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安徽光复:类型划分与重点考察
——以淮上军为讨论中心

2011-04-13 11:40陆发春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5期
关键词:寿州颍州安徽

陆发春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辛亥安徽光复:类型划分与重点考察
——以淮上军为讨论中心

陆发春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安徽独立光复迟缓。安徽最早爆发的寿州淮上军的光复独立,其社会动员、革命发动、势力拓展进程等都带有安徽辛亥革命由城乡光复再促进中心城市独立光复的鲜明特点。由此出发,考察安徽辛亥革命的类型划分和淮上军起义可进一步丰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辛亥革命;类型划分;安徽光复;淮上军起义

武昌首义后,各省响应。全国性的光复独立类型划分,前辈学者所撰的中国近代史以及辛亥革命史专书等众多早前著述中,都有相关论述。就安徽省域来说,辛亥光复的类型划分,主要看以什么样的评价标准。不同的评价标准,类型划分自然也不同。例如,以光复独立的军事力量为评价指标,那么安徽的光复独立,基本上有革命党领导的新军光复独立,如芜湖、合肥、屯溪等;清朝旧官僚雷振春以驻防军为力量改帜的宿州光复;以革命党人领导的农会、民团光复独立,如安徽辛亥首义地寿州等。问题在于以一个评价标准论衡,往往不足以概括全省。如1911年11月8日省城安庆的光复,就是革命党领导的新军独立失败后,革命党人、立宪派人士和前清安徽巡抚朱家宝共同妥协的结果,难以放在领导独立的军事力量标准范围内衡量,所以一个省区的独立类型划分,可能要多个标准,或复合标准方为妥帖。进而论之,单一线性思维下,过于重视以省会之地的独立光复结果,忽视全省辛亥革命成功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和贡献主体,就有讨论的必要。

长期以来,人们把视线更多地专注于革命党人在安徽省垣安庆领导的屡起屡败的新军武装起义,对以淮上农民为主体的淮上军起义缺乏应有的重视。淮上军在安徽辛亥革命史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全国性的影响,值得我们作重点阐释。

一、寿州辛亥光复的酝酿过程

1911年11月,由同盟会成员也是岳王会成员张汇滔、袁家声、岳相如等领导,以淮河两岸兴起田间的农会、乡团为主体在寿州发难起义,进而组成淮上国民军(简称淮上军),征战沿淮,光复皖西北,连下20多个州县,多次与袁世凯北洋军属下倪嗣冲部决战于沿淮一线。淮上军起义以其浩大的革命声势和影响力,促使安徽各地方政权迅速脱离清廷统治宣布独立,有力地策应了湖北武昌革命,改变了辛亥首义以来长江沿线敌我力量之间的比例,为南京共和政府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淮河岸边的古城寿州,向有“皖北锁钥”之称,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对淮上历史地情的认识,当年寿州起义组织者之一的张树侯(之屏)有一精辟的论述:“四战之地,用武之国,诚无如淮上者。南人据之则北方不支,北人得之则南方失利。若南北未起,淮上先发,两面交攻,腹背受敌,亦危地也。淮上同人虽以此为根据地,仍须运动他方作原动,淮上乃有所其力”[1]155正是因为淮上的特殊的地理形势,令我们在分析淮上军起义一举成功的原因时,必须看到寿州起义的成功举旗,是与清末以来安徽革命整体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它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酝酿的历史过程,有几个重要的历史因素。

(1)新式教育的启蒙和秘密会社组织的利用。戊戍维新以来,寿州就有新式教育的学堂。当时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孙毓筠、张树侯,分别在城内和乡间办有阜才学堂和强立学社,进行反清思想的隐蔽性传播。张树侯、杨鼎鼐、柏文蔚、马纯文等进步人士,还与豫皖间的哥老会首领郭其昌等联络,共谋在寿县发展反清组织。因为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哥老会早已为清廷所禁绝,而且这种农村秘密会社,因为参加者动机不一、成份复杂,最易暴露组织,所以为掩饰团体,他们藉寿县一带有拜岳王的习俗,借祭拜岳王名义,联络人群,组织以反满为目的岳王会。岳王会成立后,利用强立学社等场所发展会众,参加者除城里的人之外,还有乡间的“袁家声、常恒芳、范传甲、岳相如、廖璞纯等。”[2]16张、袁、岳、廖等人都是后来寿州起义的主要人物。

(2)革命骨干力量的锤炼。1903—1904年,清廷大力编练新军和新式武备学堂的开办,寿州有革命倾向的急进青年,纷纷投身省城安庆的新式武备学堂,试图习得新式军事能力以备来日革命之用。柏文蔚在安庆组织有“同学会”,以《扬州十日记》、《猛回头》、《革命军》等为阅读材料,宣传武装反清思想,加入同学会的“多淮上健者”[3]8。在此期间,柏文蔚、张树侯等联合郭其昌会党势力,策划先在安庆发动武装起义,然后北连淮上,直上幽燕。因谋事不密,郭其昌被清政府绞死在安庆狱中,柏文蔚、张树侯分别避走南京和广德。事息不久,柏又偕安徽辛亥革命先驱人物陈仲甫(独秀)弛骋皖北,联络同志。途经怀远、蚌埠、正阳关、风台、寿县。在寿县,柏、陈俩人与孙毓筠、岳相如、郑赞臣等曾经昼夜相议。陈、柏都是在芜湖成立的革命党性质的岳王会首领。“从此与淮上诸同志深相契合,革命思潮遍于乡里”,“会党兄弟、绿林豪杰、群相附翼。”[4]此后孙毓筠、张树侯、袁家声等创办的蒙养学堂、天足会、芍西学堂,与在芜湖安徽公学任教的柏文蔚、陈独秀声气相通,及时交换革命的信息。1905年,因为安庆武备练学停办,寿州健儿毕靖波、张汇滔、石德宽等投身新成立的新军二标三营。安徽巡抚恩铭加紧对革命活动的防范,毕靖波、袁家声等人不久即被开除遭遣出。张汇滔也因倡言“复兴汉族”,被迫东渡日本。不久即经同乡裴祥介绍,由权道涵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张、毕后来都为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

