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作年新论

张玖青，曹建国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七月》作年新论

张玖青1，曹建国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七月》的作年有先周说、周初说和春秋中期说。从“万寿无疆”等嘏词以及“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等套语看，《七月》的作年应该为西周中期。明确《七月》的作年，对我们解决诗的作者、诗旨等问题有帮助。

《七月》；嘏词；套语；作年

作为《诗经》中的名篇，《豳风·七月》所受到的称誉非常多，甚至被许为“一诗之中无不具备”的“天下之至文”[1]164。然而这首诗所引起的争论也非常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题旨，是统治者陈王业还是社会下层的血泪控诉；二是作者，是大圣周公、小奴隶主还是社会最下层的奴隶；三是年代，是先周、周初还是春秋时期；四是历法，是周正、夏正还是周、夏合历，或者三正并用，甚或是彝族十月太阳历。四者中，题旨、作者、时代纠结在一起，能突破其中一个，便可以解决其他两方面的问题，至少对解决其他两方面问题有很大的帮助。而历法的问题则相对独立，它主要关系到诗中“一之日”之类诗句的训诂。有鉴于此，本文欲从语词的角度对《七月》的作年进行探讨。笔者认为，某些诗的语言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能成为我们解决这些诗篇作年的一个突破口。如《小雅·十月之交》、《正月》、《雨无正》、《小旻》是同一时代的诗，故这些诗便语词相近。王国维先生也曾从语言的角度判断《商颂》作于西周中期，他的研究方法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价值。

一、“万寿无疆”与《七月》作年的上限

《七月》的末节有“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的表述，其中“万寿无疆”是一句嘏词，具有断代价值。何谓嘏词？《礼记·曾子问》云“祭必有尸”，是说古人祭祀之时，必须设立尸位。所谓的尸，就是宗庙祭祀时代替死去的祖先接受祭祀的替身。故郑玄《仪礼·士虞礼》“祝迎尸”条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2]1168祭之有尸，其来已久，殷墟卜辞中就有“延尸”、“立尸”、“饮尸册祝”、“祝于尸”、“献尸牛”等记载。考古发现中也曾见尸祭的具体情形，如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铜器残片的刻纹[3]，及云南晋宁石寨山12号汉墓出土的贮贝器的尸祭雕塑像[4]，都直观地呈现了古代的尸祭场景。但是祭祀时，孝子不能与尸直接沟通，需借助于祝。祝其实就是巫，《礼记·曾子问》：“礻合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郑玄注：“祝，接神者也。”《说文》：“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所以古人每每“巫祝”连称。殷墟卜辞中有“册祝”。“册”于此当为“作册”，习见于卜辞及周初金文，是官名，因为这些人专门负责将禳凶祈福之辞写到简策上，故以此名官，它有巫的色彩，又相当于后世的“史”。“册祝”就是由作册将事先写在简策上的话诉之于神灵。此外，祝还要代替孝子“劝飨”，《仪礼·士虞礼》“祝飨”，郑注：“飨，告神飨此祭。”[2]1168《礼记·礼运》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说祝将孝子之意告于祖先神灵，然后再将先祖神灵的赐福转达给孝子，此即所谓“尸嘏”。《仪礼·少牢馈食礼》：“尸执以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句中“眉寿万年”、“勿替引之”之类的吉语即所谓“嘏词”。

