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方法论的反思

池 桢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认识“中国”：方法论的反思

池 桢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西方把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看作“文化的他者”，充满了怀疑和敌意。西方的这种对东方的认识和殖民主义有密切关联。萨伊德揭示了所谓“东方主义”就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知识-权力复合体，其作用是为西方制造“东方”。同时，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东方国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被殖民化的认同”，这就造成了东方国家无法正确地认识自我。中国近代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文化的他者；东方主义；萨伊德；反传统主义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中国”是什么？该怎样认识“中国”？这是一个从中西交往一开始就困扰着所有人的问题。无论是曾经有过的对中国的顶礼膜拜，还是近代以来——直至今日仍未消除——的对中国的贬抑和妖魔化，在最根本的认识论层面，它们都是相同的；换言之，在赞许或者唾骂声中，中国都是一个“文化的他者”，由内到外都与西方迥然有别。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他者”观念，让西方在大多数时间里对中国充满了怀疑和敌意。马可波罗时代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和启蒙时代早期知识界对中华文明的热烈追捧，都是非主流认识，转瞬即逝。

从根本上说，西方对中国的贬抑和妖魔化来自它看待外部世界的方法论。西方在看待东方——以及其他非西方——世界的时候，把认识对象视为一种危险，心中充满了恐惧，始终担心这些“他者”会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带来毁灭。有学者指出，这种把东方世界视为一种危险的做法，在遥远的古典时代就已经存在了[1]57。当历史走入近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西方成为富裕、强盛和文明的代表后，这种敌意和恐惧感并未消失，而是牢牢地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塑造着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认识。

近代东西方交往的主要内容是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以及东方的回应。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殖民扩张是西方在恐惧感的强烈作用下，对非西方世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行动。由于东西方在军事、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力量上强烈的不对称性，西方不仅在物质层面征服了东方，使其成为殖民地，更在精神上摧垮了东方，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在西方因为敌意和恐惧的缘故不能回答东方是什么的问题的同时，东方自身也无法为“我是谁”给出答案。殖民主义的扭曲和“被殖民化认同”带来的模糊，让东方在认知版图上成为一片空白。

本文对以上这些问题做出了初步思考。首先，它介绍了英语文学制造出来的代表着邪恶的“付满洲博士”和爱德华·萨伊德记录的一起纷争，借此说明客观看待非西方世界以及东西方真诚对话的困难。接着，通过对萨伊德的划时代著作——《东方主义》——的分析，是文指出：在有良知的西方学者那里，针对认知非西方世界的方法论的反思已经开始。最后，文章强调在西方学术反思自身的同时，中国亦应走出近代以来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尽可能克服“被殖民化的认同”，努力清晰地讲出“我是谁”。

一、邪恶的“付满洲”与沉默的《非洲人》

在面对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国家或者文化的时候，如果刻意地强调对方的“他者”身份，凸显其与“我方”的不同并将之绝对化，就很容易陷入盲目的以自我为中心。西方中心论就是这样产生的，其特点在于极端的、泛化的二元对立，即：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分处谱系的两极，西方是真、善、美，非西方就是假、恶、丑。英语大众文学中的“付满洲博士”(Dr.FuManchu)就诞生于这样的认知模式中。

“付满洲博士”或许是西方意识中邪恶东方人的一个代表。他是一个“魔鬼一般的”梦想着统治欧洲和美洲的中国人，“他的存在是对整个白人种族的威胁”[2]78。这个形象的制造者是萨克斯·罗默(笔名亚瑟·瓦德)。从1911年开始，他连续撰写了13本以“付满洲博士”为主题的小说。这一系列作品成为黄祸论在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代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者承认自己除了对伦敦的唐城略知皮毛外，对中国人一无所知[2]78。或许罗默创作这些小说只是为了商业目的，然而它们却相当自然、真实地流露出西方对东方(人)的认知模式：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想象比真实更重要、更可信。虽然罗默的作品早已失去吸引力，但是想象世界中的“付满洲博士”的当代变形仍在不断产生着，催生这个魔鬼的思维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些被想象出来的、被扭曲的东方人形象在西方社会中发挥着两个重要的功能。首先，危险、堕落、邪恶的东方人的存在赋予殖民扩张以合法性。因为如果不去遏制和改造这些罪恶的生灵，他们最终会让世界毁于一旦。其次，这些低劣的东方人的存在更加强化了西方的优越感。这种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优越感赋予西方一种狂热，去征服、改造、救赎那块腐朽的大陆(东方)上难以数计的堕落的灵魂(东方人)。

