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越关系史的多重解读与正确定位

李 胜 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南 郑州 450015)

古代中越关系史的多重解读与正确定位

李 胜 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南 郑州 450015)

当代中越官方和民间对于古代中越关系存在不同的解读。越南官方因不同时间和场合有不同的解读，越南学者和民间多强调古代越南的“从属”和中国的“压迫”。中国官方和学者在不同场合对古代中越关系也有不同解读，但总体立场稳定且相对客观。中越之外的第三方多倾向于越南的观点。对古代中越关系不同解读的典型事例是“二征事件”。实际上，历史上的中越关系绝不同于目前中越的关系模式，不能以现代国际关系准则来衡量历史上的中越关系。

中国；越南；古代关系

古代中越关系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既有经济和贸易往来，又有战争和武装冲突。然而，现当代中越官方和学者以及第三方在解读古代中越关系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选择古代中越关系的不同解读为研究对象，试图说明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作为学科的历史学就像拼图游戏一样，根据不同需要有不同解读，这些解读极大地体现了游戏操作者——解读者(历史学家、官方)的动机。这种任意解读不符合历史真相，后果也很严重，但当前众多历史研究中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应当引起重视，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一、古代中越关系：多方观点、多个视角

(一)越南官方、学界和民间观点

越南官方、学界、乃至民间对越中关系史的看法应该说在方向上大体一致，不过在表述的方法上略有差异，且三者之间相互影响。

越南官方观点——因不同场合而有不同解读。越南官方对越中关系史的解读，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有所不同，其解读体现在若干越南领导人的相关表述。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越中关系处于所谓的“同志加兄弟”的最佳时期，越南总理范文同在欢迎来访的中国总理时说：“越南和中国是两个邻国，他们具有悠久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曾经共同遭遇近一百年被压迫的生活。”[1]而1993年，越南领导人杜梅出访新加坡，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谈时，“哀伤地谈起越南的悲情历史，其中1000年同中国交战[2]。

越南学者和民间视野中的越中关系——屈辱与反抗。越南史学家陈重金在《越南通史》中对古代越中关系史的描述较为全面，评价也较为持中，认为越南“濡染中国文明”，谈及宗藩关系时只把它当作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认为该国向中国朝贡是“取小国必须尊敬大国之义”，“并无多少损失、国家仍保持独立”[3]386。但多数越南学者强调古代越南屈辱地位，如越南官方色彩较为浓厚版本的《越南历史》认为，越南阮朝与清朝维持宗藩关系“表现出它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始终保持盲目隶属的臣服态度”[4]。民间的观点大致与越南学者观点相同。美国拍摄的电影《天与地》就是在一位越裔女性回忆录基础上改编的。在电影中，越南老人在为自己的女儿讲述越南民众不畏强暴，世代抵抗北方侵略的历史。在一本越裔美国学者写的家族史著作中，对越中关系史的认识，基本都集中在抗击中国侵略上[5]3-34。

从上所述，越南从官方到学界再到民间对古代越中关系史的解读多强调北方强权对越南的“侵略”等，而少提或不提来自北方的经济、文化如何推动当地的发展。

(二)中国官方、学界的观点

“中越关系源远流长”，“中越民族文化关系密切”[6]47，这可能是中国官方和学者较为一致的、对双边关系史的判定。

中国官方关于古代中越关系的观点——古代中国奴役越南。20世纪50至70年代，中越处于“同志加兄弟”时期，中国官方具有一种基于古代中国封建政权统治和压迫越南人民而产生的歉意。1956年，周恩来访问越南河内，并去了二征庙。《人民日报》当时发表关于中越关系史的文章指出，“从秦、汉一直到明、清，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侵略和奴役过越南，而所有这些大国主义侵略者都以失败告终。河内市中心的‘还剑湖’，正是这种历史的见证人”，“从毛泽东主席指示将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改为‘睦南关’到周恩来总理前往越南女民族英雄的像前献花，都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的伟大政治家在以诚挚的友谊来偿还历代王朝大国主义侵略者所欠下的债务”[7]。

1977年中国副总理在同越南总理的谈话中说：“我们毫不讳言，中国封建王朝是侵略过越南的，我们历来谴责这种侵略。周总理曾经亲自到河内二征王庙，向越南反抗汉王朝侵略的二征王致敬。”[8]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官方强调古代中越两国的交流与交往，例如2005年胡锦涛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说称：“两国人民在历史上互相怀有深厚的感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始终是加深两国人民友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在古代，我们两国人民密切交往、和平相处，共同推动了两国的发展。”[9]

