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向工程转化中媒体的社会责任

王耀东，刘二中,马有才

(1.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10;2.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技术向工程转化中媒体的社会责任

王耀东1,2，刘二中2,马有才1

(1.山东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山东 青岛 266510;2.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多重价值属性，既具有正价值，又具有负价值，还具有潜在的负价值。媒体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重要建构主体。它作为社会公器，在技术向工程转化中负有社会责任。媒体关于技术向工程转化的报道应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媒体应及时向公众传播有关技术和工程的真实信息，报道要全面、有深度、严肃。既充分报道专家的观点，又足够尊重公众的意见，成为专家和公众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技术向工程转化；媒体；社会责任

技术向工程的转化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活动和过程。它具有多个主体：技术专家、工程师、企业家以及投资人等利益攸关方是直接主体；利益相关者、公众等是受影响者和使用者，是间接主体；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是中介主体。本文对媒体在技术向工程转化中的社会责任作一探讨。

一、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及其多重价值属性

(一)技术向工程的转化

技术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的活动，工程是以集成建构为核心的活动，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人工物尤其是规模人工物而言，技术是潜在的，而工程是显在的。正如李伯聪所说，发明家发明出来的技术一般来说并不是直接就可以应用在生产上的，发明出来的技术必须经过一个“工程化”的过程或者说“创新”的过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就是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的过程。他认为，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实际上就是从技术发明到生产的转化过程的经济学理论[1]。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有实现向工程的转化，才能进入生产过程，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例如，物理化学家哈伯(Fritz Haber)发明了一种合成氨的技术，但这项技术需要高达1000个大气压的压力和500℃的温度，因而不能投入生产。后来，在博施(CarlBosch)的带领下，开发出了合成氨的工艺流程，实现了向工程的转化，合成肥料才得以大规模应用于农业生产。所以，技术发明只有实现向工程转化，才能被人们广为认知和使用。

(二)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多重价值属性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或效应，它一般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同主体及其需要相适合、相一致或相接近的关系的性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多重价值属性。首先，技术向工程的转化能产生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的物化的结果，无可争议地具有正价值。自古以来，技术向工程转化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到今天，技术向工程转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早已渗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须臾离不开它。1986年，美国消费者协会主办的《消费者报》从大约10万种产品与服务中挑选出使我们的生活革命化的50件，前10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分别是：空调、飞机、抗生素、Austin/Morris微型汽车1959、自动电梯、黑白电视、彩色电视、激光唱盘、信用卡和洗涤剂。这10种产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实验室设计出来然后向日常生活推广的。

其次，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负价值。工业革命以前，技术主要是以传统工匠技艺为基础的，技术向工程转化的规模较小，人们对自然过程的干预还保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产生的负作用相对较小。近代以来，对力量、功利、效率的无限追求使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在速度、规模和广度上不断加大，人类对自然的适应和利用转变为占有和征服，技术及其工程化后的产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工程化后暴露出的问题日趋严重，例如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这些问题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技术向工程转化具有不可避免的负价值。

再次，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潜在的负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另一类负价值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且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风险问题，这类负价值是否以及何时出现都具有不确定性，并且风险的作用对象不仅仅限于技术和工程的直接主体，而是全体公众。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成了现代社会的常态现象和工业化的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景。面粉中添加的增白剂，奶粉中添加的三聚氰胺，咸鸭蛋和辣椒油中添加的苏丹红……所有类似风险对社会的正常运转以及公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工程化后会使公众面临更大的风险。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负价值及潜在负价值属性，使人们开始思考其中的责任问题。技术的力量使责任成为必需的新原则，特别是对未来的责任[2]。

二、媒体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重要责任主体

(一)媒体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建构主体之一

技术专家、工程师、企业家以及投资人等利益攸关方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直接主体，他们为技术向工程的转化确立初始条件和提供动力机制，起主导作用。利益相关者和公众是间接主体，为技术向工程转化设置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起制约作用。“新闻媒介是社会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3]。因而媒体在技术向工程转化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是中介主体。

