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域外游记到新文体
——晚清古典散文转型的游记视角

杨 波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从域外游记到新文体
——晚清古典散文转型的游记视角

杨 波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晚清域外游记是古典散文的近代转型中颇为重要的一环，从域外游记到新文体，晚清海外文人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域外游记则是还原这一演变过程的最佳文本。

域外游记；主题变迁；桐城文人；新文体

晚清中国,大厦将倾，跨出国门的文人，再无雍容雅致的气度和心境来观照异域的山川风物，念兹在兹的是振衰起弊、再造新国的迫切愿望。与此相应，域外游记的关注主题与写作策略也作出了相应调整。桐城海外文人的着意实践，使古典散文打破了传统义法的为文矩蠖，为传统文体融汇新知、接纳新世界树立了典范。梁启超在汲取明治政论文体质素的基础上，广采博闻，引欧西文思与传统文法融为一炉，别创新文体。从域外游记到新文体的演进轨迹已呼之欲出。

一、主题的变迁与功能的拓展

游记作为散文之一种，乃地理风貌与文学书写的结合体，不管是侧重描摹自然风光的山水游记，还是偏于记述道里行程的舆地游记，山水风景均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浅则记述情感体验的兴发，深则阐释哲学思辨的萌动，于是“构建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1]便成为游记最重要的题旨。而记录海外见闻的晚清域外游记，境界风貌却与此大不相同。

先进的交通工具使得人们越洋跨海、出入异国不再是奢望，西方世界林林总总的社会世相闯入晚清旅人的视野。与传统游记怡情山水、借景抒怀不同的是，晚清域外游记描摹自然风光的文字不多，取而代之的是连篇累牍的关于西方各国山川政俗、社会民生、交涉礼仪、工艺制造的记述，呈现出由“自然相”向“社会相”的递变。

文为有用之文，游非无事之游。无论是奉命出使的官员，还是负笈留学的学子，以及亡命海外的文人，都自觉肩负着觇国势、审敌情的使命，加之清政府要求出洋官员随事咨报，于是传统游记中那些吟风弄月、点染山水的雅人深致几乎无迹可寻：

非稽国计，即鉴民生；非烛年政，即研学术；非测天度，即诹地险；它若山水之奇次之。习俗之异，又次之；而风景翻新则略。[2]

若夫游览，风景山川，无关宏旨，概从缺焉。[3]

文辞优劣暂可不计，如实记录异域见闻，有益国家即可。张旄异域，航海远行，本非品题山水之时，优游之乐更无从谈起。与身穿朝衣、心在烟壑的传统文人不同，他们舍弃了山水之美与生命情态交融、天人合一式的叙述传统，忧国忧民的旅者，“在异国山水中看到的不是自我心灵的投射，而是沉重的家国之思”[4]。袁祖志游览庞贝古城遗址之后，叹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物遗迹何其丰富，但“无人穷搜而力究之，即偶得一二，亦必秘藏私有，国家不得与闻。因之沉沦不显，湮没无闻，殆未可以胜计”[5]。西方国家善于保护经营，使后人在游览之余受到国情教育。中国却任由宝贵的文化资源毁坏殆尽。康有为每见风景佳胜之处，总会进行一番中西对比，于差异之中寻求救国自强的良方。他在伦敦畅游海德公园时，对长桥枕流、芳草红花、水滨沙际、小舟泛波的美景颇为嘉许，意识到公园对大众修憩养生的重要服务功能，从而感慨：“吾国从兹变法，明逆后事，乃可以新国治之，不可苟且图存与旧城也。宜划城外地为新市邑，开马道汽车以诱致吾民，计铁道既通，聚民甚速，成都成市，皆在指顾。”[6]变法图强，应革除旧制，乃至于应效仿伦敦，旧城弃之另辟新地，可见康有为呼吁变革的急切心理。