中国学界对于古代中越关系的解读——宗藩关系。邵循正在《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中论述“中国之宗藩关系问题”时引用了“国际家庭”这一概念，“曩中国雄居亚洲，藩属环附，俨然自成一国际家庭，自有其法律习惯与基本精神”。“在此制度下，中国之地位若君若父若兄，藩属之地位若臣若子若弟。盖宗藩之关系兼法律与道德，名以国际家庭，极为切当。”[6]50戴可来认为，10世纪以前，中越关系是越南历史上的“北属时期”和“宗藩关系”时代。10世纪始，越南“摆脱中国封建王朝长达千余年的郡县统治，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但立国之后，仍与宋朝以降历代封建王朝建立了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形成了两国邦交的基本模式。直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这种关系和模式才告终止”[10]4。孙宏年认为，“宗藩关系是两国相互认可的封建王朝或政权之间的官方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边界交涉等方面一样，都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一部分，因为清代中国与并不存在宗藩关系的国家也有经贸、文化往来乃至侨民、边界交涉；宗藩关系又与其它方面相互影响，其演变、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中越关系发展的背景和基础”[10]2。

(三)第三方即越、中之外的相关看法——与越南立场相近

法国在19世纪侵占印支半岛时，相关学者积极配合，力图否认阮朝与清朝间的宗藩关系。根据邵循正的研究，有几位法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贡献较多。先是特维利亚(Deveria)：“中国指越南为藩，意云藩篱，盖借此防御外人之攻击……中国政府一面常欲使其邻属处于积弱之状态，一面又故示宽大，使保持相当之实力，足以御外患。中国以为将欲维持其优越之地位于久远，不宜以严厉示人。故其宗主地位仅为虚名。中国亦仅谋以种种方法证明其存在而已。”“DePouvourville引申此说，指中国宗主为具名乏实”。“Desfosses更进一步，研究十五世纪以后至中法战争前之中越关系，以排挤中国之宗主权”。邵循正说他“广征博引，用力甚勤”[6]47-48。日本学者山本达郎主编的《越南中国关系史：从曲氏抬头到清法战争》认为，“阮朝与清朝的关系，名为朝贡关系，实为对等关系”[10]4。英国人霍尔著《东南亚史》认为，越南文化早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东京和安南的越南人发展了日益增长的自觉性，这表现为对外国统治的敌视。公元3世纪，出现了一些反抗中国的起义”。“民族意识是经过几世纪来反对中国的政治统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11]。

在上述三方中，越、中各持一方，中方的观点更为客观，但受众在中国之外并不多；而越中之外的第三方大多更接近于越方的解读模式和观点，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二、个案：“二征事件”的不同解读

“二征事件”讲的是汉代交趾民女征氏姐妹起兵反抗朝廷之事。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但对事件的解读附加各种意含，被越方无限拔高。

(一)中越学者关于“二征”事件的学术解读

关于二征起事的原因，中越学者观点接近。越南学者陈重金认为是“抗暴”！汉廷官员苏定“为一暴虐之人，肆意苛政，交趾人恨之”[3]29-30。中国学者戴可来、于向东认为，朝廷派去的地方官吏为“贪墨之徒，不断激起人民的反抗”[12]。

但在对“二征事件”的评价上则不尽相同，体现了“历史就像十八九的姑娘、任人打扮”的特点。越南学者高度评价二征“但以妇人才智而能伸张大义挺身抗暴，使汉朝君臣为之震惊，这一行为足以使其声名流芳百世”；“直至今日，许多地方立祠庙奉祀二征，以示永远不忘我们越南国这两位女英雄的英名”[3]30。

(二)中国官方关于“二征事件”的立场

中国官方关于“二征事件”的立场，体现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领导人访问越南时到二征庙献花以及《人民日报》对这些活动的报道中。1956年，周恩来访问越南时，曾到“二征庙”献花。1957年3月，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中，说到访问越南和到二征庙献花，“我们还参观了越南人民纪念他们的民族女英雄征侧和征贰的二征王庙。这两位女英雄曾经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抗击过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我们曾经向这两位越南民族英雄的塑像献花致敬。”[13]1960年5月13日，访问越南的陈毅到二征庙献花后，对庙里的女住持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向二位女英雄致敬的”。“二位女英雄的英勇事迹值得越南人民尊敬，也值得中国人民尊敬”[14]。

1978年中越关系恶化，中国政府对“二征事件”立场不变，但视角和立意已有所变化，在于表明中国政府“反侵略、重友谊”之一贯立场。当年3月《人民日报》重提周恩来1956年到二征庙一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周总理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亲自到二征王庙，向两千年前抗击过中国封建王朝的侵略的越南民族英雄征侧和征贰的塑像献花致敬，表现了新中国坚决反对沙文主义，严格奉行国际主义的精神，在越南人民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把越南人民对中国封建王朝正当的义愤，转向新中国的人民，煽动民族仇恨，破坏人民友谊的罪恶活动，遭到沉重打击”[15]。同年7月，《人民日报》再发文章，提及二征事件，“一九五六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的时候，曾经特地到河内二征王庙，向越南古代反抗中国封建王朝的二征王表示敬意。这说明中国人民同越南人民一样，都是反对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的。这是中国方面为巩固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努力的一个生动的证明”[16]。

(三)越南官方的相关评价

越南《人民报》在1956年11月21日以“兄弟的情谊”为题发表文章说，周恩来在这次访问越南的时候，特地到二征王庙献花，表示对越南民族英雄的敬意。这件令人感动的事情，更加密切了越南人民同中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兄弟的情谊。文章拔高了“二征事件”的反对大民族主义意义，且用于当时的中越关系。