媒体是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个体不可能单靠自己去洞察一切事物，公众对于外在信息有巨大需求。媒体是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满足社会的普遍信息需求正是它存在的根据。科学、技术和工程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媒体还是思考者和参与者，成为它所报道的现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传媒作为社会现实的建构力量，以文本的形式组织相应的内容，并以其显文本或潜文本的方式影响公众解读[4]，把不易觉察的东西变成从文化上能够加以辨识的东西。

对于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产生的负价值和潜在负价值，媒体的报道可能会扩大风险并且产生波及效应。微弱的利益诉求经过大众传媒的渲染可能会聚合公众力量，进而触发公众行动，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说：“风险社会同时也是知识、媒体、科学的社会。”媒体在社会风险呈现、理解和解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媒体在某些风险事件中处理不当，那么它很可能会成为风险事件的推进器和新风险的发动机。例如，在巴西的戈亚尼亚，一起被强烈放大的辐射事故产生了戏剧般的次级风险后果。在媒体对此事故报道的一周之内，超过10万人排起长队自愿使用盖革计数器对外部辐射进行检测。事故发生后的两周内，消费者对可能含有辐射的农产品的担忧，使得戈亚尼亚所在戈亚斯州的农产品批发价骤降50%。尽管人们从未在这些产品中发现过放射物，但在事故发生8个多月之后，其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仍然十分明显。

由于媒体在塑造社会和个人风险评估和应对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大多数风险研究项目都把各种媒体的角色纳入其研究范畴。可见，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媒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重要建构主体之一。

(二)媒体在技术向工程转化中负有社会责任

2009年10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表示，高度重视媒体和支持媒体搞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他指出，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媒体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一般认为，“责任”包括两部分：一是做好分内应做之事，一是未做好分内之事而应受到的谴责和制裁。按个体自我意识以及承担责任能力的发展过程，在逻辑上可将责任分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媒体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媒体分内应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

媒体的商业实践和公共生活实践存在本质差异。一方面，媒体拥有自己的经营目标，有固定的资源和严格的期限，要争夺受众和广告商；另一方面，它们与单纯的营利企业不同，它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二者有不同乃至矛盾之处，但服务于社会公益是媒体的基本功能。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其权力是公众给予的，它承担社会责任是它的天性使然。媒体的活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制约。它表达的自由权不仅源于个体性，而且要符合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是理性、长远的利益诉求和体现，是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和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

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媒体不能仅仅充当科学信息的传播者和解说者，而应当是人类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媒体应主要为社会公众而存在，而不应主要为技术专家、企业家或广告赞助人而存在。

邦格的“技术律令”对媒体同样适用：“你应该只设计和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工程。”[5]

具体来说，媒体在技术向工程转化中的社会责任，就是为公众提供关于技术向工程转化的迅速准确的信息以及对信息全面深入的阐释和分析，并形成一个代表民意充分表达某技术是否应该工程化的意见平台。

三、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媒体要提供真实的信息

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媒体有责任为公众提供充足的情景信息和背景知识。媒体工作者应提高科学素养，对技术及其工程化的信息的报道应该全面、有深度、严肃。

(一)媒体向公众传播的信息应该全面

如前所述，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多重价值属性，媒体既要报道技术工程化后的正价值，也要报道负价值和潜在的负价值。以转基因技术为例，它能培育多抗、优质、高产、高效新品种，大大提高品种改良效率，并可降低农药、肥料投入，在缓解资源约束、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拓展农业功能等方面潜力巨大。对此正价值，媒体要向公众广为传播。同时，对其负价值和风险问题也要给予高度关注和充分报道。如转基因作物存在怎样的生态风险乃至社会风险，转基因技术是否真如某些转基因研究者所想象和描述的那样完美，人们的担忧是什么等等。

许多个人和群体在作决定的时候没有关于所选行动潜在后果的合适信息。这一点对科技风险相关决定或行动显得尤为正确[6]59。媒体是公共信息的渠道，是克服非理性风险规避的手段。因此，媒体向公众传播真实、多样化的信息，让公众解读。公众会依据自己的资源储备来解读特定的媒体文本，形成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合理认知和态度，以便使自己能够更好地参与事关自身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抉择。

