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
(华南理工大学 客家文化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41)
一门学科的成熟,固然在于其影响,受众面的扩大,深入人心,在于其研究的深度与力度,特色的形成,但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则是不可或缺的,那便在这门学科领域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非独自为尊,大树底下,众草枯萎。所以,流派的形成,不同流派的“众声喧哗”,方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里程碑。
客家学的创立,如以徐旭曾的《丰湖杂记》被视为客家宣言始,则有200年了,如以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算起,也有近80年了。200年,是西学东渐初始,而这80年,则是西方学术思想浩浩荡荡大举进入中国之际。200年前,是因为土客械斗、华夷之辩引发起的一次正名。而80年前,正名固然为一方面,可学术背景、现实情势则复杂得多了。彼此,西方的历史学、民族学(或东方学)、人类学等,均在“拿来主义”(鲁迅语)下,迅速地成了中国学术领域中颇受表睐的显学。唯其新,无论是略知皮毛,还是一知半解,也都让人趋之若鹜。当然,也不乏有登堂入室者,有切中肯綮者,大智大慧者。而当时西方学术的格局,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学界。
历史学,当是属于拥有历史的文明国家,西方自当之无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早就认为,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是“无历史”的,因为中国几千年,都是一个皇帝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的历史变化。在西方的目光中,历史是一种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凝固不是历史,几千年没有进化当然也不是历史。所以,东方只有民族学而不配享有历史,民族、族群,当是半开化半文明的形态,这对于中国则是最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