在“付满洲”式认识论仍然存在，邪恶博士的变体仍旧不断产生的情况下，客观看待东方，努力发现真实的东方，显得尤其困难。一方面，有关东方的负面形象已经随着缺乏批判和反思精神的教育及文化，深深植入西方大众的脑海之中，成为一种确定性的思维；另一方面，经过殖民统治和文化渗透，这种有关东方的扭曲认识对东方看待自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令很多人的身份和认同感发生了错乱。

要想发现真实的东方，就必须有东西方之间的合作与互动。西方的工作是深刻反思近代以来关于东方的认知模式的缺陷，在对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解读时，尽可能地摒弃形形色色的预设的概念和结论。换言之，西方应该主动地清除霸权性的学术话语，从而让对东方社会的研究真正走向客观和公正。对东方而言，学术界应该走出“殖民化认同”的迷境，尽可能地复原自身文化的真面貌，对本土传统进行冷静的评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学术话语，并参与到全球文明对话中。能否实现这种积极的互动和真诚的对话，首先取决于西方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宽容。但到目前为止，这种非凡的宽容和开放精神还只能是我们善良的期许。爱德华·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及的一件事值得所有人深思[3]。

1986年，美国播出了电视纪录片《非洲人》。它的遭遇更让人觉得东西方真诚对话的前景是一片黯淡。该片由密歇根大学阿里·马兹鲁伊教授撰写脚本和旁白。他是一位非洲裔穆斯林。根据马兹鲁伊的设计，这部片子有两个期许。首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非洲人在西方观众面前表达非洲的历史；而之前，对非洲的表达只能由西方进行。再者，在这部片子中，非洲的历史将由三个不可分离的元素构成：非洲土著的经验、伊斯兰的经验和帝国主义的经验。马兹鲁伊的目的很清楚：利用他对西方学术的了解和作为一个非洲人的经验和情感，来告诉西方观众一个真实的非洲。

然而，节目一开播，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立刻取消了对它的资助。著名的电视记者约翰·考利在《纽约时报》连续撰文对这部片子进行谴责：马兹鲁伊没有提到以色列、夸大西方的罪恶，等等。正如萨伊德指出的，这些看似歇斯底里的指责反映了一种傲慢的心态：一个非洲人竟然敢在西方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面对西方人控诉西方过去的所作所为。这也是一种更加排他性的思维的表现：非洲人不能表达自己的历史，更罔论与欧洲和美国相关的殖民历史。即便这个人是一个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权威的历史学家，他仍旧只是一个非洲人。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东方(人)，以及所有非西方(人)，都没有表达自己的能力。《非洲人》的遭遇说明：直到现在，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依然是绝对的。

不过，我们仍旧能看到希望的亮光。在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学者那里，出于对霸权性学术话语的愤怒，秉承批判与宽容精神，他们会勇敢地挑战有关东方的陈词滥调，在最深层的思想文化领域，解构西方的东方话语，为有关东方的客观准确的知识奠定认识论的基础。在这项艰苦甚至带有风险的事业中，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伊德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人物。

二、东方主义：知识与权力

萨伊德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是Orientalism。一些学者把Orientalism翻译成“东方学”。这部著作处理的的确是西方如何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东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门门高度专业化的学科的。由此来看，Orientalism可被称为“东方学”。然而，萨伊德更加关注的是在这些具体的认识论、方法论、学科背后整体性的思想与殖民权力的关联，Orientalism真正的含义是：它是西方(欧洲以及美国)的一种为大多数人共享的公共话语，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认知的最根本的方法，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优越感、控制权和权威性在学术领域的体现，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本文用更具思辨色彩的“东方主义”来指称萨伊德的著作和思想。

萨伊德指出：东方主义与特定的政治——也就是近代以来的欧美殖民主义——有密切的关联，前者是后者的一个“产品”[1]102-103。殖民主义需要一个地理-道德-文化的他者，这个他者是西方的对立面。地理的他者给殖民者提供具体作为的场域，道德的他者合法化各种殖民行为——殖民是为了拯救那些遥远的、道德败坏的民族，文化的他者激发起殖民的狂热——这世界上还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地方等待着西方人去探索和发现……东方主义就是炮制这个地理-道德-文化的他者的科学。萨伊德总结了东方主义对东方的制造： 第一，东方和西方的差异被绝对化、系统化和等级化，二者全面对立——西方是理性的、发达的、人性的、高级的，东方则是变态的、落后的、无人性的、低级的。第二，东方被抽象化和简约化。第三，东方是一成不变的、内部没有变化和区别的，它根本无法定义自己，这样一来，由西方提供高度概括性、系统化的定义就不可避免，而且这种定义是科学的、客观的；最后，西方既要害怕东方又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东方[1]300-301。

