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贝克生态维度研究

田 俊 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约翰·斯坦贝克生态维度研究

田 俊 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斯坦贝克幼年时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后来与科学家里基茨交往密切，并深受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影响，这些都构成了他能成为一个生态文学先驱者的重要元素。他在政论、游记和小说等文学创作中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倡人与土地和谐相处。这些生态思想对于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斯坦贝克；土地；生态；和谐

在用文学创作关注生态环境方面，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可谓是一位先驱性人物。遗憾的是，由于斯坦贝克在20世纪30年代对社会压迫的抗议被东西方学界过分放大，他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反而被人忽略了，布瑞恩·马斯塔斯认为约翰·斯坦贝克“是没有得到承认的生态批评之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思想却“很少被人提及”[1]。因此，研究斯坦贝克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对于揭示斯坦贝克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维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斯坦贝克生态思想的形成语境

在斯坦贝克生活和创作的时代，生态文学批评还没有形成，他早年的生活阅历对其日后文学创作的生态关注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而言，斯坦贝克生态思想形成的语境有三方面。

第一，幼年时大自然环境的熏陶。斯坦贝克的家乡萨利那斯谷地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萨利那斯河蜿蜒穿越盖比伦和圣卢西亚两座山脉，一直流向蒙特雷海湾，形成一片狭长的谷地。这里山川相连，水草丰美，莺歌燕舞。置身于这样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幼年的斯坦贝克无时无刻不受到大自然美景的浸润。爬山、涉水、追逐小动物，这是幼年斯坦贝克常干的事情。他尤其喜欢沿着萨利那斯河，到位于太平洋边的蒙特雷湾探险。在海湾附近的森林里有一座精美的小别墅，这是斯坦贝克夏天度假的好地方。在这里，斯坦贝克既可以欣赏林中的花草鸟兽，也可以领略太平洋的风光。关于这段童年生活，作者曾这样写道：“太平洋是我的海洋家乡，我生下来就认识它，并在这片海岸上长大，我在它的沿岸收集海洋动物。我了解它的情绪、颜色以及个性。”[2]160孩童时代对自然的亲近感在斯坦贝克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并成为他日后关注生态的重要原因，正如弗洛伊德所言：“由观察的结果,可以深信幼时的经验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在儿童期中已很明显。”[3]

第二，与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里基茨的交往。理查德·阿斯特认为：“爱德华·里科兹是斯坦贝克近二十年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心灵的伙伴，如果没有仔细研究这位不平凡人物的生活、工作和思想，那么对斯坦贝克世界观的研究也就根本无法进行。”[4]这个观点的合理性很大一部分体现在里基茨对斯坦贝克的生态思想的影响方面。爱德华·里基茨曾是芝加哥大学生态学系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在斯坦贝克的故乡蒙特雷海湾创建了太平洋生物实验室，从此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海洋生态学研究。斯坦贝克和里基茨于1930年相遇，并从此成为莫逆之交。1940年3月，两人结伴到科慈海进行科学考察，并联合发表了著名的《科慈海日志》。《科慈海日志》是斯坦贝克第一部生动的旅行日志，里面记录了里基茨在沿途给斯坦贝克讲述的各种有关生物学与生态学的知识，以及他们所观察到的海洋微生物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斯坦贝克从里基茨那里所习得的非目的论哲学观和海洋生态观。大量的阅读、观察、试验，加深了斯坦贝克对海洋生物的了解，使他学会了如何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生物世界，并在观察海洋生物的基础上，观察人类世界，乃至整个自然生态。

第三，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影响。斯坦贝克在做海洋生物试验时说过：“目前所做的任何调查将要使这些微生物显现出来，否则它们将会不为人所知，正如爱默生在一百年前《论超灵》中谈论的那样。”[5]爱默生作为美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先知，就像一头母牛，人人争相吮其乳汁，斯坦贝克也不例外。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自然观。据爱默生回忆，他有一次曾在巴黎的植物园里观察“蝎子与人之间的神秘关系”，幡然顿悟出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发誓要做一个自然主义者。他主张人们回到自然，如稚子一般沐浴在大自然的氛围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思维促进了美国文学中原始象征主义的发展。在爱默生看来，潺潺不息的流水暗示宇宙的无穷运动，春夏秋冬的更替预示人生的生老病死，地上爬行的蚂蚁，也能够象征人类本身的崇高和伟大。斯坦贝克将爱默生思想与非目的论思维结合在一起，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生长和变化做进一步的考察。他将这些发现用一种直觉和神秘的方式跟人类联系起来，通过一种神秘的、“对所有形式的生命”的尊敬，从而使人类形象得以艺术的升华。

