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嵌入性理论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战略

王 瑞 华

(集美大学 政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从嵌入性理论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战略

王 瑞 华

(集美大学 政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嵌入性理论对中国实施社会工作专业化战略具有诸多启示意义。从嵌入性理论看，中国缺乏社会工作专业化战略主要表现为社会工作结构的失衡性、社会文化观念的脱域性、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性、专业教育发展的漂浮性以及专业服务制度的滞后性。在新形势下，实现专业化服务的良好嵌入必须做到：科学设置专业岗位，全面落实岗位扩张战略；搞好专业人才培养，理性选取专业改造战略；建构新型专业文化，及时采取文化认同战略；强化专业资格认证，科学选择持证上岗战略；优化专业制度规则，有效实施体制创新战略。

嵌入性理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战略

嵌入性理论与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战略是一项新兴的前沿议题，在以学习、借鉴和创新为特征的新语境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建设更多地呈现出“嵌入性”的发展特征。从功能上看，嵌入性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描述和预测社会服务专业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很好地透视新时期中国社会问题专业解决机制的建构状况与发展途径。从基本内涵看，社会工作专业化是按照专业标准促使社会服务行为实现规范化发展，这一演化进程在后发展型的社会中必将更多地呈现出主动诱导性的强势建构特质。从基本现状看，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尚属“舶来品”，要使国际性的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扎根并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就必须实现良好的嵌入、对接和融合，使专业服务的七彩光线能够更好地闪耀在神州大地上。正如利杰雷(J. Ridgley)指出的那样，“专业的社会工作必须满足当地的实际需要，实现良好的引进和契合”[1]。沃尔顿和那塞(R. Walton & Abe EL Nasser)曾将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归纳为三个阶段，即引进阶段、本土化阶段和扎根阶段，认为扎根阶段的任务就是按照本国的环境条件，重新组织社会工作职业的服务提供模式[2]。有鉴于此，本文拟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着重展开以下几个层次的分析、论述与阐释。

一、嵌入性理论的历史延展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启示意义

嵌入性理论作为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概念、判断和命题，对于新时期中国社会问题专业解决机制的建构行为带来了某些有益的启示。该理论有着自己的思想源头，早在19世纪末期，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那留斯(Richard H. Avenarius)就曾提出过关于将某种特定物体镶嵌于另一更大物体之中的学说[3]。在嵌入性学说的理论延展进程中，马克思、韦伯及帕森斯等著名思想家都曾在其经典著作中提及社会关系网络问题，认为制度性建构的有效性必须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新经济社会学家更是直接从嵌入性角度出发，指出人类行为的制度主义传统对于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落地、生根和发芽无不具有发生学意义。最早明确在理论上提出“嵌入性”概念的学者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在1957年从实体主义出发，阐明了特定行为在社会中被制度化何以可能以及经济行为是如何被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的，强调了嵌入性是新兴行为得以合理运行的保障[4]。波兰尼敏锐地发现了特定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确信人类行为的不同状态无不散布于制度性的网络关系之中，人类行为要真正发挥出强大的功能，就必须将分散的行为融合为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统一化机制。

尽管波兰尼为嵌入性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但其处于边缘状态的学术主张一直未能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嵌入性理论真正引起经济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则是始于1985年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作出的批判性和发展性研究。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1985年第3期发表了《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问题》一文，该文指出，“多元社会行动者既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而存在，也不可能完全受社会限制或按外在规则行事，而是在具体的动态关系制度中追求自身目标的实现”[5]。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如果我们上升到更高的高度，从天空(宏观结构)来观察网络是如何在时间过程中被建构的话，那么网络结构也应是一个更大的社会过程的结果”[6]。格兰诺维特不认同社会关系网络对理性的自利行为影响极小的观点，指出零嵌入是不符合社会事实的；他也不认同多元社会行动者不能把自己独立组织起来的观点，指出强嵌入的建构行动与民间力量的自组织行为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的。他确信，波兰尼的思想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管是在前工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还是后工业社会，嵌入性现象均已始终存在着，其差别仅在于嵌入性的程度不同而已[7]。