清末以来的寿州人群,不仅是安徽辛亥革命骨干力量来源地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全国的革命中坚力量所在地之一,它对寿州起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笔者仅以中国同盟会1905—1906年两年的人数比例为例。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据1905、1906年两年会员秘密名册,两年加入者共950多人,其中安徽籍会员59名,居全国第5位,而这59名人员当中,寿州籍会员18人,与淮上军起义有关的人士还有18人(以上数据,据蒋永敬先生《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安徽先烈先进》一文由笔者加以归纳统计。原名册见民国四十二年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革命文献》第二辑,亦可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有关内容)。1906年年底,同盟会组织萍浏醴起义,张汇滔偕孙毓筠、段云、权道涵和程恩普等同盟会员,领受总理孙中山关于大力开展江淮间革命斗争,图谋响应的任务后,由日本返国开展活动。因为柏文蔚当时在金陵(南京)清军第九镇三十三标赵声处任队官,孙毓筠、段云和权道涵三人前往金陵,毕靖波与郑芳荪等人分别去安庆、芜湖活动,张汇滔、程恩普、卢镜寰等人则重点在长淮一带活动,开展起义淮备。不料,去金陵“拟炸毙端方者”的孙毓筠等三人,在南京明孝陵试验炸弹,“屡试不灵”,[3]11只好延期。孙究竟官宦人家出身,居南京期间,下蹋高级寓所,“日则驱车钟山试投炸弹,夜则狭妓饮酒,博奕取乐,交游杂沓,奸人浑迹”,[5]358他不听党人潘赞化等的劝告,终被仇家乘隙告密到两江督署,权道涵、段云被捕下狱,判处永远监禁,发往原籍寿州执行。孙毓筠得端方庇护从轻判处五年监禁。被牵连的柏文蔚只好远赴东北存身。“惟自少侯被捕,吾人大受打击,全体星散,东奔西逃,不可收拾矣”[3]12,革命党在金陵和江淮共举发难的计划也就流产了,但却锻炼了革命的骨干力量。

(3)寿州起义前革命组织的活动。张汇滔等人并没有因眼前的挫折气馁,张回寿州城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他与管鹏、袁家声、王庆云等人,组织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信义会”。该会奉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纲。参加者远达凤台、定远、霍邱等县。信义会主要在寿州城乡普通农民中大力发展会员,一些学堂的学生,如张汇滔任教的正阳关羹梅学堂师生,也全体加入“信义会“组织,“信义会”为寿州起义培育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的巡警学堂起义虽然失败,但激起了淮上健儿的革命斗志,为逃避清军在省城搜捕,管鹏、廖少斋等人加紧在寿州和凤阳的革命联络活动。次年春,信义会作出决定:利用寿州乡民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在城北的四顶山开大型庙会,寿州城门四开,城内疏于防范,拟乘机攻打州署和总兵衙门。惜叹在淮备起义时,消息走漏,起义被迫中止。

1908年,张汇滔、管鹏等淮上同志,与安庆革命党人进一步筹谋新军起义事。先是张汇滔等与第三十一混成协马营管带倪映典,以及熊成基等岳王会成员秘密集会,策划马炮营除夕举义。因倪的革命党身分被清廷侦知,只得急避广州。张接着参与熊成基主持的马炮营起义淮备,计划由新军发难,夺下安庆,扼守长江,淮上立即起而响应,绝援北道;然后光复南京,最后北上直捣北京。11月19日发动的马炮营起义在清廷的镇压下,伤亡惨重,起义队伍最后星散。本来留在寿州集合同志,筹饷械制徽帜事已俱备,淮备接应安庆起义的张汇滔等人,听逃回寿州的管鹏、岳相如等人带回起义失利消息后,再一次中断了盘弓待发的淮上起义。

(4)历史经验的积累和教训总结。安庆马炮营起义被人称为“步徐公之后尘,启武汉之先声”,影响巨大。它同时也喻示着安徽革命的中心,开始由省垣安庆向多次筹备接应起义的淮上农村自然的转移。历经挫败的张汇滔等革命党人,由屡次失利中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他和毕靖波、袁家声、张纶、王庆云等一起努力,果断放弃已暴露的革命外围组织“信义会”。1909年春,另行创办了寿州“农会”,渗入清廷筹办立宪允许成立的合法机构,在基层贫苦农民中扩大组织,更快地积蓄革命力量。孙旨美、王庆云则组织“教育会”。其中设在考棚办公的农会最为活跃,经常到乡间农村召开集会,启发农民的觉悟,引导农民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革命党人还利用各州县选举省谘议局议员机会,成功推荐王庆云为议员。王则藉赴省开会之际,佯为整肃皖北秩序着想,向巡抚朱家宝进言:”皖北濒临淮河两岸,匪势日炽,人心浮动,似宜组织团防局,以资镇摄!”[6]137朱家宝不知是计,果然委任王庆云为局长,拔毛瑟枪七百支,作为团防局枪械。王返寿州后,立即在远离县城的城东曹家庵成立了团防局,把四乡农民武装起来。具体办法是各庄以农会为基层组织,相互成立“联庄会”。会内每十人编为一班,三个班为一小队,每三小队编为一大队,大队归团防局直接指挥。这支农民武装为寿州起义奠定了军事斗争力量基础,而以农会名义组织起农民武装,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它也是淮上军斗争的特点之一。