二、斯坦贝克政论、游记和小说中的生态思想

杰·帕里克认为“美国文学史上，鲜有像斯坦贝克这样的作家，固执地关切自己国家的特质与命运。从第一本小说选集《天堂牧场》之后，斯坦贝克在一部部的著作中，勾起了他的同胞对国家自然环境与居住地的难忘梦想”[2]导读。虽然囿于历史的限制，斯坦贝克不可能用当下的生态术语来阐释他的生态思想，但透过他在各种形式的作品中对土地和环境的关注，我们还是能感知其生态思想的内核，那就是抗议人类对自然环境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倡导人类与土地的和谐共处。这种观点与后来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创始人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里曾经明确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6]生态整体观主张限制人类的非理性欲望，确保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的持续存在和发展。人类作为地球生物圈的一员，有责任保护地球上所有物种持续地存在下去，这样，人类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斯坦贝克的生态关注不仅体现在他后期的政论和游记作品中，而且也贯穿在他一生的小说创作中，尤以《美国与美国人》、《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甜蜜的星期四》和《愤怒的葡萄》最为突出。斯坦贝克指出，美国人对环境的破坏简直到了对人类精神本质背信弃义的地步。现代环境论认为，人们对土地的不负责任其实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它主要表现在随意污染土地环境以及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上：“他们抛弃了只有养地才能丰产的常识，贪婪地、无休止地一片片向前开垦，像侵略者一般洗劫自己的家园。”[7]146这种对土地过度掠夺的结果就是：“由植被之根茎保护、落叶残枝滋养的表层沃土在失去保护之后，在春汛的侵蚀冲刷下无可奈何地袒露出赤色胸脯；流淌着鲜血，暴露出骨骸，泥浆滚滚，乱石嶙嶙。”[7]146-147在游记《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斯坦贝克通过对人们滥伐红杉林的愤怒，进一步表露了他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斯坦贝克对生态的关注从他开始创作小说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了出来。他爱蒙特雷湾宏伟的悬崖，他深深地折服于那高得令人无法置信的美洲红杉，在与小红马的朝夕相处中,他懂得了动物与人一样有感情。这种对自然的依恋之情，即使在作家后期离开家乡的土地后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并化作小说中优美的自然风景。在写作长篇小说《伊甸之东》时，斯坦贝克念念不忘家乡美丽的土地：“记得儿时给各种小草和隐蔽的小花取名。记得蛤蟆喜欢在什么地方栖身,鸟鹊夏天早晨什么时候醒来。还记得树木和不同季节特有的气息——记得人们的容貌、走路的姿态、甚至身上的气味。”[8]正是这种对自然的挚爱，使斯坦贝克时刻意识到生态和谐的重要性。在他早期的小说《献给一位无名的神》中，他就试图表现人类破坏自然以及自然惩罚人类的悲剧。面对农场遭遇的干旱，约瑟夫·韦恩企图以个人的意志来作用于大自然，使自己的农场能够繁荣兴旺。他苦苦地祷告据称能带来雨水的橡树，为了求雨他不惜割腕流血。这一切都表明人类不仅与土地紧密相连，而且一旦违背自然规律，人类就无法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通过主人公韦恩的个人悲剧，小说表现了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结果却成为自然牺牲品的不和谐循环的主题。正如杰克逊·本森所说,《献给一位无名的神》的真正英雄是大自然，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试图控制、影响它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尝试。

如果说《献给一位无名的神》揭示的是人类统治自然的悲剧的话，那么《人鼠之间》揭示的则是人类企图统治人类的悲剧。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9]与生态主义者相反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应当努力去统治对方，吃掉对方或者被对方吃掉”[10]。《人鼠之间》这部短篇小说揭示的就是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背景下的人类企图统治人类而造成的悲剧。小说围绕以列尼为代表的几个农工幻想拥有一块土地、一个小家的梦想展开，以这个梦想的破灭而告终。列尼和乔治没有自己的家庭，和其他流动工人一样，到处替农场主卖命干活。他们苦难生活中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幻想买一小块地，有间屋子，养几只小动物，这是人类与土地和谐相处的美好梦幻。但在乔治和列尼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处在被农场主统治下的人们根本不可能得到土地。乔治与列尼的友谊受到农场主的怀疑，少东家柯利对老婆的冷落也使她倍感压抑。这位孤独无助的女人企图找心智不怎么健全的列尼消遣，结果却不幸被列尼有力的手指无意中捏死。列尼惹下的弥天大祸使乔治、列尼构筑的家园梦幻化为泡影。面对农场主柯利将对列尼实行的私刑，乔治含泪枪杀了自己的好友。通过这一凄然泪下的悲剧，斯坦贝克意在向人们揭示，在人类中心主义统治下的西方，如果没有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和谐，就更不会有人类与土地的和谐。

三、《愤怒的葡萄》——对生态恶化的愤怒与绝望

斯坦贝克最富有代表性的生态文学作品莫过于《愤怒的葡萄》了，这部被人误读为“无产阶级抗议”的作品集中体现了斯坦贝克的生态思想。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爆发了一场旷世不遇的的生态灾难。这场沙尘暴毁掉了堪萨斯、俄克拉荷马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大部分农田，共计500万英亩庄稼被吹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对此有过这样的评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11]14为了表现这场生态灾难，斯坦贝克在1938年亲自加入俄克拉荷马州逃难的队伍，搜集第一手资料。因此在小说开始，斯坦贝克就用细致的笔触再现了这场尘暴：