尽管早在商代祭祀就有尸，但当时是否有尸嘏，却不得而知，甲骨文献及商代青铜铭文均不能给予证明。但周代金文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徐中舒先生曾详细地考察过金文中嘏词的情况，作有《金文嘏词释例》[5]502-564，判断恭王朝为嘏词定型期，并且认为“祈匃与祝意相当，锡降与嘏词无异”，而“嘏词为具有大众性之语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格，一地方有一地方之范式。盖此等语言，每以思想之感召，成为风气而不自觉，及时过境迁，虽以善于依仿之作者，不能追摩无失”。定恭王朝为嘏词成熟定型期，或许稍微有些晚。根据对包括新出金文的考察在内，金文中出现嘏词大概在成康时期，如臣谏簋的“匄永福”，史兽鼎的“永宝”，史臣言簋的“其于之朝夕监”之类。只是嘏词内容不统一，也非常简短，而且有这样嘏词的器也不多。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看作是金文铭刻中嘏词的萌芽期。到了昭王时代，金文中的嘏词相对多了起来，内容也相对统一了，多为“××永宝”，或曰“妇子后人永宝”，如令组器，“子子孙孙永宝”，如厚趠方鼎，或曰“万年永光”，如召尊。到了穆王时代，有嘏词铭刻的青铜器占了绝大多数，嘏词的内容已经比较统一了，就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但是有两类嘏词应该引起注意：一是“寿考”、“万年”之类的词语开始出现，而且占有一定的比例；二是“×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嘏词开始出现，而这种表达方式是恭王世以后金文嘏词的主流形式。此外，恭王世还出现了几种新的嘏词类型，比如师父鼎铭文中的“眉寿、黄耇、吉康”等，相同的嘏词也见于仲父器、应侯见工钟、墙盘等。至此，西周铭文中所有的嘏词类型基本上都已出现，无非是频率的高低而已，比如“眉寿”一词就大量出现于夷、厉以后的铜器铭刻中[6]。但通过对嘏词的考察，我们又可以发现穆王时期嘏词与恭王时期的不同。穆王世及其以前，一般都为“子子孙孙永宝用”，恭王世以后，几乎每一器都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样的嘏词，而早期的“子子孙孙永宝”之类的嘏词基本上废弃不用了。这一变化，暗含着叙述视角的调整，“子子孙孙永宝用”是说给先祖听的，而“×其万年”则是唱给自己的祈福赞歌，这一转变显示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具有思想史意义。

《诗经》中的语言与周代青铜器铭文基本上是同步的，文献确切记载属于西周早期的诗篇，如《时迈》、《大武》组诗中都没有见到嘏词。所以，据此我们推断，《诗经》中出现嘏词的诗篇应该大致不会早于西周穆王世。《七月》中既然出现了“万寿无疆”这样成熟的嘏词，我们推测它的作年，至少写定年代不会早于穆王世。

二、“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与《七月》作年的下限

《七月》中“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的诗句见于《小雅·出车》，其曰：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

很显然，《出车》中的这段文字灵感来自《七月》。我们这样说是基于下面三条理由。首先，《出车》中的这段文字的前四句是檃栝《七月》的整个第二段文字，如“仓庚喈喈”便是来自《七月》的“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而“卉木萋萋”则是对《七月》“柔桑”意象的变相。

其次，在《七月》中，“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以及“春日迟迟，采蘩祁祁”都是实义的表达。根据它们的内涵分析，这些描写显然暗示了婚姻，也就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的表达同样见于《豳风·东山》的末章，当那个战争归来士兵回忆起他的新婚喜悦时，同样也说道“仓庚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而在《出车》中，前半段的写景与后半句的战争实在难以联系起来。相对而言，《出车》中的这段写景文字只能算是一种文学上的点缀，或者说是婚姻含义的非常隐晦的表达，暗示战争结束，美好的婚姻生活便可以开始或继续。但无论是文学上的点缀还是非常隐晦的表达，都需要有一个前提。文学的点缀必然是对此前存在的内容有针对性的选择，而隐晦的表达也必须以此前的存在作为前理解。所以，《七月》的描写一定是要早于《出车》。

最后，《出车》诗一首高度图案化的诗，就像一幅艺术拼图一样。除了上文说到的“春日”、“仓庚”外，还有两段文字与其他诗相类，一处是：

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

王事多艰，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这段文字非常像《采薇》、《小明》中的相关段落，前六句更像是《采薇》的诗句，而后两句则完全模仿《小明》的“岂不怀归，畏此××”。另一处是：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相似的内容见于《召南·草虫》，两者内容几乎一致，只是《草虫》没有关于南仲的两句诗，而多了一句“亦既觏止”。根据内容来看，《草虫》大概是一首写男女媾合的诗，与《野有蔓草》类似。但这样的内容放到《出车》中显然不类，因它与下文语境完全不合。所以，我们也只能认为这几句诗放在这里，是一种语言修饰，为了美化的效果，而它对诗的主旨表达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大相信《出车》会是如此高度典范的作品，成为《七月》、《采薇》、《小明》、《草虫》等诗的模仿对象，而更愿意相信《出车》有意识地借鉴了、吸纳了这几首诗中的相关表达，不管是出于文学性的装饰还是确实意义上有关联。