1911年,中国同盟会集聚革命力量精华,欲一举成事于广州。在上海策划长江流域接应广州革命的陈其美等人,把皖事托付于张汇滔。淮上组织了六十多位革命先进奔赴广东。石德宽、程良、宋玉琳舍身成仁,碧血横飞,浩气长存。主持淮上革命事业的张汇滔外忧国事,内悼良朋,握拳透爪,声泪俱下,此后“益自奋励,往来沪皖间。羸滕履蹻,徒行千里,或竟日不食,泰如也”[7]133。当他们闻得武昌首义、浙赣两省风靡响应消息后,虑及省垣和南京有清军重兵防守,难以匆促成事。淮上起义时机已到,立即约请王庆云、袁家声诸同志商讨举旗响应事宜。

二、寿州举义与淮上军建军

武昌起义的成功爆发,对酝酿多年的安徽革命组织来说,无疑提供了乘势而起的良机。只是安徽独立革命在武昌首义后二十多日不见大的动作。在此期间,武昌的军政府先后发出《民国军政府檄安徽文》、《敬告皖省父老文》,疾呼全皖义士,发扬徐锡麟、熊成基等革命传统,起义独立。但当时安徽的社会革命形势确实严峻而不容乐观。清军在沿江的大通、安庆、南京驻有重兵,安庆革命势力遭前二次重大挫折后,实力难以再聚。尤其是巡抚朱家宝加强了对新军的防范,枪弹分离;有革命倾向者或调职或被监视,革命党人急迫之下无所措手。寿州虽有革命党人的大力活动,积聚了相当势力,但周围的敌情不利。皖北四面受敌,寿州势孤力单。张汇滔等仔细分析了革命形势的新变化及其趋势,认为失此不图,江淮将更加危急。考虑到起义在枪械方面的不足,他们立即发动众人典质衣物,筹饷募款。又派同盟会员郭行健前去上海与同盟会总机关联络。10月下旬,郭行健、郑养源由沪返寿州,不仅带来了最新的革命消息,而且“携资两千返寿州”[1]157。张汇滔与袁家声、王庆云、张纶、廖海粟、廖梓英、张之屏等人立即秘密集会。袁家声提出淮上同志应马上响应武昌、湖南、江西等革命独立,壮大革命声势。张汇滔分析了寿州起义对全国独立革命的意义:“武昌居长江中游,寿州乃长淮重镇,军事上必须彼此呼应,况武昌为铁路终端,寿州当津浦要冲,直捣北京,朝发夕至,我党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在此一举”[8]94众人响应,昼夜合议后,决定11月5日(农历九月十五日)夜半,发难起义。

武昌起义、湘赣独立为寿州起义乘势而起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寿州革命党人起义前的多方面运筹则为起义成功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据淮上起义的参加者洪人纪所忆,寿州作为皖北重镇,前清时期一直设总兵,辖属庐州、六安、颖州、亳州、龙山及寿州本城游击、都司共七营。同光年间则有马步军、练军十营。随着绿营兵的陶汰和编练新军等,到辛亥春尚有驻军江防一营,皖防二营。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张之屏也认为:“清军步骑炮兵共计六百人,分驻城内外,俱极戒严。”[1]157如果算上城内清廷所设的游击、都司、州官等衙门力量,起义前夕敌我力量的对比,革命党人并不占优势,但起义的领导者们有效地利用了敌人在武昌革命独立大势下人心思散的形势,多方面多层次集聚已方力量,分化和瓦解敌人。他们组织了一个紧密的领导核心,张汇滔、王庆云、廖海粟、毕少山(镜波)为起义负责人,推熟悉军事的毕少山任行军总司令,张树侯为参谋。具体布署:由王庆云、廖海粟、廖璞纯、王占一、毕少山等,率各自属下的乡团届期攻东、南两门;岳相如率乡团攻北门,快枪不足,辅以板刀、片斧,因而后来人们戏称岳相如为“斧头将军”。岳逸九、徐石君、史立斋、袁家声、刘西山各领部下,乔装成商人等,卷械收藏,先期陆续入城,负责攻占总兵署和州署。农会机关部郭行健、孙传轩、张汇滔等编为预备队,于夜里打开南城门,策应各路。11月4日,利用合法身份负责“为革命虚张声势”的张纶、李诱然,策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城外一营清军为张说服,表态赞成起义;住城内关帝庙的巡防营管带,虽个人不愿参加义军,但表示不与义军为敌,并于当日领军离开寿州。州牧魏业簵为朱树声、孙多敉、鲍兰标等人说服,进而还去游说总兵李定明。李见势不好,也匆匆溜出城外。为革命起义做鼓吹宣传的李诱然,被知县孙绍英扣留。李见机行事,干脆推倒县堂公案,厉声喝斥孙绍英,孙为革命声威吓倒,放了李诱然,躲到同情革命的寿州商会会长孙建虞家,后又交出了印信。当4日夜里,王庆云、毕少山率各处乡团抵达城下时,寿州四门已洞开,起义军不战而凯歌入城。南门外的绿营也被张汇滔率人收缴了枪械。他还下令焚烧官署内各种苛捐杂税账册,打开牢门,救出被清政府关押的革命党人段云、权道涵等。

