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及其历史影响

马 超

(许昌学院 法政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试论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及其历史影响

马 超

(许昌学院 法政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化，西方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的兴起以及辛亥革命的失败分别构成了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形成的社会条件、理论基础和现实契机。所谓严复的思想悖论只不过是现代政治文明演进与中国现实国情之间的历史张力的体现，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就是在严复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渊源论、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论、社会主义民主步骤论以及社会主义民主途径论构成了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的丰富内涵；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无论是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以及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等，都有着积极的历史影响。

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历史影响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试图将西方的社会主义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积极探寻中国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民族解放之路，并事实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无论是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以及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等，都有着积极的历史影响。

一

任何思想体系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形成也不例外。总的来说，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化构成了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形成的社会条件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事实上被动地融入到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之中。然而，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地走上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之路，而只是要把中国变为其永久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此，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向主动的革命性转变和整体性发展，就内在地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题。而由地主阶级改良派兴起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兴起的太平天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兴起的戊戍维新等都相继失败了，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在严复看来，中国要真正独立自主地走上社会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首先进行思想启蒙，而思想启蒙实质上就是如何推进现代化思想的启蒙。严复的早期现代化思想意识至少有三点意义：揭示科学与民主的要义，提倡人的现代化，呼吁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伦理[1]。但严复既不愿意全盘西化，主张在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反对它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不愿意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主张在损益传统文化某些元素的基础上更好地坚持传统，强调“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励业、益知、轻己、重群”[2]。历史表明，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正是在有效地借鉴中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由于后文还将论及，在此不赘述。

(二)西方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的兴起构成了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形成还有它的理论基础或世界观基础，那就是西方的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的兴起。1897年12月，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上刊出，严复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史观。严复借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此外，严复还创造性地翻译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原富》、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著作《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而这些理论学说无疑为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辛亥革命的失败构成了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形成的现实契机

辛亥革命是一场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尽管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终究是失败了，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促使严复不得不承认，单纯的西方民主观是挽救不了中国社会的，一味地抛弃传统文化转向西学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省思。严复担忧中国抛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即“国种特性”，就“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3]。历史表明，正是这种向传统文化的理性回归和深层次思考，使严复事实上“创造出既渊源于西方自由主义， 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恕道的新的自由主义体系”[4]。这里的“新的自由主义体系”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就是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构成了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形成的现实契机。

二

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严复前后思想转型过程中的巨大价值张力，也就是学术界所谓的“严复悖论”[5]。严复的思想悖论指的就是严复早年和晚年思想上的巨大反差，即“他早年的思想主张‘全盘西化’，要求在中国建立‘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西式民主政体。然而，他晚年的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认为民主治制不适合中国，而且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努力”[6]。为此，要深入地揭示出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的科学内涵，还有必要重点地解剖一下严复的思想悖论。

学术界一般认为，严复的思想悖论只是一个具体的个案，只是严复个人思想的转变问题，指的就是严复由一个开放的、倡导西学的革新派人士向一个封闭的、固守传统的保守派人士的转变过程。学术界一般认为严复的这种转变是严复逐步被社会所遗弃、被公众所不接受的历史转变过程。即“面对国情世局的急剧变动，民众意识的不断觉醒，严复的政治思想并没有及时跟进，造成不被社会认可和当局所采纳”[7]。严复思想的这种急剧转变过程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判若两人、前后迥然有别的政治观点，这发生在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身上，似乎是不能理解的，确实可以称之为“思想悖论”。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悖论”到底是怎样造成的，是由我们的理解造成的，还是严复思想所反映的历史时代本身的特点所导致的。这事实上涉及如何从思想的内在统一性角度来解读严复的“思想悖论”的问题。而这事实上存在着三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认为，严复本身就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其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思想转变的问题。至于他早年倡导西学，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那也是他开出的保守主义的救国方案。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所采用的是渐进改良的保守变革方法，其理论基础就是赫胥黎《天演论》的生物进化论，强调量变的重要性而不承认所谓的质变，严复指出：“其演进化，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越之时，故公例曰：万物有渐而无顿。”[8]其二，严复在倡导西学的同时也强调不要放弃传统文化，他指出：“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故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如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故如是乎?”[9]34可以看出，严复是运用传统儒家的思想资源而并非西学中的民主资源来批判中国的专制制度的，这“虽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中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糟粕的不满和批判，但是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10]。也就是说，严复还有较为强烈的尊重传统文化价值的保守主义思想倾向。

第二种思路认为，严复本来就是一个激进的改良派，他一以贯之地倡导开明君主专制思想。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严复发起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认为在政治制度上，我国必须实现由“无道之专制”向“有道之专制”的转变[11]。所谓“无道之专制”指的是那些将君主圣化、使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的专制政权，严复认为秦始皇以后的君主都是“窃国大盗”，他们所实施的都是“无道之专制”，因为在这些君王之中，“其什八九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9]36。所谓“有道之专制”指的是君主依照宪法而实施的宪政统治，也就是以宪法来约束君主的行为，实施君主立宪制，从而走上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严复指出：“幸而戴仁君,则有道之立宪也……不幸而遇中主,皆可为无道之专制。”[12949-950]在严复看来，在我国民智未开、国民素质较为低下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的推进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推进到民主共和制，而只能是渐进改良地走向“有道之专制”即开明君主专制。

