塞，顽陋任事，弟二十年中与之宣战，备受艰苦。《新青年》初到成都不过五份，弟与学生孙少荆各购一份，为之鼓吹，又与少荆诸人组织《星期日》及外国语学校学生邓奎皋、杨铭诸人(皆弟之学生)组织《威克烈周刊》，销行颇广。近一二年风气渐开，而崇拜先生及仲甫之学说者尤多。……星期日社友陈岳安代派各省报章杂志，自去岁双十节始自年底止，销数五千余元，足见新势力之发展。”［11］87

1920年6月，成都的报纸在徐炯等人的鼓动下，极力攻击吴桓和潘力山 (家中本有妻)在美国自由结婚的事情。7月1日，吴虞听说“徐炯将借潘、吴自由结婚以攻男女同校，借攻男女同校以解散外校 (即外国语学校——引者)而移祸新派，且加此间新派以主张打倒军阀之名，以鼓动军人派之恶感，其计颇秘”［5］545。次日，吴虞即将相关情形写信告知胡适。9月初，胡适致信吴虞表示:3月份的那封信之所以没有回，是“因为我们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而这时听说吴虞正受攻击，故“不能不写几句话来劝慰先生”，“此时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对不起先生了”。胡适在信中说:“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11］111-112胡适的信对吴虞来说肯定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支持，吴虞很快就将胡适的信加上批语，寄给吴桓看。

需要指出的是，曾经的立宪派、进步党中的重要人物蒲殿俊、张澜、叶秉诚这时候也逐渐趋新了。1919年9月23日，吴君毅告诉吴虞:“蒲伯英近读社会主义诸书颇勤。”1920年8月7日，叶秉诚告诉吴虞:“蒲伯英，张表方很求新，伯英尤不主张法律，罗纶无进步。”［5］487、550次日，吴虞回访叶秉诚，并从叶处借回《新潮丛书》第一种《科学方法论》。1921年七八月间，川东道尹叶秉诚召集道属各县教育界人土，在重庆开教育研究会，邀请了北大教授高一涵、陶孟和、陈启修，南京高师教授杨效春，及北大学生邓仲夏、黄日葵等人到会演讲。其中北京的学者就是由时任《晨报》主笔蒲殿俊多次出面邀请的。对这次演讲会，《国民公报》评论说:“预料川中思想界必有一种革新变化，诚四川前途之一线曙光也。”［10］490由此可知，四川社会的趋新也有进步党人的推动。

在吴虞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四川新势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19年12月31日，吴虞获知“成都县中学买《新青年》等杂志二十二元，守经堂亦买《新青年》”，感觉到“潮流所趋可以见矣”［5］511。5月29日，吴虞还在对吴君毅“言山腴 (即林思进——引者)、陈敦甫之旧”，次年3月18日，他已获悉“林山腴取有《新青年》，全部预约，且主张编白话教科书矣”［5］464、530。1920年初，四川学生联合会为了宣传新文化运动，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四川学生潮》周报，“笔锋犀颖，胸无忌惮”，“系统地批判了宋育仁、祝彦和、曾学传这一类遗老的讲义，驳得体无完肤，把‘大经师’(宋)、‘大圣人’(曾)弄得权威扫地”。同时，成都还出版了《直觉》、《平民之声》等刊物，“齐向封建文化冲击”［9］411。一些成都青年， “每一提到五老七贤，便发生一种憎厌的心理，认为它们是旧时代的渣滓，新文化的障碍。历史的车轮是前进的，新中国要想救护，这一辈人已经不中用了”［12］。

当然，旧势力也竭力想打倒新势力。张秀熟回忆说:“新文化运动针对着封建文化的根本核心进行了攻击，地主阶级和这一阶级的知识分子震动了。骆承骧、宋育仁、方旭、曾学传、林思进……这些遗老，在高师校教员准备室一唱百和，如临大敌，要驱逐吴虞出成都教育界 (吴虞当时在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教书)。”［9］4091920年夏秋，吴虞就被徐炯等人攻击得“不能出门”。