格兰诺维特重新提出的嵌入性理论使社会科学中的嵌入性研究视角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和重视，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相继使用这一学术话语来分析和探讨相关的理论性议题。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尽管比波兰尼的学说更具解释力，但后来许多学者在引入该视角时却对他提出了不同的批评意见。祖金(Sharon Zukin)和迪马乔(Paul DiMaggio)便是其中比较著名的批评者和拓展者，1990年他们在其合著的《经济学中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便将嵌入性进一步细分为认知性、文化性、结构性以及政治性等不同嵌入类型，各种类型的嵌入性共同对社会行动者施加重要的影响力量。迪马乔指出，“特定的行为总是处于一种既定的社会背景之中的，不同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类似性，这便是嵌入性理论的巨大发现”[8]。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西方嵌入性理论的研究多是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交换范式出发而展开的探讨和分析，其诠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化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限制。

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嵌入性理论展开了拓展性的研究，但是，国内把嵌入性理论运用于社会工作行为的分析不仅数量极少，而且未能从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战略选择的高度来展开探讨和论述。

嵌入性理论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战略选择带来了诸多启示。其一，嵌入性理论指出了建构行为的合理性。它启示我们，中国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是一种积极的建构行为，离开了多元社会建设者的积极努力和不断探索，专业化助人的美好愿景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二，嵌入性理论分析了影响因素的多维性。它启示我们，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战略选择不是孤立的单向行为，需要积极建构良好的多元治理格局，因为“多元治理格局在培育社会资本、防止社会机构和价值碎片化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9]。其三，嵌入性理论阐明了生根融合的重要性。它启示我们，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战略选择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和资源实际，使中国的实际社会服务人员具有专业的价值理念，使中国的专业团体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认同。其四，嵌入性理论显现了本土化研究的新颖性。它启示我们，社会问题专业解决机制的建构必须坚持用新的视角、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10]。其五，嵌入性理论暴露了解释范式的阈限性。它启示我们，西方学者提出的嵌入性理论不可简单地泛化和利用，因为西方学者往往带有西方中心义的狭隘眼界并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在培养“世界眼光”的同时牢固确立“中国灵魂”。

二、嵌入性理论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战略缺失的基本审视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持续转型，传统的社会服务提供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责任分担格局建构的迫切需要，因而引进、借鉴和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已成为社会建设的战略选择。社会工作的战略性发展理应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接纳性和回应性的服务体系，人类社会问题的共同性已经成为建构专业机制的根本动因。社会工作既要解决不同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共同性的问题，又要面对不同地区的特殊环境，要想有效解决本土问题，就必须在实现良好嵌入的基础上有效吸收、消化和创新。但是，多元社会建设部门在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程中缺乏战略视角，实践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困难和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这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社会工作结构的失衡性

中国的社会工作结构在组织形态上主要表现为民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工青妇组织、社会公益机构、民间社团组织等不同类型，服务主体的空间构成呈现出“政府统揽而缺乏团体中介”的失衡性，服务格局还带有传统体制下的“大机构、小服务，大政府、小社会”关系格局的特征。在城乡服务格局中，还带有明显的城乡二元格局的特征，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服务提供模式尚未形成，离党的十七届三中会提出的“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11]。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模式还带有一些十分明显的失衡性的结构特征，不同专业水平的服务并存，传统的行政与半行政的社会工作还占较大比重。也就是说，专业社会工作还未能很好地嵌入到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之中，不仅其所占结构比例很小，而且实际发挥功能的舞台也十分有限。

(二)社会文化观念的脱域性

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缺乏嵌入性的战略视角，在文化观念上表现为缺乏必要的思想认同，社会上仍有许多公众不了解社会工作，更谈不上专业社会服务。西方个人理性主义文化具有尊严、分享、平等、博爱和利他的思想观念，新教伦理更是强调生活是宗教的天职，个人的自由、幸福和潜能具有最高的价值，确信创建一个和谐、公正和有序的世界不仅是上帝的工作，也是一切爱上帝的人的工作。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陌生人很难产生信任，通常认为解决个人问题是家庭、亲友的责任，很少有人会认为政府和社会也应负起责任，普遍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和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文化认同。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传承着顺道、重人、和谐、守信、求实的价值理念，但却对助人自助的外来思想很难产生认同，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嵌入呈现出了文化观念上的脱域性。