大路上的尘埃飞扬起来，落在田边的野草上，落在附近的田地里。现在风更大了，刮着玉米地里雨后干结的地面。天空弥漫着尘土，愈来愈暗；风掠过大地，卷起尘土送往别处。风越刮越猛。雨后干结的地面裂了开来，田野上的尘土飞扬到空中，形成一道道灰色的烟雾。玉米迎风扑打着，发出了呼啦啦的干涩声响。最细的尘土现在已不落回大地，而是消失在逐渐变暗的天空中。[12]2

斯坦贝克还在小说的第三、四等章节中多次描写俄克拉荷马州飞扬的尘土、滚滚的热浪、干涸贫瘠的土地等惨状景观。它们不仅预示了农业的危机和以乔德一家为代表的农业工人未来破产流亡的悲惨命运，而且启示人们深思一个严肃的生态命题：这些农业工人曾经的幸福家园为何会变成令人无法生存的沙漠尘谷呢？那就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美国人对土地的掠夺式开发。这些“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仅包括美国政府和唯利是图的农业资本家，也包括像约德一家那样的农业工人。20世纪初，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满足战争的进行需要种植大量的棉花和小麦。“华盛顿发出了一个爱国的、预示小麦高价格的呼吁：‘种更多的小麦!小麦会赢得战争!’”[11]113正是在这种贪欲的驱使下，美国人用近乎暴力的手段对土地进行压榨：“我们要趁着这地还没有完蛋之前，赶快种出棉花来。然后我们就把地卖掉。”而大量种植小麦和棉花对土地造成的恶果就是“把土地弄坏了，吸干了地里的血”[12]35-36。最终，由于人们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滥垦，土壤迅速沙化，从而造成上万亩农田顷刻被毁，乔德和千万农业工人不得不举家西迁。

然而西行就能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实现人类与土地的和谐共处么？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约德一家和其他西行的农业工人并没有意识到给他们在俄克拉荷马州带来危害的尘暴是他们“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致，他们在西迁的途中继续憧憬在加州买一块土地，并过上富足的生活，因为“土地就意味着财富，意味着成功”。如果他们不从灵魂的深处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危害，这种以土地为核心的“美国梦”一旦实现，将是生态环境的再一次劫难。其次，他们在历经千难万险迁移到有牛奶有蜂蜜的加州后，却发现那儿情况并不比他们的家乡好到哪里去。在繁茂的加州谷地，农场主们贪婪的开发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在大量农药的滋养下，水果获得了大丰收，而且增产到了腐烂的饱和状态。腐烂获得了自身可怕的生命，象征着人类的贪婪遍布全加州。于是，斯坦贝克用最严厉的语言，写出了加州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同时也表达了对人类社会的绝望：“这里有一种无法投诉的罪行，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的一切的成就都垮台”。[12]402

结语

如果说“斯坦贝克是位社会抗议作家”这一传统观点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抗议”很大程度上是生态等意义上的抗议，那就是抗议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倡人类与土地和谐共处、人与人和谐为邻的生态思想。为此，人类必须采取“非目的论”(non-teleologicalthinking)思想，那就是人类要按照客观事物的自然规律来行事，不要以个人的偏见和功利来改造自然。斯坦贝克的小说以及小说中蕴涵的生态思想在美国“大萧条”前具有预言的性质，在“大萧条”时期则产生了巨大的警示作用，对罗斯福“新政”和美国的生态保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今的世界，环境和生态的恶化比斯坦贝克所处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制约了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斯坦贝克的生态思想，对于生态保护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1]Masters，Ryan.Critic Claims Steinbeck Was First Eco-Writer[J].Monterey County Weekly，2004(5).

[2]约翰·斯坦贝克.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M].麦慧芬，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90.

[4]Parini，Jay. John Steinbeck:A Biography[M].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94：11.

[5]DeMott,Robert J. Steinbeck’s Reading[M].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84：38.

[6]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3.

[7]约翰·斯坦贝克.美国与美国人[M].黄湘中，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

[8]约翰·斯坦贝克.伊甸之东[M].王永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

[9]弗雷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191.

[10]罗·库尔兹.21世纪的人道主义[M].肖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91.

[11]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M].侯文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2]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M].胡仲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海林]

AStudyofJohnSteinbeck’sEthicalDimensions

TIAN Jun-wu

The intimate contact with the nature in his childhood, the friendship with Ricketts the biologist in his adulthood and the influence of Emerson’s transcendentalism helped to make Steinbeck a forerunner of eccocriticism. In his political essays, non-fictional travelogs and novels, Steinbeck opposes the anthropocentrism and advocates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se ecological idea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resent time which is full of eco-disasters.

Steinbeck； land； ecology； harmony

I106.4

A

1000-2359(2011)03-0202-04

田俊武(1966-)，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YWF-10-06-028)

201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