四、吴虞执教北大，名动天下

1917年九、十月间，吴君毅从日本回到北京工作。同年12月8日，吴君毅致信吴虞说:“日前章行严、胡适之过谈，盛称兄学术思想不似多读旧书者，弟拟荐兄主讲中国文学于北京大学。不审老兄有出山意否也?”［5］361此后，吴君毅继续向北大国文系主任马幼渔、教授沈尹默推荐吴虞。马、沈二人考虑到北大“国文系思想均腐旧”［5］608，也决定聘吴虞前去改变风气。1921年2月11日，吴君毅来信告诉吴虞，北大决定以教授聘任;而且， “四川局面狭隘 (成都尤甚)，非吾弟兄久处之乡，争名争利，须在此间。而名胜之多，各界人才之众，生活之美，亦非此间不能按洽领略也”［5］597。5月初，吴虞到达北大，随后与胡适、任鸿隽、马幼渔、沈尹默、钱玄同、蒋梦麟等名人往来甚密。

5月10日，吴虞与胡适第一次见面。胡适在日记中说:“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在成都不为人所容，后来《新青年》出版，守旧的空气稍变，他才渐渐的受人欢迎。但守旧党终忘不了他。去年他的女儿辟畺和潘力山自由恋爱，在美洲结婚，而潘君家中本有妻。守旧党因此大攻击潘君，并攻击吴君，吴君竟至不能出门。我曾有信安慰他。”［13］2505月22日，吴虞、胡适、汪原放等人一起聚会，商定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吴虞文集。次日，吴虞拜访胡适，请其为《吴虞文录》作序。6月16日，胡适将序作好，内称“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3］318-321。6月21日， 《晨报》刊发胡适的序，吴虞特意买了四份，将其寄给汪原放和成都的友人余啸风。

8月2日，廖学章来信告诉吴虞:“胡适之叙文，此间报纸业经登载，阅之极为钦仰。”友人傅辟武也来信说，已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看到了胡适的序。吴虞因此感叹说:“予之著作，在四川前数年，真有‘蜀犬吠日’的景象。近来同调虽多，而‘诧异惊奇’的人，委实还是不少。可是一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简直欢迎到这种地步，足见社会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了。”［5］621

稍后，胡适又为《吴虞文录》题写了封面。10月，该书出版，随即为吴虞带来了极大的声誉。11月18日，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来信告诉吴虞，他正想作一篇介绍中国思想革命的文章，“这个问题，有二大方面，第一是破坏中国旧思想，第二是输入欧洲新思想，于此役先生在破坏礼教迷信军阵头恶战甚力。我想特笔大书先生的阵容”，“把先生的高论介绍日本的支那学界，使他们也知道中国有这位‘只手打孔店的老英雄’(胡适之先生说得好)吴又陵先生。”［5］655次年1月23日，吴虞收到青木正儿寄来的《支那学》二卷三号，内有青木所著《吴虞之儒教破坏论》一文，“极为详尽”。吴虞随即托人将其翻译成中文，投到《北大日刊》。1933年6月，《吴虞续文录》出版，吴虞特以此文作为代序，可见他对此文甚是满意。

1922年3月6日，廖学章来信告诉吴虞:“《文录》成都亦到有，不日即售罄，图书室欲得一册存贮，竟未购得。”3月10日，华阳书报流通处主人陈岳安也来信说，《文录》“已销数百部， 《胡适文存》，止到少数，销场亦旺”［14］20-21。5月9日，正在英国留学的吴君毅又来信告诉吴虞， 《文录》已赠送章士钊、吴稚晖、傅斯年、刘半农等人;吴稚晖还来信说:“吴先生之伟论，仅在《新青年》等略见一斑，久欲稍窥其全，昨日快读一过，卓识佐以硕学，斯足以折服一般老顽固矣，真不朽之作也。”［14］36

1923年1月，吴虞的《荀子政治论》一文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读书杂志》栏发表。他对此甚是满意，因为“《努力》每期印九千份”，可以帮助他的大名流传。3月5日，陈岳安即来信说:“《胡适文存》已售数百部。《尝试集》已销千多部，…… 《努力》《读书杂志》有予文者，零售百数十份，订者在外。”［14］98

