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

金俊岐，杨上上， 齐 菁

(河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河南 新乡 453007)

论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

金俊岐，杨上上， 齐 菁

(河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河南 新乡 453007)

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科学论研究的一种新的转向，他在吸收了库恩、海德格尔和福柯等人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把科学作为实践进行研究。他提出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六个主题，强调科学实践的异质性、科学实践的叙事性、科学实践的“物质性”与“局域性”和科学实践的文化开放性，坚持对“实在论”和“价值中立”的颠覆、对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尽管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相对主义问题，未能走出其存在于认识论、科学的政治哲学之中的困境。

劳斯；科学的文化研究；渊源；主题；困境

自近代以来，科学论作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许多学者的青睐。传统的西方知识论追求知识的纯粹客观性，科学在本质上被看成是受自然界影响而不受环境制约的真理性知识。前库恩时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一统天下，实证主义科学观视科学为独特的理性知识系统，对科学和非科学作了本质主义的严格区分。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则改变了整个科学论的面貌，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被纳入到对科学的考察之中。随后，欧美一些科学论领域的研究者通过对库恩的激进解读，纷纷转向了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为SSK)。20世纪90年代，SSK从整体上已经走向衰落，关于它的出路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思考，特别是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约瑟夫· 劳斯(Joseph Rouse)将科学视为实践的领域，提出了“科学的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为人们进行科学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一、 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内涵及其渊源

(一)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内涵

科学的文化研究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期，和来自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传统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它属于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是后殖民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是一组带有明显倾向的研究方案。近年来，科学的文化研究渐渐演绎出一种新型的研究方案与理论纲领，即狭义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其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劳斯。劳斯在其著作《参与科学：如何哲学地理解其实践》中试图回答什么是“科学的文化研究”问题，明确指出：“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的文化研究呢？我宽泛地使用这个术语，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囊括有关实践的种种研究——通过这种研究使我们对科学的研究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并转化和扩展到新的文化情境。”[1]他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构成要素，并通过对实践的种种研究，使科学得以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被理解，并向新的文化情境转化和扩展。这表明，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实质上是把科学作为实践而不是作为表象来研究。

(二)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渊源

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科学论研究的一种新的转向，是在吸收了库恩、海德格尔和福柯等人的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他试图在建构与批判中寻找一种平衡，认为“解决科学合理性问题的途径不应该诉诸理论上的争论，而是要付诸行动”[2]318。

后库恩时代，大多数理论都是从对库恩的解读中引发出来的。劳斯在其著作《知识与权力：一种科学的政治哲学》中指出，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存在着两种解读，“任何试图理解库恩本人立场的人最终都必须考虑两种解读方式”[2]28。第一种解读方式是人们通过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所理解到的库恩，也就是“库恩2”；在“库恩2”那里，科学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范式”，可以说范式论是“库恩2”整个科学哲学理论的核心；根据“库恩2”，科学经过常规科学、危机、革命、常规科学的循环模式发展。第二种解读方式是解释学或者语用学意义上的库恩，也就是“库恩1”，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乃至理解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在“库恩1”看来，范式并不是一种理论承诺，而是普遍认同的概念化的和具有特殊经验背景的模式；接受一个范式不是理解和相信一个陈述，而是获得和应用一种技能。与“库恩2”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信念共同体不同，“库恩1”把它们看作是实践者的共同体。此外，劳斯还认为，只有以“库恩1”为前提，“库恩2”才是可以理解的。

海德格尔是实践解释学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他关注的是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对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将信念或理论进行一种语言的解释，使解释学经历了一次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根本性的“转向”。他认为解释学的任务在于追求存在的意义，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他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现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是见和现行掌握中现行给定的”[3]。在他看来，理解赋予任何解释以三重结构，即“前有”、“前见”、“前设”，任何解释都以“先入之见”为前提，它又成为下一个解释的理解前提。劳斯采纳了海德格尔的主张，认为“处于地方性、物质性和社会性情景中的技能和实践对所有的理解和解释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2]77。而且，他又从批判海德格尔早期的科学哲学着手，认为海德格尔误解了理论表象本身的实践，忽视了科学研究的参与性、随机性，忽视了科学中实验的作用。他说，海德格尔还忽视了“科学陈述的意义及其认识立场在其中得以判定的社会环境”[6]序言VI。海德格尔错误地解释了科学对象和科学实践能以标准化的方式从一种研究情景转移到新的研究情景。