寿州一枪未发起义成功,全城光复后,革命党人立即打出“淮上国民军”大旗,以王庆云为总司令,张汇滔、张纶、袁家声为副司令,张汇滔兼参谋长,郭行健为参军。又设民政、支应、财政、军械等办事机关。他们在收缴清廷府库大量的枪械弹药后,在城内和城外四乡张贴告示,动员乡民剪发参军,“城乡应募者甚众,大街小巷,辫发满地”[8]97。同时整肃改造投降清军,散资遣送不适合继续任事的官兵,留用的人员插编为起义军。几日之间,淮上军发展到约2万人的规模。全军编成步队18营,马队1营,炮队2营。任命张汇滔、王庆云、袁家声、廖海粟、段云、权道涵、张纶、毕少山、岳相如、李子久、杨穗九、李诱然、王占一等为军统。起义军还打出黄帝年号作为纪年,以示与清廷势不两立。

三、淮上军军事战略展开及其贡献

淮上军成立未及一周,即作出决定,由王庆云领四营兵力坐镇寿州,其余兵力分三路方向,作战略展开,开拓革命地盘。第一路由副司令袁家声及军统杨穗九、李诱然、岳相如率领,11月8日出发,沿淮东征怀远、定远、风阳、风台、蚌埠等地。12日,岳相如率兵克凤台,接着兵临怀远城下。怀远的同盟会员杨耀南、杨筱斋等人曾参加寿州起义的筹备,淮上军东征消息传出后,杨耀南等人已成功组织起怀远各界迎接义军。驻扎怀远城外的清军绿营西小营统领闻得寿州独立后,即借故逃匿,本籍的士兵则纷纷散去。知县宋兰生自动交出印信。21日,淮上军在杨耀南等人引导下,入城驻扎于萃华学校,并应当地青年学生之请,组织起一支由萃华、乐群、养正等校学生组成的学生军。淮上军军统杨穗九率一支三百多人的义军,19日进抵凤阳城下,清凤阳兵备道毓贤调城防营和团练登城,本拟拼死抵抗。杨穗九立在马上,亲自向守城清兵喊话,晓以大义。守城士兵为之所动,打开城门,起义军未费一弹,光复凤阳。入城后的义军立即以“大汉光复军寿凤军统杨穗九”名义,出告示安民,革命军保证安定社会秩序,市场公买公卖。他们搬出清政府库房内枪械弹药,补充军需。又分兵进驻凤阳城外重要门户临淮关镇,作为蚌埠的屏障,并接收“厘金税关卡”,为淮上军军费之用。负责定远光复的方玿舟,曾参预寿州起义,并被委任为淮上军军统。寿州独立后,方玿舟、张万侯等首先在定远县中心集镇炉桥,组织起一支民间武装,在成功胁迫炉桥镇“三衙”和武营投降缴械后,他们又联合县城内的自治公所议员何少如、方海秋,汪禹宾等人,逐出知县汪宝诚,刀不血刃[9]77,“和平光复”了定远。此后,方玿舟推何少如主持定远县政,“自己则于农民、城镇居民、学生及手工工人中招募千人,分成民兵队、炸弹队和学生队,开至滁县驻扎”[10]40。杨穗九部光复凤阳后,李诱然、倪树屏部赶来会合,不久,李诱然率队分巡下游,首先成功安抚五河。属下淮上军王鸿员率人接着光复泗州。为防范北洋军南下,他们又分兵进驻灵壁、天长、睢宁。风阳、蚌埠为义军控制后,清江南提督张勋,正在南京与革命党人激战,他唯恐北退后路被淮上军切断,急匆匆抽调江防两营千余人进犯咽喉之地临淮关。杨穗九在凤阳接到倪树屏由滁州发来的警报后,以空城计之法,仅留少量兵力守凤阳、率不及三百人的武装,前往临淮关迎敌。先后在头埠、总埠与张勋部激战。此后,在闻讯前来增援的怀远淮上军吴怡亭部和五河李诱然部配合下,与江防营连续混战三个昼夜,不仅成功地守住了关隘,并且击溃了敌人,生擒清军30多人。

袁家声、廖海粟部淮上军,曾于11月26日首攻颖上,旋又移师怀远,拟东取蚌埠并向五河、清江方向发展。12月初,淮上军进驻蚌埠。此时,江浙革命联军已攻克南京,张勋被迫弃宁北撤,为防淮上军截击,诈言对革命光复表示同情,企图溜之大吉。淮上军由南京柏文蔚处接到张勋将北逃消息,立即布置在蚌埠阻击。淮上军军统廖海粟指挥廖璞纯、廖梓英二营在小南山做伏击张勋火车准备。由于淮上军枪械严重缺乏,“合并起来也不过五百多人,尚有一多半人徒手无枪”[11]40,加上战斗经验不足,在兵悍器精的敌军围攻下,力战终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淮上军虽然没有截住张勋所部,但小南山之战对全局影响很大。淮上军袁家声等部对凤台、怀远、凤阳、五河等地的和平光复,在临淮关、小南山与清军的英勇战斗,极大地鼓舞了安徽人民的革命斗志。在军事上东征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控制了津浦线,清政府被迫承认“忽有革军多人据守津浦路之一部,并割断电线”[12],对他们是一沉重打击。而东征军独立光复的地区,北可拒守清兵南下,南可维护刚刚光复的革命重心南京,其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都非常明显。

