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以来小说“走向城市”叙事的悲剧意蕴

李 达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南 郑州 450015)

论新时期以来小说“走向城市”叙事的悲剧意蕴

李 达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人文社科系，河南 郑州 450015)

新时期以来小说“走向城市”叙事蕴涵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英雄悲剧的普通人的悲剧。从美学的角度看，悲剧在文本中主要表现为社会悲剧、性格悲剧、命运悲剧、人性迷失的悲剧等四种形式。文本呈现悲剧风格缘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矛盾、作家的立场和视角等。

走向城市；悲剧意蕴；悲剧类型；悲剧成因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一部分乡下人开始通过种种方式摆脱土地的束缚，离开落后贫瘠的乡村，走向物质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新时期以来的作家敏锐地感应时代脉搏，纷纷用笔描绘出了“乡下人进城”这一当代中国的壮阔图景，如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阎连科的《情感狱》、周大新的《走出盆地》、李佩甫的《城的灯》、尤凤伟的《泥鳅》、吴玄的《发廊》、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荆永鸣的《外地人》、李肇正的《傻女香香》、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等等。上述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乡下人在把“进城”作为人生奋斗目标的路途中，付出了情感、身体甚至生命的惨痛代价，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或以失败告终，或身体进入了城市，灵魂却成了永远无法还乡的漂泊者，故事及其主人公身上都蕴涵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但这种悲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悲剧，悲剧主人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甚至底层平民。悲剧的内容局限于个人的生活悲欢、感情波澜、事业成败等，悲剧的矛盾冲突也算不上尖锐激烈，大都属于人生路口的“闪失”，或者潜伏于内心的情感挣扎。总的来看，这是一种普通人的悲剧。正如有的论者指出：“当代悲剧性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小人物和弱者。”[1]下面笔者结合作品对新时期以来此类小说的悲剧特点及其原因作具体的文本分析。

二

第一种类型：社会悲剧。在此类文本中，对悲剧形成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是社会环境，构成悲剧冲突的主要是个人主观动机与客观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客观社会环境因素，包括不健全的社会体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旧的习惯意识等因素。这些客观因素成为悲剧主人公超越自我之路上的障碍，制约了他们理想的实现。如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的事业悲剧、爱情悲剧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小说的时代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交叉地带，城市与乡村、现代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冲突等各种矛盾凸显。“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存在，是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尽管是才华出众的高加林，也不能不受到这一客观现实原则的制约”[2]。

“高加林的人生悲剧，是一个幼稚的青年奋斗者在环境的捉弄下栽着跟头并不得不宣告失败的悲剧。……是与环境抗争并不得不向环境低头的悲剧”[3]。尤凤伟的《泥鳅》中的国瑞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强势话语压抑和支配弱势话语的社会环境，国瑞们走向悲剧结局的整个过程都与这一社会环境有关。国瑞们一开始是带着改变自身命运的梦想来到城市打工的，他们最初对城市和前途是充满期待的，相信生活可以通过奋斗来改变。然而由于底层人身份的原因，他们处处遭受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当蔡毅江在搬家公司干活被挤伤送往医院抢救时，他们的危急非但没有得到医生的同情，反而因其农民身份遭到一场羞辱。后来，蔡毅江在因工伤致残找搬家公司索赔无望的情况下，被迫与公司老板黄天河打官司，结果却输了官司。陶凤在酒店中遭受凌辱，却被想当然地认定为卖淫。国瑞明明是受到宫总的陷害而入狱的，却得不到法官的信任。“社会的公正性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4]。国瑞们的最大悲剧是身体在空间上进了城，却得不到城里人内心深处的承认。

第二种类型：性格悲剧。即把悲剧主人公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他们自身性格的某种缺陷。这种悲剧理论的典型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他把性格上或道德品质上具有某种过失或弱点的人物看作是最理想的悲剧主人公。比如张炜的《古船》中的隋见素、贾平凹的《浮躁》中的金狗就具有这种性格特点。隋见素身上有像哥哥隋抱朴所评价的“勇气”、“胆子”和“精明”，这些优点本来可以使他比隋抱朴更有理由成为一个时代新人的形象。然而，“家族意识”使他的生活目标变得狭隘而卑琐。为了夺回赵多多的粉丝厂，恢复隋家昔日的荣耀，他日夜算账熬红了眼睛，竭力阻挠李知常为粉丝厂安装变速轮的改革，并谋划使赵多多的粉丝厂“倒缸”。正是家族的羁绊使隋见素的人生追求丧失了更高远的意义。隋见素的形象说明“家族意识”已成为农村经济改革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小说以隋见素身患绝症的悲剧性结局，表达了作家对“家族观念”的否定和超越。这类以性格因素占主导的悲剧，其主人公的性格都较为复杂，善恶兼有，难以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从积极方面看，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渴望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我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从消极方面看，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恶抗恶的做法却是应该摒弃的。这种消极的一面就是他们性格中的缺陷或过失，并且正是其性格中的缺陷或过失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第三种类型：命运悲剧。所谓“命运悲剧”，主要表现为主人公的意志同命运(神)的对抗，其结局则是悲剧主角无法逃脱命运的罗网而终于毁灭。这里的“命运”，实际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及自然与社会的法则，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生命活动的限定。周大新的《走出盆地》中主人公邹艾的悲剧即具有上述特点。尽管社会因素和性格因素对邹艾悲剧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那些都不明显，倒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命运因素在暗暗控制着她的人生走向。小说写邹艾在人生处于顶峰之时，家庭突然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比如对她的家庭地位起着关键作用的身为军区副司令员的公公意外病逝，接着丈夫巩厚的突然自杀等。家庭的祸不单行一下子把邹艾从社会的顶层推跌到最底层。小说描写了发生这些变故前的种种异兆，比如那个神秘黑影的两次出现，在公公出事前的早晨，女儿茵茵的反常表现，等等。这些都给邹艾的悲剧罩上一层冥冥天意和神秘的氛围。另外，小说在叙述邹艾人生道路三部曲的同时，特意穿插进三个悲剧性神话与之相映衬，更增强了邹艾悲剧的命运色彩。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与其把邹艾的悲剧看作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性格悲剧，倒不如把它当作一个命运悲剧来看待更准确。这部悲剧作品更接近于西方命运悲剧的内在精神，即对命运因素的倚重。这也是朱光潜先生所推崇的悲剧形式：“命运感。如果说这不是悲剧唯一的特征，也至少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5]在《走出盆地》中，作者正是把命运对邹艾的制约写得如此强大和不可捉摸，才反衬出了悲剧主人公不屈服于命运、与命运抗争的顽强意志和刚烈性格。