1925年2月22日，《晨报副刊》登有《袁枚评传》一文，文中“以吴虞列于陈独秀之上”，对此，吴虞甚是自得，在日记中说:“予在外间之价值，亦可见也。”同年7月12日，吴虞与章士钊第一次见面，章士钊对他说:“神交久矣。”［14］245、271并嘱他有著作可交 《甲寅周刊》发表。同年8月，《吴虞文录》印第四版。

吴虞十分注意将自己在北大做的事情以及别人对他的称赞告知成都的朋友。1921年8月27日，《北大日刊》将其《读荀子记》一文登出，他随即给友人、学者刘咸荥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北大日刊》一纸”。同年10月12日，因《北大日刊》有其名，吴虞又买一张寄归成都。11月23日，武昌高等师范国文史地部学生来信请他去教文学，其言曰:“日来敝部会议，佥谓此席，按诸海内有数名家，非先生莫属，且敝校对于先生，仰慕尤切，如蒙复准，即将聘书奉上。”［5］65612月2日，吴虞特意将这封信以及前述青木正儿给他的信寄给余啸风。

1922年2月4日，因《北大日刊》登有《吴虞底儒教破坏论》一文，他特意买了20张，分寄余啸风、尹昌龄、陈岳安、廖学章、熊小岩、孙少荆、叶秉诚等人，“又将原写稿索回寄王宏实，嘱登《晨报》”［14］14-15。

胡适称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一评价很快就成了吴虞的标签，时人及后来者只要一说到吴虞，就会提及这句话。只是人们都有意无意间把“四川省”三个字给省略了。1924年3月28日，吴虞在日记中记曰:“打孔家店之言，固可知遍于国中矣。”1925年3月13日，《北大日刊》登载了《孔子学说研究会宣言》，内称:孔教一尊之说“遂引起了陈独秀、吴又陵诸先生之反感，而提倡玻坏者，即继之而起。自从打破孔家店之说风靡……”，吴虞特意将这句话抄入日记。1937年5月23日，吴虞日记记曰:“范午来言:南京杨文騄著《现代名人传》中，有予与陈独秀，并列为打孔家店者。”［14］217、249、740可见他仍以“打孔家店”自豪。

1923年6月，谢无量打算去云南大学任教，也特请吴虞作书推荐。同年3月19日，吴虞获悉《林思进诗稿》将“昔与予诗皆删去”，吴虞觉得林氏的行为“可发一笑”，并说:“予之诗文，固不待寄林氏诗稿而后可传，而予之学说已遍海内，且播于日本;更非林氏所敢望。区区旧诗，在今日巳成弩末，林氏方自矜敝帚，适成其井蛙之见而已。”他还决定“《秋水集》中附山腴诗，将来亦当照例删去”［14］102。可见吴虞已自视甚高。

余论

反孔非儒是吴虞获得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新人物认同和赞赏的关键。只是，章士钊也“排孔”这一点或许是此前学术界注意较少的，它应该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疑古非圣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值得重新审视。其实，早在1930年，曾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的青年党要角常乃惪就在《中国思想小史》一书中说，培植“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陈独秀吗?不是，胡适吗?不是。那么究竟是谁呢?我的答案是章士钊”;《甲寅》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鼻祖”［15］。

另一方面，虽然吴虞一直把廖平当作尊孔之人，但廖平似乎并非像吴虞所想像的那样尊孔，他对孔子也有所保留，有所怀疑和批评。1914年1月9日，廖平专门托人提醒吴虞:外间多传“近日各报反对孔教文字”是吴虞所作，“恐遭人妒忌，宜慎”［5］117－118!果然，两天后 《醒群报》即被封。可见，廖平很爱护这位反孔的学生。1919年，廖平执掌的国学院又请吴虞去上课，允许去讲反孔的内容，这不能不让人对廖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尊孔有所怀疑。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 (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 (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16］钱氏就把吴虞“疑古非圣”的思想来源上推至王闿运和廖平，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前文已述及，吴虞的反孔思想跟章太炎也很有关系，他就说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中“攻孔处尤佳”，并促成该书在成都的翻印①顺便提及的是，廖平曾说:“章太炎文人，精于小学及子书，不能谓为通经也。”吴虞又说:“太炎小学、经学、文学是其特长，史学不熟，精于子书。”反过来，章太炎于1919年在重庆发表演说时则批评王闿运“本词章之士，以说经为表面，语无实证”，“始终不离文人说经之习”，流风余韵，川人受影响颇深，“故所望于 (川中)学界诸君者，在普修历史之学而巳”。也就是说，近代蜀学与蜀外之学之间互动甚多，互相之间都有点评，这就涉及到蜀学的自定位及其在他者眼中的形象，只有把这些情形都把握清楚了，才能更好地了解近代蜀学。。如果廖、章这两位今古文经学大师都在一定程度上非孔这个判断不错，则吴虞、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疑古非圣思想确实是其来有自。