淮上军第二路军由权道涵、段云、洪振九等人指挥,于11月上旬和中旬先后出发,出征合肥、六安、霍邱等地。寿州起义后,庐州革命党人曾派人联络,要求淮上军派兵帮助光复。于是由王占一(体乾)率吴寿民部准上军前往庐州。11月9日,庐州在同盟会成员孙万乘、李次宋策动下,知县李维源赞成革命光复。淮上军中途闻讯,王占一仍按计划进驻庐州城郊。当月下旬,皖垣江防营溃兵惊扰庐州。其时庐州革命党力量薄弱,孙万乘等未敢言招抚,盘踞不走的溃兵“亦不愿就抚”。王占一果敢地率师镇摄,“斩获甚众”,“合城震恐”的庐州为之安定。接着王占一领兵光复巢县、无为,还组织了一支火炮船队,本拟由无为东下,帮助江浙革命联军会攻南京,因接到光复后的新任安徽都督孙毓筠电邀,率队赶往芜湖商讨全省政事。寿州独立后三天,安庆的省谘议局宣告安徽独立,但推举出的都督朱家宝是个见风投机的清廷政客,也是镇压过革命党的绘子手,不久即畏惧潜逃。革命派内部亦纷争不停,来皖的浔军黄焕章部更使安庆政局进一步糜乱。王占一认为,安庆在浔军兵变后仅为一“残破孤城,碍难收拾”,不如以合肥为中心,召集全省各府代表开会,组织一个革命的新政府,然后“联合武汉,会师北伐”。孙毓筠一时曾为王的主张所动,后因安庆方面党人力邀,才同意陪赶去安庆“故往一视”[1]163的孙毓筠赴任。正是在淮上军护卫下,孙毓筠才得以逃过大通黎宗岳部的突袭,为避免安徽政局更加糜乱和下一步之稳定,淮上军又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淮上军王占一部的联通江淮,为稳定安徽独立革命运动的形势,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淮上军对淮河流域六安及所辖县境的光复,则进一步巩固了寿州起义引发的革命硕果。六安为直隶州,地境毗邻豫、鄂,寿州起义不久,六安的革命党人即派人到寿州联络。当地的清廷官员如知州田毓璜等,在革命大势前立场为之动摇,所以当淮上军派出的先锋营王传禄部到达六安时,“未动干戈,即告光复”[13]48。权道涵、段云率大队到六安后,立即成立了淮上军“六安军政府”。权道涵为都督,朱金堂、陈炯伯、杨道芳等分管民政财政等事务。军政分府又对清兵老营进行了整编,击溃了当地豪伸势力的反扑(这方面的回忆文章时间和地点均互相牴牾,但主干事实清楚。参见杨慕起《辛亥革命寿县六安光复概述》;史慕山《六安州光复记》及卞秉粲《辛亥革命亲历记》等材料)。后又派出王传禄部淮上军驻守皖西重镇叶集,关云龙率部进驻霍山,段大文部进驻英山。旬日之间,六、霍数百里境内为革命党人控制。

第三路由张汇滔、孙多荫率领,经正阳关沿颍河北上,出征颍上、颍州(阜阳)等地。张汇滔早有出皖入豫、声援武昌的打算。淮上军成立时,本来公推他为总司令,当时他以实施西征计划、不能坐镇本部为理由坚决推辞。此次西征,他亲率炮队2营、辎重队1营及步兵营计约2000多人,11月11日出发,12日抵正阳关。正阳关为皖北商贸繁盛之地,淮盐、豫东和皖北杂粮以及皖西竹麻均汇集此处。正阳的光复,为淮上军的军饷后勤供给,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张又计划先夺颍上,再占颍州。此两地尤其颍州“居长淮上游,为中州之右臂”,夺颍是实现他由皖入豫声援武昌计划的重要步骤。张汇滔先派代表张拱宸与颍上知县孙谨仁谈判,争取和平光复。但孙顽固凶残,阻险狡诈,阳为欢迎,背地里却乘义军放松警惕,突袭张汇滔部前锋。张前敌部队暂时受挫后撤。15日,张部主力夜驻颍上四十铺,次日攻城未破。此时袁家声部和萧良璞部来颍上支援,于是义军夜半再度强攻,以炮队分攻南门、东门,张汇滔亲率士兵由西门破城而入,直扑县衙。县令孙谨仁、把总郑及贵等人在得知城内居民有“开门献城”[14]47的消息后,匆匆缒城逃跑。颖上光复后,张汇滔挥师颍州。颍州早先有同盟会成员程恩普领导的“安仁会”,从事地下活动。程为清长江水师首领程文炳之子,后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甚得孙中山先生重视。安仁会的成立,得孙中山“亲授以图记,并为订规约”[15]50。他在颍州城内利用清政府办新政自治机会,组织了一支包括教育界、商界和团练在内的进步力量,待机举义。淮上军进逼颍州,知府长绍派张士元率清军出城迎战,程恩普召集“安仁会”会员17日乘机发动起义,宣布颍州独立,组建淮北国民军。众人推程恩普为军统,吕济川为参谋长,吴殿元、陈子贞为参谋,宁少清为统领。清颍州知府匆匆潜逃,知县胡汝霖闻讯也逃至城外。11月24日,淮北、淮上两军胜利会师颍州。此时湖北传来消息,汉阳被占,武昌危急,程恩普与张汇滔磋商,决定继续北伐,扫清皖北清廷势力,然后“会师豫境,共扑京汉,扼清兵南下道”[16]351-352。12月6日,令孙冶臣、岳逸九率步兵2营攻取蒙城。8日,程恩普领步兵2营、炮兵1营挥师涡阳。9日,潘玉珊部以1营兵力占太和。各路将士正拟乘胜而击,会师亳州时,淮上军遇上了凶残的清北洋军倪嗣冲部。