当代致力于研究知识和权力关系问题的哲学家当首推福柯，他在《规训和惩罚》、《性史》等著作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权力观念。他认为应该赋予“权力”一词以更宽泛的意义理解，将权力理解为众多的力的关系，它无所不在并深深扎根于社会关系之中，是一种微观权力。在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上，他揭示了二者的共生关系，指出权力产生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相互蕴涵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另外，福柯还认为权力和知识二者之间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关系，没有权力便没有知识，没有知识也没有权力，权力控制了知识，知识也能给人以权力。因此，“知识就是权力”。劳斯进一步从科学哲学的视角发展了福柯的权力/知识观，认为权力关系贯穿于科学研究的最常见的活动中，科学知识产生于这些权力关系而不是与它们相对抗。他主要揭示了实验室中的权力关系，认为实验室内现象的构造、监视和控制的技巧与策略，必须看作是现代社会中运作的权力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同时，实验室外科学知识的扩展必须强调更多的控制、调配技术，权力关系构成了世界。

二、 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主题及其特点

(一)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主题

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把科学知识的确认与文化实践之间的信息交流作为研究对象，对科学采取了全方位的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六个主题。

1.科学实践的异质性。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一直刻意追求其统一性，而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则反对科学本质说，认为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科学是异质的。他引用罗蒂所说的话：“自然科学并不自然。”[4]238因为自然科学在认定自己是“科学的”同时，把与自己相异的东西认定是“非科学的”。他指出：“科学研究的实践、产物及其标准在历史上是变化的，并且在科学研究跨学科之间以及学科内部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4]243此外，他还界定了一些科学实践中的异质因素，如科学研究的规模、精确性，技术的复杂性、灵敏性等。劳斯认为，忽视科学的异质性是造成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产生误解的重要因素。

2.科学实践的叙事性。虽然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建构论都对科学知识进行研究，但他反对社会建构论者关于科学知识的因果解释说，反对对科学研究及其内容的解释，认为科学实践是非解释性的。他说：“社会建构论是典型的解释性的社会科学，它自认为可以完全(或潜在)地解释科学实践中的认识成果。”[4]244劳斯主张用“叙事”(narrative)来呈现科学的形成过程，认为科学是通过科学实践参与生成的，科学实践的活动是不断地叙事重构的活动，因此，科学的文化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参与并重构的叙事过程。科学叙事是正在进行中的、持续重构的行为，是复杂的、开放的、动态的。科学实践的情境随着叙事的进行而不断变动，情境中的科学又因此而不断地被重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的动态过程。

3.科学实践的“物质性”与“局域性”。 劳斯认为科学知识原本是以物质的工具为媒介的实践，通过物质媒介确立的观念，只有与物质相联系才能找到解释的根据。因此科学的文化研究把科学看作是介入性的、物质性的活动，强调科学实践的“物质性”与“局域性”。他重视在形成知识时特殊的、复杂的工具和专门的材料，以及利用这些工具所需要的技能和技巧的重要性。同时，他认为科学实践总是局域性的，受制于特定的情境，比如说依赖于特定的设备、材料、技能以及知识生产情境中的特定的权力关系等。知识并非天然地具有普遍性，知识的扩散必须以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扩散为前提，实验室知识在社会中的普及和广泛应用的过程就是把整个社会转变为准实验室的过程。

4.科学实践的文化开放性。以往，人们普遍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相对自我封闭的，即便是对科学的文化研究富有影响与启发的先驱者库恩也强调学术独立、规范自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统一。但是，劳斯与库恩在这一看法上是有分歧的，他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寻求的是对科学共同体与其他文化的界限的不断超越，科学介入了多种文化群体的参与。他认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会不断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在其超越边界过程中也会涉及方方面面，如科学家们寻求物质与经费的资助、征集人才、选择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等等。同样，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科学实践的开放性意义以及在科学的内外部之间划界是不适宜的。