上面几种悲剧类型中的悲剧人物大都经历过爱情或事业失败的重大打击，或者人生际遇大的起伏转折，甚至生命消亡，矛盾冲突相对尖锐激烈，从外在形式上更符合悲剧特征。下面笔者要论述的一类悲剧形象不但没有陷入苦难、死亡或毁灭的威胁中，有的人在事业上还取得了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愿望。他们表面看来是成功人士，但是在他们的人性深处悄悄发生着一种悲剧性变化，人性中原本美好的东西在追求过程中逐渐蜕变和丧失，这是一种美好在追求中丧失的悲剧。李佩甫的《城的灯》中冯家昌的人生追求就代表了当代成功人士的生存之悲。以世俗的眼光衡量，冯家昌算得上一个成功者，但从人格的完善来看，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冯家昌的事业发展与他的人性变异呈反向背离的关系。如果说他在人生刚起步的少年阶段还葆有人性的善与美的话，那么随着其事业的一步步成功，原来美好的人性却在一点一点地丧失。少年时的倔强和自尊在部队里通过“磨脸”和“磨心”被一天天磨掉。他抛弃以前乡村恋人而另娶城市女人，标志着他对乡村传统美德的彻底背叛和对欲望之城的完全臣服。随着他在部队的步步高升，他的人格也变得越来越猥琐，人性中恶的一面也愈来愈突出。当他最终实现了家族进城的使命时，他身上美好的东西也丧失殆尽，完成了由善向恶的蜕变。小说结尾写他带着冯家四弟兄在回家途中迷路的细节正是其人性迷失的隐喻，冯家昌的悲剧是当代人普遍面临的失去精神原乡、无家可归的悲剧。

这种人性迷失的悲剧悄悄发生在人性深处，不易为人觉察。在美感上区别于英雄悲剧崇高的悲壮美，表现出一种平和的悲凉美。如果外在生活中的那些悲剧性事件，让我们思考的是善恶、是非、对错等具体道德问题的话，那么人性悲剧则把我们引向了对诸如人性、欲望、存在之类命题的终极性追问。因为这些问题是每个人在世生存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这种悲剧其实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三

“悲剧性”为何会成为以“走向城市”为叙事题材的新时期小说的美学风格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特定历史阶段矛盾的客观反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一场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那些乡村之子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通过上学、转干、当兵、打工等各种途径，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走出乡村，到城市去谋取属于自己的一片生存空间。应该说，农民走向城市的行动本身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追求，代表着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必然。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相对于人的理想愿望总是滞后的，许多旧的思想观念、旧的机制，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进城的最大障碍，从而限制了他们正当的人生追求，也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心灵冲突和价值困惑。这样，“农民进城”的现代性追求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就成为城乡关系的一对突出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农民在中国当前社会阶层中显然处于社会底层，属于弱势群体，在相对强大的社会环境面前，他们的追求必然归于悲剧性的失败。

其次是作家创作立场和视角的体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尽管目前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直到今天我国的农村人口仍占很大比重。乡土社会使中国人带有很浓厚的乡土意识，包括许多作家都存在着乡恋心态，对农民怀有天然深厚的感情。这使他们在写作时，特别在反映城乡关系问题的小说中，自然而然地以乡村道德立场去看待农民的命运，对农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同时，作家的理性自觉又使他们能比农民自身更清醒地看到现实的悲剧性。自新文学发生以来，作家们就以知识分子的立场自觉承担起启蒙民众的历史使命，他们能以清醒理智的眼光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包括城乡关系问题，能于正常中发现反常，能于表面健康的社会肌体中揭出病痛和痼疾，从而在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中就形成了一种悲剧观念，并作为乡土小说的传统被作家们继承和实践。正如陈继会所说：“悲剧意识的形成需要一种理性的前提。只有理性才能驱散因愚昧而来的麻木和超然，使人直面严酷的现实，使人痛切地感到现实存在的悲剧性。”[6]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进城的乡下人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作了较为理性的审视，他们尽管也会夹杂着一些感情色彩，但毕竟还是看到了这些乡下人自身难以觉察的悲剧性。

[1]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60-362.

[2]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J].青年文学，1983(2).

[3]刘思谦，孔凡青.小说追踪[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110-111.

[4]尤凤伟.我心目中的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02(5).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55.

[6]陈继会.中国乡土小说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90.

[责任编辑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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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1)03-0199-03

2011-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