晚清旅人笔下的异国山水，触动的不再是心与物游、情景交融的审美体验，油然而生的却是“我不如人”和“时不我待”的焦虑与无奈。这种心关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与传统游记悠然自足的文体风格似乎不大合拍，但在域外游记中却占据了异域言说的核心位置。这种新的游记形态俨然成为经世致用的利器。唐文治领略巴黎郊外美景后，叹西人优游之乐，正是国力强盛的体现，所谓“忧乐者，固人心危微之界，而国之盛衰消息系焉”[7]。郭嵩焘在《使西纪程》中大发宏论，纵论西人政教修明，中国已落人后，招致上下攻讦，背负骂名。王韬称作文不过聊以自娱，《漫游随录》中随处可见直接的政论表达,已经打破了古代游记散文固有的寓情于景和寓理于游的书写范式,突破了古代游记散文长于记游而短于议论的文体局限，赋予其新的文体活力，“反映了游记散文体的较早的现代性变革呼声”[8]。后来诸人，也多借所见所闻，阐发游历心得，书写变革良策，以期有裨家国。康有为直言游记实为“政治考察”。这种新的游记形态以觉世为宗旨，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为目的，合乎“大叙述”的时代要求，掀开了晚清散文新变的序幕。晚清域外游记的工具化和政治化倾向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使得作品本身的知识性、思想性远远超过文学性。域外游记大多涉猎浩繁，行文以求详尽为务，而无剪裁，确非行远所宜。不过，这种局限亦是当时经世致用时代风气使然，不应过多苛责。

二、别开生面的桐城域外游记

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同为曾门之湘乡文派代表作家，出使海外的经历造就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结局各异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为文治学的价值取向。

郭嵩焘出洋较早，时有佳作，他以为：“今之为诗文者，徒玩具耳，无当于身心，无裨于世教。”[9]驻节海外期间，他多关注西方各国政教礼俗、科技民生等，日记多随感随记，意气充沛而不修文辞。过于庞杂的内容和事无巨细的记述，掩盖了其桐城文家的声名。其主要贡献在于以先行者的身份提出诸多惊世骇俗的新思想，同时以身垂范，为后来桐城诸人开辟了作文的新路。日记中多直接使用英文音译词汇，后加注解，给人以中西杂陈、耳目一新之感：

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civilized)，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哈甫者(half)，译言得半也；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国曰巴尔比里安(barbarian)，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10]929

中国一向妄自尊大，视西方国家为夷狄，殊不知在西人眼中，中国实与波斯、土耳其等落后国家一样，被视为半开化之民族。如此骇人之论，以这样中西合璧的文字语重心长地道来，着实振聋发聩。文中甚至出现了直接以英文词汇入文的现象，如论天主教称呼：“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11]491这种大胆的行文方式，可视为另一种输入西学的努力，使读者读其音、会其义，于潜移默化中了解西方文化，也显示了桐城古文融合欧西新思想、表现新事物的可能。