第三种思路认为，严复的思想悖论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大势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独特发展道路之间的价值张力所决定的，即“严复思想的悖论反映了近代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两难处境:从学理层面看，世界各个民族都要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是全球性的农业文明演进至工业文明的必然要求，因此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但从现实国情看，中国并不具备实现这种历史规律的社会基础，这就形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演进要求与现实国情难以满足要求之间的历史性悖论”[6]。也就是说，严复在其早年倡导西学，那是因为他是从学理的意义上或者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讲的，适应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因为世界走向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中国并没有具备实施民主政治的现实条件，因此，从“实然”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还只能走开明君主专制的政治发展道路，然后才有可能真正地走出现代化的民主政治道路。

我们认为，第三种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严复的思想悖论只不过是现代政治文明演进与中国现实国情之间的历史张力的体现。在我们看来，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变不是一味地回归传统，而是对我国的文化传统作深层次的文化省思，如果说在早年的寻求西学过程中，严复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那么，他晚年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观，这种民主观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价值观，也不同于后来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民主价值观。

三

如果说严复的思想悖论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政治现代化逻辑，而不是严复思想本身的逻辑问题，那么，作为严复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则实质上就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总的来说，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内涵。

(一)社会主义民主渊源论。

在严复看来，社会主义民主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那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理念、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严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其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观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理论支柱。当然，资本主义的民主价值观实质上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思想内核的价值观，为此，还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来弥补个人主义的偏激，即“用社会主义以救个人主义之偏，而后有以泯无艺之不平，息过甚之竞争”[13]。也就是说，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同社会主义学说的有机结合。此外，严复认为，中国古代的墨子就有着平等的民主理念，在严复看来，“至于墨道，则社会主义”[12]1126。也就是指出墨家学说就是社会主义学说，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北宋力主变法的王安石，其思想体系中也有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即“荆公胸中社会主义甚富”[12]1157。由此可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的重要来源。

(二)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论。

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其本质上体现在两个方面：平等与自由。在严复看来，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实现必须“以自由为体”[9]11。严复认为，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价值中的基本价值，一方面，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彼西人曰，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9]3。另一方面，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都是从自由理念中衍生出来的，严复指出：“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9]118也就是说，自由——平等——自主之权——民主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在这个逻辑链条之中，自由是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而平等、民主则是由自由衍生出来的价值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之本。与此同时，严复指出，平等是确保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基础，而现代社会的平等则主要体现在民权上。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的平等就是“自主之权”即民权。所谓民权实质上就是民众之自主权，“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12]972由此可知，自由、平等是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的本质之所在，故严复强调：“不知民之自由者为可悲，不知民权者为至愚。”[12]918在这里，“民权”就是平等的集中体现。

(三)社会主义民主步骤论

严复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而所谓草昧，所谓文明，以此判。由草昧以至文明，其中阶级，皆国家所必经之程。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之所旧经者也”[14]1265。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必须经历一个开明专制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实现“无道之专制”向“有道之专制”的转变，即实现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第二步则是实现“有道之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制”的革命性转变。

(四)社会主义民主途径论

严复尽管没有否定议会制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中的重要作用，但在严复看来，议会制所坚持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不甚科学的，容易导致“合成谬误”。严复指出，“慎勿谓多数所从，斯为合理优胜；亦勿谓民之多数，无异全体之公。苟为此说，立成谬论。”[14]1301另外，严复认为，议会制的代表制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代表者与本人还是有区别的，“法定于代表人，是代表者，毕竟非我”[14]1303。因此，严复认为在时机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下，议会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实现途径。在严复看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就是地方自治。“设地方自治之规，使与中央所命之官，和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安朝廷而莫磐石，则固不容一日缓者也。失今不图，行且无及!”[15]因为，“合天下之私以为公’或“屈私以为公”，既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途径，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即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价值或群体价值。

四

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总的来说，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无论是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以及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等，都有着积极的历史影响。

(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影响

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奠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哲学观基础，严复的社会进化论实质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世界观基础。二是确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核心，即“严复致力于西方自由观念的引进，在追求群体自由的同时，确立了个体自由在启蒙中的地位，而个性自由观念构成了五四启蒙的理论核心”[16]。三是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研究表明，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在五四时期就预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5]。也就是说，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主题，促进了“民主、科学”主题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积极转变。

(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影响

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步骤论，对我国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的著作对毛泽东同志有着较强的影响，“其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一是强调对民族素质的提高与改造，以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此外，进化论还为毛泽东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17]。受严复思想的感染，毛泽东在积极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道路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领导阶级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第二步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由此可见，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步骤论与后来毛泽东所实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发展的步骤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足见严复社会主义民主观的重大历史影响。

(三)对改革开放战略的积极影响

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强调既要吸收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也要吸收西方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同时还要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等、自由理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坚持开放性的建设思路。这对后来的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也无疑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它要求我们的改革必须是开放的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由此也以看出，严复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对改革开放也有着现实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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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家鹿]

OnYANFu’sConceptionofSocialistDemocracyandItsHistoricalInfluence

MA Chao

(Xuchang University,Xuchang 461000,China)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aw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western Theory of Evolution, Economics, Sociology as well as the rise of Law and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respectively, which constitute the social condition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real opportunity of YAN Fu’s socialist democracy. The so-called YAN Fu’s conception paradox reflects the tension between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s evolution and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ctually YAN Fu’s ideology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his thought transformation. And his theory of origins, essence, steps and ways for socialist democracy displays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YAN Fu’s concep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YAN Fu’s socialist democratic theory has a positive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the outbreak of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decision on the revolution road for China new democrac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strategy.

YAN Fu;concep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historical influence

D693.0

A

1000-2359(2011)03-0065-05

马超(1958-)，男，河南镇平人，许昌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2011-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