话语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萨伊德的论述。他所说的“东方主义”其实是一种话语。在其中，知识与权力发生着密切的互动。“东方主义”是一门有关东方的知识，它的形成和权威性的获得来自殖民权力的需要和卫护；作为一种知识，它在证明殖民权力的合法性的同时，柔化了殖民权力的刚性，使得殖民统治更加精巧和更具隐蔽性。可以这么说，东方主义话语就是知识-权力的复合体，并且像病毒一样有着强大的自我复制和变形能力。正是这一压制性的话语的存在，让我们发现真正的东方及其人民变得困难重重。深具批判力的福柯甚至悲观地认为，在当代，权力作为知识，知识作为权力，权力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人都是被决定的，也就没有反抗和改变的能力与必要[4]。

但是，话语理论中隐藏着一颗“革命”的种子。话语不是唯一的，所以也就没有唯一的真理；真理的王国必定是复数的。这可能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最具颠覆性的主张。虽然截至目前，主流的话语/知识体系——如东方主义——依然占据支配性地位，并宣称掌握着真理，是人们打开真理王国大门的钥匙，但世界毕竟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此时，正如龚特·沃尔法赫特所说，这世界已经不再只有一个至高原则，一个全球道德，一个警察，一个上帝[5]21，一切都成为复数的。在人文研究领域，如果一个话语/知识体系宣称只有自己能够或者已经发现了真理，它所得到的只可能是普遍的、深刻的怀疑。

虽然从殖民时代开始就垄断了西方有关东方全部知识的“东方主义”仍旧塑造着今天的西方大众对东方的认知，但它的宝座至少在学术界已经开始摇晃。像萨伊德这样的批评家已经可以深入到东方主义的内部，准确地揭示它的话语构建、权力本质和政治关联，同时向世人展现这个霸权性的学术话语的不合理的面向。这就把东方主义从后台赶到了前台，它不得不面对新时代更具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能力的人们的拷问。也许对东方主义及其制造出来的被扭曲的东方和它的人民的形象的反思和批判还停留在小范围的学术圈子内，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这种反思和批判会进入公共话语，成为共识。

萨伊德的研究在西方对东方的认知铁板上打开了一道细缝。我们还无法预测这道细缝会不会继续延展，最终导致旧话语/知识体系的断裂。但至少它给了我们希望。与此同时，东方也必须开始自己的工作。我们都说，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然而实际的情形却远非如此。今天，许多东方国家并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经过数百年的西方基于殖民权力的东方主义灌输，东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说清楚自己是谁。有学者说：“在知识上，我们被训练得去认同前/帝国核心的知识传统。”[4]如果殖民帝国关于东方的知识传统如萨伊德论证的那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认同这个知识体系的东方知识分子对自身传统、历史和文化的解读就会发生扭曲，他们所得出的关于自我的结论也同样是一种幻象。这种东方内部的东方化是最可悲的事情，其表现就是近乎狂热的偶像破坏运动，即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视为一个必须被清除的偶像而予以全盘否定。中国近代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

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群体：激进的西方化的或者认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共识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全部来自中国的传统，中国在“现代”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能否彻底地与传统断裂。这里的“传统”是全方位的，不单指一个方面，而是包括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对传统的拒绝不是抛弃传统中的某一项，而是与所有传统的彻底决裂。在这些激进者看来，一个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一切都不可能从传统中诞生；相反，传统与现代是绝对对立的，在每一方面都是现代性的障碍。中国的传统是一具依旧趴在中国肌体上的死尸，不丢掉它，这个国家就绝无进步、发展的可能。这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和“东方主义”的方法、预设和结论相合，是中国知识界在中国内部进行的一场可悲的自我东方化实践。

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使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schematization。它可以被翻译为“图式化”，即把东方描述为固定的形象。实际上，它指的并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一种煞费苦心的、秘密的、精巧的对东方的设计。“scheme”一词本身就包含了聪明诡秘的设计的意思，很有欺骗的味道。“东方”被设计出来需要一个前提：东方是西方的对立面，并且在所有方面都是负面的；二元对立是“设计”东方不可或缺的。