薛福成学识闳通，胸襟疏旷，行事亦练达沉稳，兼具学者与外交官双重气质。他十分看重出使日记的写作，意识到出使日记因袭蹈旧、无甚新意的弊病：

惟日记虽体例不一，而出使情事无甚歧异。查前出使英法大臣郭，及前出使英法大臣曾，俱有日记，所纪程途颇已详备。若但仿照成式，别无发挥，雷同之弊，恐不能免。[11]8

他在力图改变出使日记千人一面的弊端的同时，也宣示了他不甘步人后尘、力求创新的写作态度。黎庶昌赞其文“辞笔醇雅，有法度，不规则于桐城古文”，推允其出使日记“与日记中为别调”[12]193，为必传之作。薛福成自言海外纪游“于叙事之外，务恢新义，兼网旧闻，既有偶读邸报，阅新报而记之者，亦因其事关时局，不能不录”[11]10。他文笔醇雅、声光骏发，秉承“文者,道德之钥,经济之舆”的经世法则，效法郭嵩焘日记，将西方国家的政教礼俗、山川风物、工艺制造、典章制度等尽数纳入眼底，参酌己见，述之笔端，其思想容量和学术价值绝非一般海外游记可比。内容决定形式，如此丰富驳杂的思想内容要从容表述，实属不易，薛福成虽注意文章体例，“未敢率尔妄作”,但承认也“有因时变通者”。日记中有的篇章刻画详尽，洋洋洒洒数千字，有的言简意赅，寥寥百余字。如此这般不重桐城义法、率性而为的做法，引起吴汝纶的不满：“郭、薛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而颇杂公牍笔记体裁，无笃雅可诵之作。”[13]这过于苛刻了，毕竟如《观巴黎油画记》、《白雷登海口避暑记》等均为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黎庶昌勤勉好学，才学卓著，《西洋杂志》为其海外出使生涯的点睛之作。全书以专题分类，描绘议院议事、茶会沙龙、婚丧礼俗等异域风情。黎庶昌为文客观平实、清丽典雅，从不随意评骘古今、臧否人物，极少有铺张扬厉、激情盎然之作。他善于将新名词、新事物以简洁雅致的古文笔法从容描画，无论是写印刷报刊过程的《巴黎印书局》，还是介绍织布工厂工作流程的《布生制呢厂》，以及描写玻璃器皿制作工艺的《蝉生玻璃厂》，都把原本精深复杂的机械流程刻画得生动细密，引人入胜，读来丝毫不觉枯燥乏味。电线、玻璃、吨、买特尔(meter)、吉罗(kilogram)、电气灯、佛朗(法郎)、齿轮，这些原本与传统古文格格不入的英文汉译科技词汇，在他笔下一经调配，化而无痕，毫无造作生疏之感。其海外所作名篇颇多，《马德里油画院》、《伦敦赛马》、《加尔德隆大会》等，皆妙笔生花，为国人展现了一幅幅西洋风情画，被誉为“有清一代别开生面的作品”，“已具有现代美文的特点”[14]。

陈平原说：“要说对于新学的传入，雅驯清通的桐城文章，其实是最合适的。”[15]这一新一古，难免矛盾，怎能相得益彰？桐城古文语言禁忌甚多，魏晋俳语、汉赋句法、诗歌等均被排除在外，更遑论西洋科技名词、西文音译词等这些异域文化的新鲜质素。薛福成甚至认为“然则桐城诸老所讲义法，虽百世不能易也”[12]352。如此看来，他们的海外游记岂不是与此背道而驰了？这其实是一种迂回的变通之道。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叙》中说：“后世之变，何所不有……不得以古所无非今之所有”。不过采而用之是有前提的，即将西方文化纳入传统儒家文化之道：

西人立法施度，往往与儒暗合。世徒见其迹之强也，不思其法为儒所包，而所谓儒为不足用，是乌足语道哉！……向令孟子居今日而治洋务，吾知并西人茶会、音乐、舞蹈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耳。[16]

既然西洋之种种新事物，如火车、汽船、电报等格致之学，以及茶会、沙龙、舞会等礼仪风俗与儒家文化之道并不相悖，那么以新名词入文，自然也就名正言顺了。

世易时移，今昔各异。种种未曾经验的新生活、新事物随着异域之旅渐次呈现，在记录游历见闻时，原有的语言词汇已捉襟见肘，新词汇的引入是大势所趋。在桐城文人笔下，这些新名词并不呆板、生硬，而是与具体事物有机联系的“活”的语言单位[17]。他们不是浮光掠影地介绍西方文明，而是力求借助新名词，向国人真实、形象地展现西方世界。海外行旅开拓了他们的眼境胸襟，欧风美雨的濡染使他们的散文风貌也别具一格。文章之变，以时代潮流为转移，世事更易，境界风貌亦随之不同。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人的域外游记反映了以经世要务、当代掌故为特征的湘乡派文，随着经济无穷、事变日新，已经超越了桐城派的为文矩蠖，呈现出桐城文家在坚守与创新中开拓散文新变的轨迹。