5.对“实在论”和“价值中立”的颠覆。实在论者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所谓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主张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解释，认为有一个可以解释的固定的“内容”，理论或表述世界的方式都有事先确定的物质事实。与之相反，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情境与内容的二元论，认为没有确定的情境来固定表述的内容，科学实践自身在引证、批判或扩展过去的实践中介入了这种解释，同时解释的实践也不是固定的。同样，他还颠覆了科学是不是价值中立的问题，认为传统的对价值中立问题的讨论使价值的概念具体化，实际上价值中立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许多问题，因此应该历史地和文化地去界定价值中立问题。

6.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社会建构论者通常认为他们只是描述科学知识的社会制作过程，而悬搁任何有关科学知识的认识价值和政治价值的问题。劳斯认为他们的工作属于旧的传统，科学的文化研究对自己的文化卷入和政治卷入有着更强的反思意识，不回避认识的或政治的批判。社会建构论虽然反对把自然科学视为文化权威，但是它并不批判科学实践。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则坚持批判性立场，致力于通过介入科学实践而更好地建构科学。此外，他认为科学知识的产生和使用始终有政治因素、权力因素的介入。他以更宽泛的政治、权力来考察科学，认为权力不仅是考虑政治或法律意义上的权力，还包括了特定情境中的实践“微观权力”关系，其权力场所扩展到了实验室等，同时介入了政治批判。

(二)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特点

社会建构论在广义上也属于科学的文化研究，尤其是拉图尔的实验室文化研究和塞蒂娜的“认知文化”研究等。但是，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自己的特点。

1.与拉图尔的实验室文化研究比较。当今最活跃的实验室文化研究者当属拉图尔，他亲自深入到科学研究的第一现场，直接参与实验室活动，从实验室内部来揭示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条件，从制作过程来描述“科学事实”的建构。相比之下，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与拉图尔的实验室文化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相同之处，即他们从事的都是实验室文化研究，他们都反对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认为任何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他们都认为科学具有文化开放性，他们都反对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但是，二者又有本质的不同，拉图尔的实验室文化研究是介于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主要揭示了“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并不是典型的文化研究，而劳斯用一种更具哲学特色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来代替科学的社会研究，比拉图尔的研究更具有反思性和批判性。当然，拉图尔也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对不同文化的连带性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描述。在《创制中的科学》一书中，拉图尔注意到总有一部分科学家不停地在实验室外部活动，与学术界同行、政府官员、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交往密切。劳斯则更多地关注文化的连带性如何构成并左右着科学活动，以及一种连带关系如何支配或扩展至另一种连带关系。因此，与拉图尔相比，劳斯的研究更为宏观。

2.与塞蒂娜的“认知文化”研究比较。20世纪八九十年代，塞蒂娜先后对几个高能物理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进行了长期的人类学考察，之后她于1999年出版了《认知文化：科学如何制造知识》一书。她指出，实验室中的科学家、自然客体和实验三者组成了类似梅洛-庞蒂关于现象世界的“自我-他物-事情”体系；实验室科学在对“自我(科学家)—他物(自然客体)—事情(实验)”体系的重构中，一种新的混合的、具有认知性的秩序涌现出来；这种秩序(机制或者过程)有效地整合实验室资源和关系，创造和确保知识，并世俗地扩展到实验室之外，融入到当今的知识社会，成为知识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这就是认知文化。通过修正以前建构性的破坏性，塞蒂娜以“密切关系”、“必要性”等概念暗指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以“历史巧合”暗指“社会性因素”，将理性的和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解释科学认知活动。但是，塞蒂娜的“认知文化”研究与拉图尔的实验室文化研究一样，也不是典型的文化研究，她把原来被自己拒之门外的自然因素“请进”了实验室，并把它与社会因素一起作为实验室的认知文化来整合，认为事实建构是由科学家、实验对象和实验本身共同完成的。而劳斯则从更宽泛的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科学，试图寻求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内在一致性。他研究了实验室中的权力关系，认为权力关系贯穿于科学研究中的最常见的活动，科学知识产生于这些权力关系而不是与它们相对抗，从而走向了科学的政治学。

三、 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其困境

(一)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意义

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科学论研究的一种新的转向，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令人耳目一新。