中国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的思想符合这一模式。他们假定了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本质完全不同并且对立的文明：以海洋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土地)农耕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前者是进步和真正文明的象征，后者则代表着停滞、落后和野蛮。中国就是后一种文明的代表。东方主义设计出来的东方不是鲜活的，而是已经死亡的存在；东方的死亡是因为其特性注定了它不可能在现代生存。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强调中国文明的衰落，而衰落的原因正是其传统。

东方主义有着强烈的政治指向，其目的就是为殖民主义服务，为西方的殖民提供一套强有力的学术话语。东方主义认为，现代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在东方内部产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已经成为一种变态，扼杀了本民族的生命力。东方主义认为，能够拯救东方的只有西方，纵然这种拯救是殖民。而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全方位的西化，也就是从政治、经济还有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按照西方的模式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最终让它走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这样的认识算不上对传统文化真诚和理性的反思，其明显的政治倾向大大降低了它的学术品位和价值。其方法论和基本认识与东方主义的暗合，决定了它不具有真正的文化批评意义。我们应该承认，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很多时候都是躁动不安的，狂热蒙蔽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西方往往被看作一个完美的神灵。但是，不管用什么语言去辩护，这种不加批判地对西方话语/知识体系的认同、模仿和心仪，都是一种反理性的迷信。内向的东方化更让人感到遗憾。在新千年，作为更理性的观察者，或许我们可以问一问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能否冷静地评析自己的传统？一个迷失的自我，可否在剧烈变动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

《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从新世纪开始的“全球化3.0”阶段[6]。这时候，世界已经从“小”变得“微小”，最终世界会变得“扁平”；立体的世界或许将不复存在。在这个阶段，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自己更适合这个世界，或者说，如何定义自己，我想，我们只有搞清楚我们自己是谁，才会在世界上找到应有的位置，并进一步去适应这个永恒变化的星球。

全球化不会带来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更冷静的观察者认为：与全球化同步的，是区域-文化的认同[5]Ⅹ——或者说，“地方性”的增强。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人们更迫切地需要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必须由自己回答。东方主义的幽灵会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个角落停留，激进反传统主义带来的自我东方化也会在许多国家出现和反复。但是，全球化会对认识自我带来帮助：全球化缩小了物质性的距离，东方和西方在同时“去神话”；西方的学术话语/知识体系会在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场景中被观察、评判和使用。

由“我们”自己讲出“我们是谁”在全球文明对话中不可或缺。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既要批评西方东方主义式的对东方的曲解，又要避免自我的东方化。就彻底消除东方主义而言，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期待着真诚且有能力的西方学者深入到东方主义话语的内部，摧毁它的结构和权力。东方学者则要理智地回望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把严肃的知识和真挚的情感注入到发现真实自我的研究中，画出自我的肖像。如果有那么一天，东西方都摘掉了面具，发自内心地伸出双臂，倾情相拥，这将是世界的节日。

[1]Edward Said.Orient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2004.

[2]Sheridan Prasso.The Asian Mystique:Dragon Ladies,Geisha Girls, and Our Fantasies of the Exotic Orient[M].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5.

[3]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M].London:Chatto & Windus,1993：42-45.

[4]陈光兴.黑皮肤，白面具：法农在后/殖民论述中的位置[EB/OL].(2007-04-19)[2010-03-18]http://publish.pots.com.tw/Chinese/CoverStory/2005/05/05/358_6cover/index.html.

[5]Karl-Heinz Pohl.Chinese Thought in A Global Context: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M].Leiden:Brill,1999.

[6]Thomas L. Friedman.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9-11.

[责任编辑孙景峰]

Rethink:TheMethodologyofUnderstandingChina

CHI Zhe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anghai 200235,China)

The West takes the non-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s “cultural other”. Therefore, it has a hostile and suspic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non-Western culture. Such type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Eas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olonialism. Edward Said reveals that the Orientalism is a knowledge-power complex, which serves the colonialism and plays the role of manufacturing the “Orient.” Similar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lonialism, there is the serious “colonized identification’ in the East and thus many cultures cannot know themselves. In China, the radical modern anti-traditionalism is a practice of this lost understanding.

cultural other;orientalism;edward Said;anti-traditionalism

G125

A

1000-2359(2011)03-0052-04

池桢(1975-)，河南郑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201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