既然《出车》借鉴了《七月》的表达，那么《出车》的作年就可以作为《七月》作年的下限。文献记载《出车》的作年，《汉书·匈奴传》云：

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据此，则《采薇》为懿王时诗，《出车》为宣王时诗。又，南仲见于《大雅·常武》，毛诗序云：“召穆公美宣王。”与《匈奴传》吻合。另外，蔡邕《谏伐鲜卑议》亦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猃狁，威蛮荆。”所以，《出车》为周宣王时诗，则《七月》不当晚于宣王时。

三、周正与《七月》作年蠡测

《七月》中有“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的表述，又有“春日”、“蚕月”、“四月”一直到“十月”的表述。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称呼？学术界一般认为“×之日”是周正，而“×月”则是夏正。如清俞樾曰：

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以周正纪数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夏正纪数也。公刘迁豳，当有夏中叶，则其俗必用夏正。周公作诗，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故即本豳人之俗以立言，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为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变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纪数，而又不与豳俗之用夏正者相混而无别，正古人立言之善也。既曰“一之日”、“二之日”，则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谓之一月、二月，故从周正数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为蚕月，蚕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数之则五之日也。不言“五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之日”也。

这种说法比较折中，也为大多人所采信，而且对照《夏小正》，也基本吻合。如《夏小正》记载二月物候及农事曰：“往耰黍，禅；初俊羔，助厥母粥；绥多女士；丁亥，万用入学；祭鲔；荣堇采蘩；昆小虫，抵蚳；来降燕，乃睇；剥鳝；荣芸。”“往耰黍”的“耰”是“覆种”的意思，相当于《七月》的举趾赴田。“禅”意思说开始穿单衣了，与《七月》“春日载阳”的描写相当。“初俊羔，助厥母粥”，涉及《七月》的“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绥多女士”、“荣堇采蘩”正与《七月》第二段“采蘩祁祁”、“女心伤悲”的内容相吻合。尽管表现内容基本上吻合，《七月》何以要用这两种形式来表述，却仍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俞樾的解释仍有点牵强，或许并不是真正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说《七月》用夏正和周正应该是能说得过去的。

但这紧接着又牵涉出一个问题，即周正是何时建立起来的呢？这一问题实际上关涉周礼的制定与完善。历史上盛传周公制礼，如《礼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尚书大传》也有类似的说法。据说《周礼》与《仪礼》都是周公制作的，但在我们看来，这种完备的“制礼作乐”系之于周公，极大的可能是出于后儒的想象与虚构。我们承认作为政治家和周朝开国元勋的周公的才能及其可能的成就，先秦的史书也有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比如《左传》文公十八年就明确地提到了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常，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左传》昭公二年晋使韩宣子也有“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赞语。关于周公作乐，史籍多次言及武王克商后，命周公作《大武》乐的事。这些虽然能证明周公确有“制礼作乐”之事，但文化的成熟是一个不断丰富与完善的过程，需假以时日。周公制礼作乐，也只能说明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草创者和奠基人，欲成熟完备周礼，尚有赖于历史的不断积淀。《尚书·洛诰》作于周公摄政七年，将致政成王的前夕。是篇中，成王尚忧叹：“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说明所谓“六年制礼作乐”之事为乌有。今人的研究，认为周公制礼，只是于作为仪式的礼容中加入“德”的内容，使之伦理化，为以后周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7]338。具体的礼仪规范，周初时人基本上是沿习殷商旧制。以金文中出现的祭祖礼为例，有人对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二十种祭祖礼的名称与殷墟卜辞、殷代金文、周原甲骨以及春秋战国金文作一比较。结果发现，除翟、禋、尝三种祭礼外，其余十七种都是殷周同名[8]。《尚书·洛诰》更是明确记载周公语“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殷周同名的十七种祭礼多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中，而翟、禋、尝三种祭礼均出现在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中。这与考古发现中得出的周人在中期昭、穆以后方才形成自己的稳定礼制的结论相吻合[9]。比如殷人好酒而周人禁酒，但西周墓葬的青铜礼器组合显示，在成康以前墓葬中，酒器仍为重要的随葬品，高级组合甚至为一套食器、一套盛酒器、一套饮酒器，说明周初人仍不能从根本上摆脱殷人的影响。只是到了昭、穆时期，尤其是穆王以后，礼器组合才呈现新的特征。昭王以后，除原有的鼎、簋等食器，鬲也渐渐成为主要的随葬品。穆王以后，礼器组合中食器又有新的器种，出现了、簠，增加了盘、盉等水器，而酒器开始衰落，觚、斝、觥等消失[10]。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正是旧文化破坏而新文化确立的一个表征。