(二)媒体的报道要有深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媒体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侧重客观性、理性和准确性的古典路径遭遇了巨大的挑战。这一路径的根本假设是媒体应提供客观信息，帮助公众作出适当的判断。而这一假设遇的问题是，这样的客观知识常常根本不存在。因此，媒体不但要以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的方式传播技术和工程的相关知识，而且要通过对技术及其工程的深度报道，促进思考与讨论，引起公众相应的判断，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例如，对转基因技术和工程的报道不应仅局限于相关信息的事实陈述上，还要深度报道转基因食品是否存在安全性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哪里、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的某些积极推动者热衷于技术向工程转化的推广是否与自己利益攸关等。媒体应提升反思性的报道自觉，在批判和分析中有更深的洞察。在不失客观平衡的报道中，用具有穿透力的文字驱散表象的迷雾，将与公众利益攸关的事实凸现出来。

(三)媒体的报道应该严肃

媒体通过社会放大效应，可将技术或产品污名化。污名(stigma)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指刻在人身上，表示恶名和耻辱。现在通常指不信任或贬低的人、地域、技术或产品的异常、有瑕疵、有缺陷或不受欢迎的属性。媒体应以严肃、公正、客观的态度对待技术工程化后的负作用和风险，不能将其“娱乐化”，不能以低俗来换取“眼球”和利润，更不能以造假来博取所谓的轰动效应。

有些媒体在利益的驱动下，传播内容呈现浅薄化、刺激化、煽情化的倾向，致使公众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陷入恐慌之中。某些宣传炒作行为通过对技术横加诋毁以引起公众的注目。实际上只产生微不足道危害的某些现象和技术，通过新闻媒体耸人听闻式的报道，会造成大众过度的恐惧和歇斯底里。例如，美国果农使用了一种名为“爱乐”的生长调节剂，1989年春天，由于媒体报道“爱乐”致癌，结果上百万的美国消费者拒绝购买苹果和苹果制品，果农眼睁睁地看着苹果批发价格下降了1/3。美国癌症学会评论这种现象时说：“公众关注环境中的致癌风险，通常是聚焦于未经证实的风险或处境，而其实它们中受到曝光的已知致癌物的含量水平如此之低，以致风险微乎其微。”[7]

四、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媒体应成为各种意见的交流平台

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要避免陷入媒体中心主义的陷阱。这种陷阱是媒体权力膨胀以及对自我角色意识的把握存在偏差所致。媒体不应成为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审判官和决策者，而应成为一个信息流通与观念交锋的平台，在这里，专家的意见、公众的各种看法都应得到呈现和交流。

(一)媒体要充分报道专家的观点

专家的意见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公众对技术向工程转化的机制和过程等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不了解。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发起者，他们确定了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初始条件[8]70。对此要有充分的报道。这一点没有太大的问题，信任专家是20世纪的惯常做法，通常情况下专家往往占据着话语的制高点。人们对专家的权力和能力往往有一种未加反思的设定，人们相信专家意见的有效性是理所当然的。专家话语的权威是得到了极大增强的[9]。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一定要做到观点的多元表达，对同一领域和不同领域专家的不同意见也要予以报道。如转基因技术，有的生物学家提倡大力发展，有的则对其工程化的后果表示担忧，有的甚至表示反对。伦理学家则大多从另外的角度给予关注。媒体的报道应为异议者开启一定的话语空间。在思想观点的领域里，重大创新总是容易引起抵触的。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在首次被提出时可能是粗糙的、站不住脚的，甚至是危险的。除了需要有基于其最终价值而存活下来的机会之外，它们还需要有通过自由的批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10]19。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曾强调说：“假如全人类都意见相同，而只有一个人持有反对意见，即使在这种场合，人类也没有迫使这个人沉默的权利。……迫使意见沉默带来的弊害在于，这种做法剥夺了人类的权利，不仅是现代人的权利，而且包括他们子孙的权利。如果这种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反对的人们就会失去抛弃谬误、服从真理的机会；如果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他们则体验不到由真理和谬误的冲撞所带来的对真理的鲜明直觉和印象。”[11]