(三)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性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不能实现良好嵌入还表现在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性方面。中国是一个强关系的社会，大量重要的追求需要经由强关系的社会资本来实现。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实际上存在着差序格局，人们对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的认知总是泾渭分明的，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大多建立在亲缘或类亲缘的私人关系基础上，所以中国人对圈内人有特殊的信任，对外人却非常不信任。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强关系网络有所松动，弱关系的网络开始出现并已起着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国外专业的社会工作理念、价值、技巧、模式和方法在短期内却很难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中国的企业家捐资赞助公益事业的比重较西方社会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民间社会组织仍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能力不足、官办色彩浓厚等严重而又突出的问题。这样，西方专业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机制很难嵌入在以强关系为特征的中国社会中。

(四)专业教育发展的漂浮性

中国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缺乏嵌入性的战略视角从教育方面也能反映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以来，社会服务发展并没有出现人们期盼已久的“桃李芬芳”的局面，而是面临着许多窘境与问题。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人员很少有机会亲自参加社会工作实践，实际的社会工作实践也缺乏相对应的资源可以提供教师锻炼的土壤，教育工作人员缺乏一个连续的和整体的实践过程，因而很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目标不明确，缺乏明确系统的人才规格规定，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结果有悖初衷，仅仅希望通过传授知识就能够发展一项富有时代意义的社会事业，事实却出现了事与愿违。中国将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以及港台的有关经验拿来即用，对西方理论与方法来不及消化就马上传授，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专业教育活动仍以漂浮性的方式存在。教育远离社会需求，加剧了毕业生就业的困难，而要人为地超越这种困难，生源不足也就在所难免。

(五)专业服务制度的滞后性

嵌入性语境下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战略的缺乏在制度方面也有着明显的表现。中国的民政部门由于承担了社会福利服务的很大部分，它们最先感受到专业技巧与方法的独特贡献，因而最早倡导实现社会服务的专业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充分发育是传播社会工作理念和原则的制度基础，市场作为自主自愿的制度安排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崛起，为专业服务发展提供了体制基础。但是，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安排上，配套体制改革的相对迟滞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这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管理权限相对集中，民间社会服务组织严重缺乏自主性；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机制以及社会问题社会化的责任分担机制尚未充分建立；专业岗位设置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尚不适应新时期的新需要，职业资格认证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民间社会服务机构普遍存在的能力不足、经费不足、诚信自律不够等突出问题亟待各级主管部门的强有力的政策驱动，专业服务的良好嵌入亟待营造更为宽松的制度环境，等等。

三、新形势下把专业化服务科学嵌入中国社会工作的战略应对

当前，建构社会问题的专业解决机制，已成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有力保障。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员，完善社会工作岗位设置”的新要求[12]，党的十七大作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13]，中国的多元社会建设者必须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及时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在新形势下，多元社会建设部门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及时培养全局、整体、综合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不断把党的战略决策作为引领专业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把社会建设的美好愿景有效转化为用以规劝、鼓舞和激励多元建设力量信心的符号，并把专业化建设的前瞻性构想有效延伸到执行领域，形成催人奋进的专业嵌入性话语，持续追求战略结果的及时实现。

(一)科学设置专业岗位，全面落实岗位扩张战略

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是社会工作人才战略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实现专业服务良好嵌入的组织保障。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场所都设有社会工作的部门，大量的州县福利部门聘用了有社会工作文凭的人员开展工作，“无论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人部门，都有社会工作的服务职位，专业服务部门的贡献已被人们广泛接受”[14]。在科学发展观统下，中国的社会工作主管部门必须大力实施岗位扩张战略，认真研究如何更有成效地在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合理设置社会服务岗位，把工作岗位和组织部门视为实现专业嵌入的基本载体，使专业服务人员能够在中国本土的专业服务岗位上利用专业知识和技巧开展专业性的助人服务活动。为此，必须积极利用政府的政策优势和党的群众优势，切实搞好岗位设置的调查、试点和探索工作，并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推广、扩张和更新。

(二)搞好专业人才培养，理性选取专业改造战略

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良好嵌入，必须理性选取专业改造战略，大力培养专业人才。实施专业改造战略就是通过对现在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人员进行专业知识与实务技能的培训，促使实际工作人员获得专业价值观，有效增进专业自我，促进工作人员运用专业叙事语言来重新谱写工作对象的生命故事，从而在渐进过渡、积极稳妥、持续改进的基础上来有效推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进程。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必须注重发展职业培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深化管理、办学和投入体制方面的改革，提高专业培训质量；必须搞好“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个人”建设，使每一位实际社会工作者都能够把学习看作是自己的“第一需要”、“终生任务”、“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提升服务效能的强大手段”；必须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和社区培训，使从事便民利民服务的人员都能得到有效培训，在战略制定与选择中突出专业改造的价值和意义。