就周代的历法而言，其演进的进程也应该如此。也就是说，到了西周中期，周人才可能摆脱殷人旧法而确立新法。这不仅是礼制的问题，同时也与科学的进步相关。西周早期大概实行和殷人一样的历法，如年终置闰，周代青铜器铭文中习见“十又三月”。两者的不同只在于表述不同，殷人习惯称“十月又三”，周人称“十又三月”，仅此而已。在殷墟卜辞和商代青铜铭文中，还可以看到“十四月”或“十月又四”，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置闰不准确而导致失闰的一种非常规弥补方式[11]303-307。而这一现象也见诸周代早期的青铜铭文，如近出的叔夨方鼎中便有“十又四月”[12]。之所以如此，因为西周初年，所谓的月仍然是朔望月，历月以新月出现为月首。这一情况大概在西周中晚期发生了变化，《小雅·十月之交》出现了“朔”，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废朏用朔，靠科学推断来确定新月的开始[13]164-166。

四、结语

所有证据都表明，《七月》一诗不可能作于周初，其最早也只能作于中期以后。如果说得再具体一点，我们推测它应该作于西周穆王时期。恭王世的标准器《史墙盘》评价了文王至恭王的各个时期的周天子，其称赞周穆王能“井帅宇诲”。所谓的“井帅宇诲”应该不是指穆王能帅型历代前王教诲，因为那样实在是太空泛了，这句话应当是说穆王能帅型四海，为天下制法。经过前世诸王的努力，周朝的疆土不仅扩大，而且四夷渐趋安宁，即便是昭王南征不复，但东南夷还是成了向周朝纳贡的属邦。在此情况下，周穆王完全有条件制定周礼。近出的盠驹尊被认为是穆王世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周穆王亲自参加了执驹礼，表明他对于马政的重视。相信他对于农政也应该非常重视，至少不在马政之下，更何况周人自始祖后稷起便确立了以农业立国的大政方针。

在《七月》的首段，诗写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与《大田》、《甫田》对比可知，这是以曾孙的口吻写的。我们认为，《大田》等诗中的曾孙便是周天子，这些诗也应该诵于周天子籍田之时。并且《小雅·大田》、《甫田》等(李山认为这些诗作于恭王世。《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52-53页)农事诗也是与《七月》相辅相成的，但我觉得这些诗应该作于穆王世，反映了周人农政制度的成熟。马银琴认为周穆王时期《诗经》第二次结集，但她认为《大田》等诗被纳入《诗经》是在宣王世(《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大田》等诗抒发的是虔敬的宗教情感，《七月》则是平静的农业知识叙述，所谓“周公作《七月》”或“下层民众的血泪”等等均不能切合诗旨，是传统经学或现代社会政治学视野中的误读。

[1]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贾公彦.仪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江苏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J].考古,1965(3).

[4]钟学易.晋宁石寨山12号墓贮贝器上人物雕像考释[J].考古学报,1988(4).

[5]徐中舒.金文嘏词释例[G]∥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

[6]曹建国.金文嘏词与诗篇断代[J].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9(49).

[7]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周礼”[J].燕京学报,1997(3).

[9]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J].学术月刊,1994(11).

[10]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J].考古学报,1988(4).

[11]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12]李伯谦.叔夨方鼎铭文考释[J].文物,2001(8).

[13]张培瑜.中国古代历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海林]

I222.2

A

1000-2359(2011)03-0180-04

张玖青(1974-)，女，安徽桐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曹建国(1969-)，男，安徽霍邱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011-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