1.对传统知识观的批判。自笛卡儿以来的传统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是自然界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反映，科学是以自然的一致性、知识的客观性为根基的。这种观点明显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劳斯反对这种传统的科学知识观，对科学知识进行了重新审视，反对用任何既成的观念与逻辑预设进行思考和设问，认为无论是科学外部还是科学自身的实践都是在历史地变化的。他把实践的观点引入科学论，并从实践的科学观出发，强调科学知识是一种局部的、存在的知识。“从根本上说科学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它体现在实践中，这些实践不能为了运用而被彻底抽象为理论或独立于情境的规则”[2]113。当然，我们不能说劳斯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创新性思维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2.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劳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从后现代的立场出发，认为科学哲学家应当关心科学实践和科学成果在实验室以外的拓展。他分析了20世纪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两大对立阵营——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指出在英美国家里哲学家和科学家是一致的，哲学家常常不加批判地投入到科学的怀抱，而具有欧洲大陆传统的思想家却与此大相径庭，他们往往对科学进行盲目的批判。劳斯致力于消除英美和欧洲大陆思想的隔阂，要求在科学文化的批判性研究与建构性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且把科学的认识论维度和政治学维度紧密地联系起来。

3.对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但仍没有摆脱社会建构论的模式。然而，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实践领域。它没有“强纲领”那样的研究纲领与组织，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也不是一个特定的学派，而只是一种方法、视角或者说是一种研究思潮。它虽有自己的研究主题，但并没有固定的边界，而是把整个人类的实践和文化背景都置于自己的视野之中，同时它主张用一种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眼光去理解科学实践过程。

4.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再现。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强调科学是以实践为特征的地方性知识，认为任何知识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知识。这种后殖民时代的科学观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强调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只有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正确地对待各国的本土文化，也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的和本土文化的情境中生成的，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或地方性)，不能跟在西方文化的的后面亦步亦趋，也不能“非我”化，由于丧失了个性而丢掉了自我。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应该突出既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典型的中华民族风格的新型文化，以求超越西方式的现代性，为探索未来人类更为健康、合理的存在形态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二)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困境

劳斯以具体的实践为基础，认为知识是从实验室转移到实验室之外，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走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知识、理性以及权力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但是，不可否认这一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和不可超越的困境。

1.相对主义问题。相对主义属于当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很容易导致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样，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成分。他以科学实践为基础，否定对科学知识统一的普遍说明的可能性，并通过对知识的动态分析，说明一切知识都是暂时的、相对的，科学知识在本质上不是命题的集合，而是实践过程的集合。劳斯在强调知识的地方性、相对性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忽视了知识的客观性、规律性。诚然，知识在实践过程中的运用是具体的，但毕竟科学的客观内容难以化解，否则连“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样的客观规律也会变成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

2.认识论问题。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抛弃了传统的理论优位的科学观，主张实践的科学观，但他过分地注重科学研究的场所(典型的是实验室)，过分热衷于微观分析，过分地强调仪器、模式和实验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却忽视了理论的重要作用。在劳斯看来，“实践”概念和关于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的一般活动一样，比“理论”更为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劳斯的观点一方面局限在实验科学上，另一方面则将实验的一种主要的认识论目标，也就是对理论的认知支持排除了。另外，他也和一些社会建构论者一样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将想要解释的东西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劳斯从未告诉人们，“科学”包括什么，为什么“科学实践”是科学的。

3.科学的政治哲学问题。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反对用任何既成的观念和逻辑进行思考和设问，他虽然对传统命题的设问方式等提出了疑问，甚至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但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独立或替代性的观点。虽然他和社会建构论者一样，认为不存在与情境无关的知识，但他既不赞成传统的科学知识理性观，也反对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观点。他试图寻求知识内容与其文化情境的内在统一性，寻求认识论与政治学的内在一致性。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明确的科学的政治哲学，以便为批判地评价科学实践的政治维度提供资源”[2]264。但是，他并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科学的政治哲学框架，以便人们能通过这个框架来对科学进行更为实质性的政治批判。

总之，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当前多元文化并存共处的时代，需要人们继续去探讨如何实践地、历史地和具体地理解科学这一共同话题。

[1]Joseph Rouse. What Are 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J].in Configurations,1992：57-94.

[2][美]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M].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76.

[4]Joseph Rouse.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责任编辑张家鹿]

B712.6

A

1000-2359(2011)01-0014-05

金俊岐(1959— )，男，河南长葛人，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科学社会学。

201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