倪嗣冲为颍州人,因其父做过袁世凯的塾师,与袁熟识结交,一段时期内做到了北洋军营务处总办。后因在黑龙江布政使任上,巨额贪污事发,在官场上沉寂一时。武昌首义后,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委以军政要权,镇压南方革命军。倪眼观颍州为淮上军所占,意欲染指安徽,自己也借机重新发迹揽权。他诬蔑淮上军为“土匪”,并向袁世凯进言“颍州为中原门户,今为淮上革命军占据,不特豫南悉受到威胁,而项城近在咫尺,实有朝发夕至的危险”[17]37,要求领一支精兵前往皖北“剿匪”、“解危”。倪南控皖北之举很符合袁世凯的军事布署,双方一拍即合,于是由袁保奏倪嗣冲为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右军左翼长,不仅让他在豫东招募数营士兵,还从姜桂题的毅军中抽调军官,帮助倪训练士兵。又从北洋军中调马队3队、炮兵2队交倪指挥。倪领军后,公然不顾南北停战和议约定,日夜兼程南下。12月10日,由淮上军手中夺占太和。[18]又兵分三路围攻颍州。11日,倪嗣冲军在颍河的南北两岸,向颍州全线攻击。此时,张汇滔所辖部队散布在各州县,城内士兵仅1000余人,军械弹药也不足。张汇滔立即派出前锋在刘家集迎敌,以拖住倪军,为淮上军援军到来争取时间。又下令淮上军将士挖抬城内街道石条,封闭西、北两城门,抢构城墙工事,作固守待援准备。[19]同时急电寿州淮上军总部和浦口镇军第一镇统制柏文蔚,通报倪嗣冲破坏停战和议的恶劣行径,要求火速支援。倪军的进攻遭到淮上军的殊死反击,进攻城南的清军两营步队,尽管有炮队的掩护,仍被淮上军打得溃退而回。进攻城东的倪军左翼小队,在淮上军敢死队的拼杀下,死伤枕藉。此时倪嗣冲胞弟、清募兵总办倪毓领地主乡团武装2万人开抵城外增援清军,倪军又一次发动猛攻。淮上军不分昼夜冒雨苦战,再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倪嗣冲见强攻不能得逞,又行阴险狡诈之计,派人潜入城内,勾结劣绅吴奉恩、赵安澜、廪生于佛清诸人,策动投城淮上军的原清军巡防营管带朱兆勋,许以重金,要他们作攻城时的内应。而“倪氏旧戚多逾城入倪营,告以我军布置,故敌弹入城多中要害”[20]319。12月14日,倪嗣冲在获悉淮上军薄于西、北两面防守情报后,当夜架云梯由西北、东北两处登城强攻,配合以重炮轰击城内阵地。并在东门设伏,以堵截淮上军突围部队。15日清晨,统领马联甲率清军一营最先在北门爬城,正当淮上军守城将士奋勇苦战时,朱兆勋和团防练勇管带徐金城等原清军降兵反戈倒向,致使倪军登城得逞,接着大队涌入城内。淮上军在街巷中与清军殊死拼杀,伤亡惨重,又腹背受敌,力量渐渐不支,被迫分头突围。城西北角部分淮上军突围时,遭清军层层包围扫射,牺牲殆尽。正在城东南指挥作战的张汇滔,在败局已定后,誓与颍州城垣共存亡,后在淮上军将士强劝下,才率众缒城突围,退守颍上。颍州保卫战,淮上军给清军以重创,自身也遭到了重大牺牲,500多人战死(淮上军牺牲的数字历来说法不统一,本数字取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材料,另佐证于倪嗣冲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致内阁请代奏电),仅张汇滔本族,即有叔父张世杰、堂叔父张子和、堂兄弟张维屏、张维敬等57人在是役中英勇献身。未能突围而出的几百名淮上官兵,被倪嗣冲军逮捕后,绝大部分遭酷刑残杀而死。清军还对倾向革命的群众、学生大肆滥捕滥杀,凡口音与颍州地方不同的外地人等,格杀勿论。一时间,城隍庙前尸堆如山,血浆成泥,淮上军志士的鲜血染红了颍州城内的每一条街巷。张汇滔率部突围后,不久返回寿州。此时,淮上军总司令王庆云因赴南京请援,久而未归。暂代总司令李诱然,不久也因故悄然离职。众人乃推张为总司令,重振淮上军。张上任后,立即致电全国报界,揭露倪嗣冲践踏南北停战协议,南下皖北,血洗颍州,滥杀革命党人及无辜群众的滔天罪行。12月下旬,也就是在南北双方上海和谈明确规定的停战期内,倪嗣冲又一次分兵进攻正阳关、凤台、寿州及霍邱等地;清军第五镇由山东入皖,侵占宿州,南犯至灵璧、泗州;张勋部则由徐州攻夺淮上军控制的盱眙,破城之后,肆意劫杀,进而兵围天长。而原安徽巡抚朱家宝此时领兵 15营,纠合倪嗣冲部,合有 20余营兵力,[21]试图统一步骤,围攻寿州、合肥,夺占安庆,同时东下联合张勋部,图谋控制长江,再下南京。皖北频频危急,淮上军副司令驻正阳关行军司令张纶电告全国,再次揭露袁世凯缓南攻北阴谋的实况。张汇滔为整肃和充实淮上军实力,这时在军备上也加紧准备,派毕少山到上海筹购机关炮和大批新式快枪弹药,又筹集饷糈10多万,待机北上讨倪。此时安徽都督孙毓筠为倪嗣冲军违约步步进逼,致电湖北军政府,要求中央政府“火速电驻扎临淮上游各军队,即日前进,分向颖上、三河尖两路截击”[22]371。为挽救长淮以北的安危,安徽革命党人旋又组织以段志超为司令、管鹏为参谋的北伐队,驰往寿州、凤台。庐州、芜湖军政分府也成立北伐军,拟合力北伐,剪除反动祸害倪嗣冲、张勋部。此时全国的革命形势也有利于淮上军北伐的开展。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亲任总指挥,组织革命的北伐联军,先分三路后又定为六路北上,明确宣布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目标。淮上军袁家声、杨冠英及张汇滔部,分别被编为宁皖第二路军第一军团第一军第四师的第七旅、第八旅,由军长柏文蔚直接指挥。实际上开向皖北的讨倪北伐联军,主力仍是张汇滔驻寿州、凤台的淮上军,以及柏文蔚派出的卢慈甫部镇军。1912年1月27日,北伐联军在颍州城外与倪嗣冲部清军正面接仗。两天之内,联军发动多次进攻,倪军伤兵折将,倪本人差点做了俘虏,迫使倪军缩回城内固守。29日,联军再次攻击,倪嗣冲在“危险万分”之下,出重赏刺激军心,“开城分三路与革命军决死战”[23]312。双方酣战至午后,倪军开始向城内败退,但联军在追击途中,被倪军在城外三里湾打了埋伏。担任联军左翼的是缺乏征战实践的庐州部队,在匆促退却之时慌乱不成军,引起了连锁反应,联军全体纷纷溃退,不仅颍州未保,又丢了颍上,直撤到正阳关才止步。2月1日,北伐联军收复颍上。5日,倪嗣冲部夺取了霍邱要地三河尖镇,淮上军再派主力强夺,激战3昼液,才迫使倪军退回颍州。