196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越南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陈辉燎的文章“越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称“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又访问越南。前几年周总理所做过的一件事，今年陈毅副总理也做了。那就是，他们凭吊了大约在两千年前高举义旗抵抗汉朝侵略的二征夫人庙”。陈的文章也不忘记把“二征事件”与当时的中越关系连在一起，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像给了妄图破坏越中两国人民团结的美帝国主义的仆从们一记耳光”[17]。文章是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肯定有所顾虑。即便如此，依然把二征的反抗侵略精神拔到至高。可以想象，此种背景之外，对于二征事件的任意拔高和随意诠释，应该是随心所欲了。

同样“二征事件”，无论是越中关系“同志加兄弟”时期，还是中越关系恶化时，都出现在双边官方的论述中，但意义与用意已有所不同了。

三、如何正确看待和认识古代中越关系

(一)相关学术词语的选择

首先，“中国”与“越南”以及“国家”或“国”的概念在描述和解释古代越南史和古代越中关系史时频繁出现，并不合适。在被解释的那个时段上，“中国”一词早就出现，但内涵与当代的“中国”一词往往绝不相同。而“越南”这个词汇尚未出现，它所涵盖的内容与描述的那个时段上的内容也不一致。在大多数的相关历史著述尤其是许多英文著作和文章中，几乎都是以“越南(Vietnam)”“中国(China)”来解释历史上的关系，如此以来难免造成错觉，把历史上的关系模式与现代的模式对等起来。而事实上，历史上位于目前中越两国领土上的政权间的关系绝不同于目前中越间的关系模式！

其次，对于历史上位于目前中国土地上的多个旧政权与历史上位于目前越南土地上的旧政权之间的武装冲突、战争以及相互有军队进入对方土地，在描述上述事件时，用“侵略”“入侵”“用兵”“平息叛乱”等词也不合适。上述负面事件持续的时间肯定不长，但在大多数的著作中却占有了太多的笔墨，花费了太多的功力，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少误会。

(二)正确定位古代越中关系

在描述古代中越关系时，现代著作多以现代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来着笔，这种做法并不合适，古代中国和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不同于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王赓武认为，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类似“国际关系”的概念，但这个观念没有系统化。到了秦朝一统后，中国只有“天下”的概念了。邻近的国家如果要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就得朝贡，接受中国高高在上的地位。费正清把这样的关系称为Chinese World Order(中国世界秩序)，中国并没有和朝贡国有太多的往来，它当时是从国防和贸易出发，建立朝贡制度的[18]。

根据上述解读，结合本文前述回顾中邵循正以及其他诸多学者对古代中越双边关系的判定，至少可以得出如此结论：当下常用的“国家”“国”“国际关系”概念不可轻易地套用到古代的中越关系上去，那是一个有着自身特色的双边关系。然而，遗憾的是，目前的相关论述中有太多以简单化的用词选择和手段去描述和解读那个时段的中越关系，并产生了较大的误会——以现代国际关系准则来衡量历史上的中越关系。

小结

历史是一门科学，研习历史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现实中，不同的主体则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历史任意解读。甚至同一个主体也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同一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解读，就像本文所提到的古代中越关系那样：历史事件、过程本身很丰富，有经济、文化交流，并且持续久、占据了历史时段的大部分，但因无多少表现价值，过于平淡，在史家、政治家那里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也有冲突、战争，时间肯定不长，然而战争与冲突却比经济、文化交流的表现价值大，也被赋予了更具吸引眼球的能力，也成了史家、政治家的宠儿。这样类似拼图游戏一样任意解读历史的方法，不能真正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

[1]在越南河内市民欢迎大会上范文同总理的讲话[N]．人民日报，1956-11-20．

[2]李光耀．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349．

[3]陈重金．越南通史[M]．戴可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一集[M]．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58．

[5]Duong Van Mai Elliott．The Sacred Willow:Four Generations in the Life of a Vietnamese Famil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6]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7]展潮．红河畔的友谊[N]．人民日报，1956-11-23．

[8]1977年6月10日李先念副总理同范文同总理谈话备忘录[N]．人民日报，1979-03-23．

[9]胡锦涛在越南国会的演讲[EB/OL]．(2005-11-01)[2011-12-16]http://www.gov.cn/ldhd/2005-11/01/content_88913.htm

[10]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

[11]D.G.E.霍尔．东南亚史[M]．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48-250．

[12]戴可来，于向东．越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7．

[13]周恩来．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1957年3月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之一)[N]．人民日报，1957-03-06．

[14]陈副总理向二征庙献花[N]．人民日报，1960-05-14．

[15]外交部理论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回忆周总理同第三世界的深情厚谊[N]．人民日报，1978-03-04．

[16]《人民日报》评论．是谁在煽动民族仇恨？[N]人民日报，1978-07-16．

[17]陈辉燎．越中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N]．人民日报，1960-08-30．

[18]王赓武．让新加坡成中国及华人研究重镇[N].联合早报，2009-06-07．

[责任编辑孙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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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1)03-0157-04

李胜伟(1974-)，男，河南濮阳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2011-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