三、梁启超与新文体

1898年秋，戊戌新政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翌年岁末，又远赴美国，后因故只达夏威夷檀香山。亡命海外对梁启超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和契机，从国内盱衡当世的风云人物，转而成为被通缉的要犯，他在旅途之中的心情可谓五味杂陈。敏感的心绪极易为途中风物影响和感染。赴夏威夷的途中，梁启超读德富苏峰《将来之日本》、《国民丛书》等书，对此种糅合汉文语调、欧西文脉的政论文风甚为嘉许，冥然心会，文界革命的呼声油然而生：

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开一别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18]604

这种看似偶然的因缘际会，实际上是梁启超在日本居留生活期间，受日本明治文化濡染的一种必然反应。他满怀欣喜地写下初到日本，接触新思想的感受：“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之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8]589在《论学日本文之益》又说：“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19]全然不同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给了他广阔学习新知、融汇思辨的空间，逃亡生活竟然成为他难得的体验异域文化、再造自我的契机：既有知识思想上的参照，也有日常生活习俗的感染，更有生命内部的启示。这个多源融汇的过程,绝非一个文化交流的理性思维所能够囊括的了的，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创作主体的自身生命意识与文学意识的激活[20]。在这个复杂的类似化学反应的过程中，异域体验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从日本到美国，梁启超的思想和见识进一步深化，其新文体日趋成熟和劲健：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18]459

纵横四海的海外行游让梁启超体会到了19世纪世界风潮的冲击颠荡，终将他从一个了然无大志的“乡人”，一变而为“国人”，再变而为“世界人”。这种先知先觉的蜕变，被李欧梵誉为“中国进入世界的开始”。离开家国远走他乡，再以世界人的眼光回头审视故国，自然会有超出寻常的见解。这些纪游文字不仅记录了梁启超思想转变的轨迹，而且这种由外及内、反观自身的旅行姿态也赋予其游记厚重的文化意义。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非有意为之，因“昔贤旅行，皆有日记，因效其体，每日所见所闻所感，夕则记之”[18]588。《新大陆游记》开宗明义申明创作宗旨：“中国此前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难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惟历史上有关系之地特详焉。”[18]419《新大陆游记》既刻意为之，对西方文明的考察相当深入，在旅途中引发的思考也未随旅途结束而终结，在其他文章中多有延续。如《新大陆游记》论中国人之缺点有四：一曰有族民资格无市民资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曰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曰无高尚之目的。同一时期及以后的多篇文章，如《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年)、《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年)、《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1901年)、《新民说》(1902年)、《论中国国民之品格》(1903年)等，集中讨论了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独立自由意志，以及民族主义思想、集体主义与公共爱国精神等问题，可说是游记的补充和深入。

新文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梁启超个人才情与创造力的结晶。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白话文渐成为社会通行的文体，新文体逐渐失去昔日的神采。1918年，梁启超再度出游欧洲，记录此次行程的《欧游心影录》已开始使用流畅平易的白话文，显示了他与时俱进的气魄和远见。

四、余论

从不以文事自膺的出洋使臣，到以匡济时艰为志业的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等桐城文家，以及倾心变法、亡命四海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在近代文学变革历程中留下自己足迹的文人，毕竟是少数。他们都有游历海外的经历，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暗示了异域行旅与文学变革的微妙关联。自东伹西的旅程，跨越的不仅是家国异邦的界限，更是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感的边界，亘古未见的种种新奇物象必然带来表达方式的更新，从域外游记到新文体，晚清海外文人着实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域外游记则是还原这一演变过程的最佳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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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5

A

1000-2359(2011)03-0195-04

杨波(1979—)，男，河南沁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2011-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