2月12日,随着清帝宣布退位,南北正式达成议和协约,北伐联军奉令停止一切战事。4月,淮上军张汇滔部被编成混成旅,7月又被进一步缩编为屯垦团。此时淮上军已是“三时务农,一时讲武,”[1]170或专重治理淮河水患,或在寿县东山、宿县烈山及六安南山挖煤掘铁,讲求饱食之方,厚生利用。但张汇滔等淮上健儿反袁讨倪之志丝毫未泯。“时吾皖党人淮上张孟介(张汇滔)、袁子金、管曙东、岳相如等,…群谋反对袁氏,激烈异常,大有跃跃欲试之概。”[24]142二次革命爆发后,原淮上军旧部再一次挺身而出。6月,张汇滔受孙中山之托与张人杰等密商淮上讨袁事宜。7月20日,张汇滔领衔发布讨袁檄文,誓师淮上。张出任淮上讨袁军前敌总司令兼第一支队长,袁家声出任讨袁军前敌指挥兼第二支队长。被大大缩编的淮上军屯垦团成为安徽反袁斗争的主力军,他们在正阳关、凤台,在寿州城外的八公山、四顶山、狼牙套,在沿淮一线,又一次用鲜血写下了悲壮的战斗篇章。

四、结语

应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安徽辛亥光复独立中的淮上军?或许放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去理解更加合情合理。镇压淮上军起义倪嗣冲等北洋军阀,向来视张汇滔等人领导的淮上国民军为“会匪”,行斩尽杀绝而后快的践踏人道的酷烈政策。夹杂在淮上军中间的会党力量如安清邦,他们的加入使淮上军“未能纪律完全美善也”[1]170,一度使旁观的时人议论纷纷,如洪人纪在《淮上民军起义始末记》中所记录有“名誉败坏”之议。我们由上述几个层面的详细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领导淮上国民军的,早先为岳王会骨干首领,有反清革命斗争的经验积累,又是长期以来追随同盟会反清革命的革命中坚,并非愤于一时拍案而起的文弱书生辈。他们有理想、有纲领、有胆魄并且有效能地使一支主要有荷锄携镰的农民组成的起义军,变成了一支革命武装。

其次,安徽的革命独立,首义举旗是在淮上的寿州,三天后才有省垣安庆和中心市镇芜湖、合肥的独立响应,这是安徽辛亥革命的一个特点。独立光复后的省垣安庆,由于革命党人的力薄势弱、浔军的哄乱、黎宗岳的抢占地盘,安徽省级政权一月之内更替7次。在政出多门,纷争不断的安徽省政形势下,一月之内连下20多州县的淮上军,实际上担当了号令全省的革命中枢作用。换言之,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省垣安庆的革命力量变动为中心进而俯看一个省革命形势的思维定势,应有所改变。