因此，必须善待与技术源发专家相左的观点和态度，如果这些观点值得公众注意，就必须将其呈现出来。

(二)媒体应充分尊重公众的意见

媒体不能压制公众的意见，使社会性的话语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公众的看法需要认真对待。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即便没有实际增加但至少看起来是在不断增加的世界里，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学会以自我保护的方式与世界共存。对可能的后果追寻更多的信息，是我们自我保护并与世界共存的重要一步[12]。专家们以一种狭隘的技术的维度定义风险，公众却持更加丰富和复杂的观点，这些观点综合了包含价值因素的考虑，如公正、灾难的可能性以及可控性[6]166。

其实，人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都是专家，虽然就技术和工程本身而言，专家们懂得最多，但在很多情况下尚未探索的未知变量总是多于已有的控制技术。对于工程的真正影响或潜在影响，则是实际受到影响的团体了解最多[8]69。媒体要突破传统话语权力的分配，给公众提供表达观点和看法的空间。

(三)媒体应成为专家和社会公众互动的重要渠道

复杂的现实为几乎每一个视角提供了经验证据。结果，社会中的参与者经常选择最能服务于他们利益的视角而忽视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视角[6]81。专家知识和公众知识是有条件的，各自反映了根本的社会关系和各种行动者的暗含的假设。就某一具体技术而言，它是否可以工程化，不同群体的看法可能会大相径庭。沟通是解决技术向工程转化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沟通过程中，如果媒体只反映部分专家和权威的意见，没有全面深入地呈现各种专门知识和利益诉求，就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应该为伦理学家和技术专家之间的对话创造条件[13]。还应该使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摆脱过去的单向的讲话模式，提供一个平等交流、讨论的平台。正如美国科学促进会前主席彼特·阿格瑞所言，过去十年中，当科学的进展和理论与某种文化价值观或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我们看到了社会和科学之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紧张关系。解决这类紧张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在这些事情上与公众沟通，寻找双方可以达到的共同点。这一方法需要科学家仔细聆听公众的担心并对之作出反应，给公众讲解相关的科学进展[14]，也需要媒体切实履行其社会责任，成为技术专家、伦理学家和公众之间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1]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394.

[2][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等，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01.

[3][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6.

[4]谢进川.传媒治理论:社会风险治理视角下的传媒功能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3.

[5][加]M.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J].吴晓江，译.哲学译丛,1993(3).

[6][英]谢尔顿·克里姆斯基，等.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徐元玲，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7][美]欧阳莹之.工程学:无尽的前沿[M].李啸虎，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344.

[8]王耀东.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协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11).

[9][美]丹尼尔·李·克莱曼.科学技术在社会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6.

[10][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M].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

[11]Mill John Stuart.On Liberty[M].New York:F.S. Crofts and Co.,1947:16.

[12][美]约瑟夫·皮特.技术思考——技术哲学的基础[M].马会端，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158.

[13]Paul Sollie etc. Evaluating New Technologies:Methodological Problems for the Ethical Assessment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s[C].Springer,2009:16.

[14][美]彼特·阿格瑞等.在科学和社会间架设一座桥梁[N].王丹红，编，译.科学时报,2010-02-25.

[责任编辑张家鹿]

OnSocialResponsibilityofMediainTurningTechnologyintoEngineering

WANG Yao-dong，et a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510,China)

There are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value in turning technology into engineering, which are positive value, negative value, and potentially negative value. Media are public instruments, which work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and should therefore take up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e reports of media on technology turning into engineering should be for public interests, not for minority interests. The media should provide true information on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in time for the public. The reports should be all-round, penetrating, and serious. The media should be communicative platforms, which fully report viewpoints of experts and enough respect the opinions of the public.

turning technology into engineering; media; social responsibility

C02；G206.3

A

1000-2359(2011)03-0031-05

王耀东(1968-)，山东安丘人，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工程哲学与科技政策研究；刘二中(1949-)，河北顺平人，数理硕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90133)

201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