(三)建构新型专业文化，及时采取文化认同战略

专业社会工作的良好嵌入离不开生态环境和良好文化氛围的建构，大力实施文化认同战略是搞好专业化建设的根本前提。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F.E. Kast & J.E. Rosenzweig)认为，“由于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动态性越来越大，组织就需要对环境力量给予更多的注意”[15]。文化环境至关重要，诚如邓小平所言，“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6]。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精神支柱，是一种凝聚人心的思想力量，更是一种激励国人不懈进取的催人奋进的符号系统。实施文化认同战略必须坚持文化建设的理性原则，制定文化工程的建设规划，彰显文化建设的人化本质，构建良性运行的发展规则，使专业社会服务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认同。

(四)强化专业资格认证，科学选择持证上岗战略

实现社会工作的良好嵌入必须科学选择持证上岗战略，搞好职业资格认证是提升专业化建设效果的重要保证。中国社会工作要成为一个独特的具有专业性特征的职业，必须设定执业资格限制。社会服务领域具有其他职业不可取代的特质，具有客观、真实、具体的专业标准。在新世纪新阶段，社会建设部门必须努力搞好助人服务的专业资格认证工作，及时减少随意性和盲目状态。为此，必须优化专业考试的各个程序和环节，探索考试的组织和实施模式，规范职业资格考试的命题和阅卷工作；强化专业职责和行业伦理，把德育建设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把助人服务工作建立在敬业、接纳、关心、支持和发展人的多维思考之中；确定职业标准和专业要求，维护专业权威和专业约束力，促使优秀的人员能够得到权威的认可，通过确定符合社会要求的从业人员的职业标准来建立专业的信仰和职业的追求。

(五)优化专业制度规则，有效实施体制创新战略

社会建设活动有着内在的规律、规则和机理，有效实施体制创新战略应成为实现专业服务良好嵌入的不可或缺的途径。江泽民指出，“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7]。西方学者科斯(Ronald Coase)也曾指出，“社会行动是在特定制度下实施的，没有恰当的制度，任何意义的行动都会失败”[18]。如果说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及时实现体制创新，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实现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关键同样在于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战略选择必须把促进管理体制创新作为基本途径。为此，在战略应对中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使专业化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能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和富于创造性；应努力形成和谐有序的制度规范，优化相关的政策文件，畅通政策运行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在静态上保证相关政策系统的各个子系统能够实现多重优化，在动态上保证政策系统能够实现良性运行和良性循环；应坚持从多视点、多途径、多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和方案，注重创新方法的综合运用，科学安排工作进程和程序，巧妙运筹时空与活动，最大限度地提升专业嵌入的成效。

[1]J. Ridgley: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 Heinemann,1981:170.

[2]R. Walton & Abe EL Nasser: Indigeniz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Work in Egypt,New Y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Press,1988:141.

[3]辞海编委会.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138.

[4]Karl Polanyi,Conrad Ehrenberg & Harry Pearson: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Economics in History and Theory,Chicago:Henry Regney Company,1957:101-102.

[5]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Issue 3:481-510.

[6]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C]//莫洛·F 纪廉，等.新经济社会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姚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8.

[7]Mark granovetter,Richard Swedberg: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New York:West View Press,1992:6-19.

[8]Paul DiMaggio：“Social Embedded Consumer Transactions:For what Kinds of Purchases do most People often Use Network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8,Issue 3:619-637.

[9]Steven A. Roselle:Renewing Governance：Governance by Learning in Information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60.

[10]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7.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

[1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8.

[14]Robert L. Barker: Social Work in Private Practice,Washington,DC:NASW Press,1992:13.

[15][美]F.E.卡斯特，J.E.罗森茨韦克.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方法[M].第4版.傅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8.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84.

[17]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8.

[18]Ronald Coase:“The Intui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Issue 9：28-29.

[责任编辑张家鹿]

C91-03

A

1000-2359(2011)03-0103-05

王瑞华(1971—)，男，河南息县人，集美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

2010年度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JA10180S)；2007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2007B2025)

201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