第三,淮上军在军事上的战略展开,是关系安徽独立运动形势的稳定,南京革命政权建立与巩固的一件大事。淮上军的沿淮东征,使南京近邻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朝向有利革命的方向转移,正是淮上军对临淮关、蚌埠的进占,使与江浙联军争夺南京的张勋有了后退之路将要中断的顾虑。而临淮关之战江防两营的被淮上军击溃,直接引发了张勋早日渡江北遁之思。北逃的张勋不仅在蚌埠、固镇等地受到淮上军有准备的截击,“由滁乘火车至徐,沿途革命军节节阻滞”[25],说明淮上军对津浦线控制的力度。淮上军在淮河沿岸的军事行动,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起到了屏蔽北洋军队南下侵扰的功用。而淮上军在津浦线的军事行动,亦为1912年的革命北伐准备了条件;淮上军领导人张汇滔等有出皖入豫,联合河南民军,斩断京汉线,会合武汉革命军,北伐幽燕的宏伟计划。浴血的颍州保卫战,可以说是淮上军实现这个蓝图的一个关键部分。倪嗣冲被袁世凯以“剿匪”之名由豫入皖遣出攻打颍州,也是为北洋主力军王士珍部固守京汉线,倪军做侧翼掩护的军事战略布暑。颍州保卫战的失利给淮上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不惟“将士多死,军械丧失”[1]170,给整个辛亥革命的形势都带来了极大影响,“江北大局危如累卵,和议势必决裂”[26]。革命党人早已认识到“守江必先守淮”,安徽战场与江苏、湖北革命的斗争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皖北存亡关系到“破坏江南大局”,张汇滔等人的再度北伐惜败,果然增加了袁世凯北洋系在辛亥革命全国政局的演变中讨价还价的砝码,亦为以后倪嗣冲祸皖的黑暗专制统治埋下了伏笔。这又从反面佐证了淮上军的军事行动,在全国独立革命中的影响力。

以四乡的农民和乡团、会党为基本队伍,揭橥而起,一举起义成功。这在以新军反正为特征的辛亥革命中,淮上军可谓特色鲜明。组成淮上军的岗地垄上农民群体,“衣食常不给”,“饷项无着,军人枵腹”[1]170。农民观念意识的落后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淮上军身上亦不时显现。就总体而言,淮河两岸农民、民团等组成的淮上军,它在革命武装斗争中体现出的坚定性和牺牲精神,在全国性的辛亥共和革命中,更值得褒扬。

[1] 张之屏.淮军纪略[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淮上起义军专辑(1987年印刷本).

[2] 杨慕起.岳王会早期情况简介[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淮上起义军专辑(1987年印刷本).

[3] 柏文蔚.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纪念柏文蔚先生(1986年印刷本).

[4] 陈紫枫.柏烈武先生革命谈话[Z].安徽省政协存稿.

[5] 潘赞化.安徽革命运动回忆录[M]//沈寂,中国近代史事论丛.合肥:安微大学出版社2009.

[6] 朱霞裳.王庆云传[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淮上起义军专辑(1987年印刷本).

[7] 张汇滔.安徽省政协文史委[M]//.淮上起义军专辑(1987年印刷本).

[8] 朱霞裳.淮上军光复寿州前后[M]//淮南政协文史委.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内部印刷本),.

[9] 朱霞裳.忆方玿舟父子[M]//淮南政协文史委.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4年内部印刷).

[10] 穆柴岩.定远方绍舟辛亥革命事略[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等.淮上起义军专辑(1987年印刷本).

[11] 廖梓英自述.淮南市政协文史委编[M]//淮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4年内部印刷本)

[12] 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德华日报引军机处电报档。

[13] 卞秉粲.辛亥革命亲历记[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文史资料选集(总第五辑1981年印本).

[14] 姜鸣球.辛亥革命时期颍上县概况的回忆[M]//引自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等.淮上起义军专辑(1987年印刷本).

[15] 刘恺慈.辛亥革命阜阳举义前后概况[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等.淮上起义军专辑(1987年印刷本).

[16] 颍州光复资料[M]//张湘炳,等.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17] 程华亭,张景周.倪嗣冲攫权祸皖片断[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军阀祸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8]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日河南藩司倪嗣冲致内阁军谘府陆军部电(军机处电报档).

[19]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新授河南布政使倪嗣冲致内阁请代奏电(宫中电报档).

[20] 管鹏.安徽革命纪实[M]//张湘炳,等.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21] 正阳司令张纶告急电[N]民立报,1912-01-13.

[22] 孙都督为倪军进逼致鄂军政府电[M]//张湘炳,等.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23] 顾奈.辛亥革命时期的淮上起义[M]//张湘炳,等.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24] 柏文蔚.安徽二次革命始末记[M]//安徽省政协文史委.辛亥风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5] 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江南提督张勋请内阁代奏电.

[26] 申报[N]1921-01-15.

Anhui Recovery in 1911:Type Classification and its Investigation

LU Fa-chun(Department of H 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fter Wuchang Up rising in 1911,all the p rovinces responded p romp tly to it,but Anhuiwas late to be recovered.The earliest recovery and independence in Anhui by the Huai A rmy including the social mobilization,revolution motivation and influence expansion was characterized w ith Anhui 1911 Revolution,that is,recovery of central cities after the cities and tow ns were liberated.Therefore,study on the type classification of the A nhui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up rising of the Huai A rm y can enrich and further exp lore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recovery f rom the cities recovery o Anhui’s 1911 Revolution.

the 1911 Revo lution;type classification;A nhui recovery;the Huai A rm y’s Up rising

K257.2

A

1674-2273(2011)05-0031-08

2011-08-10

陆发春(1963-),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史地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 陶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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