值得注意的是，吴虞与胡适、陈独秀等人虽然在反孔问题上同心协力，目标一致，但在新文学、白话文及其他学术问题上则颇有异辞。1917年3月27日，柳亚子致函吴虞称:“曩于《新青年》杂志中，得读先生与阵独秀书，甚为倾倒。独秀亦旧相识，第未入社，其驳孔教论篇，可谓绝作。唯近信胡适之言，倡言文学革命，则弟未敢赞同，尊意如何，倘能示我否也?”吴虞回信的具体内容不详，但5月17日柳亚子又来信说:“《论文学革命驳胡适说》，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言之有物，鬯快淋漓，尤足令弟拍案叫绝，先生真吾师也。”可知吴虞肯定不大赞同文学革命。1918年4月13日，吴虞又在日记中说，《新青年》四卷二号“言新文学者太多”。反过来，《新青年》对南社诗风文风也颇有微词。1918年5月13日，吴虞就致信柳亚子“言《新青年》于南社多微词，《二十集》后当汰其浮艳，使南社卓尔于大雅之林，不稍予以口实”［5］300、309、384、389。1921年6月1日，即吴虞到北大不久，他发现胡适名著《中国哲学史》中关于《解老》、《喻老》的论说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稍后，他就写了一篇《辨胡适之〈解老、喻老〉说》。但该文一直到1933年他印《吴虞文续录》的时候才发表，并寄给了胡适。不过，胡适似乎没有回应。1921年10月9日，吴虞又在日记中说: “读《汉书》， 《大戴礼·礼察篇》引用《贾谊陈政事疏》，则其书中荀子之文，当然为戴抄荀。胡适之谓不知谁抄谁者，误也。”［5］642与此同时，胡适对吴虞也有一些不满。1924年5月2日，吴虞日记就记曰: “前年 (吴)桓、(吴)棱事，潘大道令胡适之作书与我，我当时批示桓。而大道乃以予所批示适之，故适之对予不满。”［14］179①不知此处所记时间是否有误，有可能是指1920年的吴桓和潘力山自由结婚风波。

可以说，反孔非儒是各派新人物最大的共同点，在这一点上他们互相声援、互相力捧，为此，他们可以隐藏或暂时隐藏相互之间的不同之处、有异议之处。正是因为各趋新人物求同存异、同心协力，加上青年学生的大力支持和一些旧派人物的逐渐趋新，才使得新文化运动能够突破重围，逐渐兴起、壮大。

［1］章太炎.对重庆学界的演说［M］∥马勇.章太炎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72.

［2］陈志让.军绅政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4.

［3］廖季平.骈文读本序［M］∥吴虞.吴虞文续录·别录.无出版项:169.

［4］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M］∥李劼人.李劼人选集 (5).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89.

［5］中国革命博物馆.吴虞日记 (上)［M］.荣孟源审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6］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810.

［7］孙少荆致钱玄同［J］.新青年，5:6(1918－12)，631-632.

［8］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M］∥李劼人.李劼人选集 (5).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9.

［9］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M］∥张秀熟.二声集.成都:巴蜀书社，1992.

［10］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五四运动在四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某记者.忆尹仲锡先生［N］.新新新闻，1942-12-09(7).

［1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 (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50.

［14］中国革命博物馆.吴虞日记 (下)［M］.荣孟源审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5］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9-120.

［1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