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视域的文学研究

王 丹,孙文宪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语言视域的文学研究

王 丹,孙文宪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从语言的视域来解答“文学何以成为文学？”一直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而按照讨论这一问题的方式或关注点的差异，文学研究又可分为两个时期：语言形式时期和语言文化时期。前者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探寻文学的语言形式对文学的规定性来展现文学的审美性；后者则以语言哲学为理论基石，突破了索绪尔模式的束缚与局限，力图通过分析语言活动与诸种社会文化活动、因素的关联来说明文学的文化品质。

文学；语言形式；语言活动；语言文化

对于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发展演变，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用“语言学转向”与“文化研究”的交替来进行指称,持论者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论转向’，导致了20世纪形形色色的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论流派的产生……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则更加专注于文化及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性别、大众文化、亚文化、视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阐释。”[1]这种认为前者注重“语言”后者关注“文化”的说法，似乎把二者视为两种相互不相干乃至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事实是否就是如此呢？

对此，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叙述：“这种转移从对‘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2]216从该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实际上都是把文学问题当成语言问题来研究的，并力图从语言的视域来解答“文学何以成为文学”的问题，只是在讨论、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思路、方式上存在着具体差异而已。就这个意义而言，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学研究仍是对文学的语言研究，只不过因二者理解和把握“语言”的思路、方式不同而分为两个时期：语言形式时期和语言文化时期。前者主要建立在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语言理论基础上，呈现为“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这条发展轴线以及与之相呼应的英美新批评，意图通过探寻文学的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规定性来展现文学的审美性；后者则在语言哲学的启发下，经由后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并播散开来，强调文学的语言活动是一种以言行事的社会行为或文化行为，力图通过分析语言活动与诸种社会文化活动、因素的关联来说明文学的文化品质。

一

从渊源上来讲，对语言形式时期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现代文学理论产生于诸如此类的事件中，诸如把索绪尔的语言学运用于文学”[3]。对此，托马舍夫斯基也持相同观点：“在一系列科学学科中，文学理论更接近研究语言的科学，即语言学。”[4]83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由于主要依据索绪尔语言学所提供的观念、方法、模式对传统文学研究进行反拨与颠覆，所以被指称为“语言学转向”。具体来说，“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这条前后相继的理论轴线以及与之平行的英美新批评相互呼应，反对从外在于文学的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角度来研究文学，要求把文学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语言系统，从文学语言出发对文学的属性与特征进行研究，把一切非文学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把一切非语言学的方法从文学研究中驱逐出去。为此，他们非常卖力地探讨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情感语言、科学语言的区别，分析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表达技巧以及语言结构等对文学的规定性。那么，他们借鉴、吸收、改造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与模式对文学进行语言研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其目的正如雅各布森所说，“诗学的基本问题是：‘话语何以成为艺术作品’？”[5]29这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反对通过所谓“非文学”的角度来说明文学“是什么”的文学研究，是因为他们要通过语言视域来回答“文学何以成为文学”或者说文学是“怎么被制作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4]24换言之，他们认为“文学性”使文学成为文学。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的对比关系。”[4]369即认为它是文学语言的表现形式，而“陌生化”是实现“文学性”的手段；布拉格学派认为它是指文学语言的六种功能(指示、意动、诗歌、情感、交际、元语言)中“诗歌功能”占据主导位置；新批评认为造成文学语言复义性的表达技巧即“文学性”，如“张力”、“反讽”等；而法国结构主义则认为它是文学的语言结构尤其是深层结构，即“任何一部作品都被看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结构的体现”[5]169。虽然他们的观点有所差异，但他们都是从语言的形式范畴来说明“文学性”的，即认为它是文学的某种语言形式。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我们还会发现这个回答只是他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解答“文学何以成为文学”的构成之一，其背后还有往往容易被忽视的、更为关键的部分，即之所以“首先表现在把‘形式’宣布为研究的主要问题，把它当作某种特有的东西”[6]206，是因为“缺了它艺术就不存在”[6]207。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语言形式，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说明文学是“艺术”，而“美是那种不依赖于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表达了形式主义学说关于艺术的看法”[4]365。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时期文学研究采取了把文学的审美属性予以形式化或者说转化为独立自足的语言形式的理论策略，强调语言形式是文学审美性的核心所在，语言形式所特有的性质与功能成就了审美的文学，文学的价值或作用就在于是否通过一个审美的语言世界准确还原、再现、反映了某种现实，如新批评的瑞恰兹虽然反复强调文学是一种非指称性的“伪陈述”，但他仍强调文学使人们获得了某种真实的人类情感，因为“对一种伪陈述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它对我们的情感态度的影响”[7]。

进一步而言，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理论策略以及对“文学是作为艺术的”的回答之所以把语言形式与纯审美的范畴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在于它受到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理论的推动，要求重新认识被以往文学研究工具化、功利化的语言在文学和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受近代以来人文社科学科分化以及侧重唯美，强调“艺术的自律性”、“纯粹美”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要求把文学研究从哲学、社会学、意识形态等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不再按照非艺术、非审美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力图建立科学、客观、独立的文学研究。这种立足于封闭的语言符号系统对文学进行“静态”研究的模式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彰显了文学的审美特质，但在深层上又把文学研究束缚于远离现实的语言世界之中难以自拔。就此而言，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变革与转型，它并没有挣脱浪漫主义以来审美论语境的囚笼。

二

回顾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形式时期的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文学语言形式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而非文学与种种“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更非文学各个独立属性、身份之间的关系。而随着20世纪后期新一轮的学科分化、知识语境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整合，理论家们对这种直接把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搬移到文学研究的行为产生了是否适当的严重质疑，并进而从文学、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中对其语言观念、方法和模式进行反思。一方面，语言学家本瓦尼斯特在其《语言分析的层次》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分水岭解释”，他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结构”是静态的，不能解释复杂、动态的语言活动，特别是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从而在语言学内部打破了索绪尔语言模式的神话，将语言引入了社会文化语境。事实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及方法显然是不能完全涵盖文学的各个领域的，因为文学远远不可能只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抽象的自我指涉物，它始终是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相联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以英美分析哲学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对语言与实在关系所进行的思考(还包括欧洲大陆学派哲学家对语言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则从哲学层面上完全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观念，语言哲学家们认为语言研究不仅要从理论层面重视语言问题，还要着力辨明、澄清语言陈述的世界并非世界本身，更具体地说就是语言对世界的各种言说不仅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还原，反而是一种赋予现实、实在以某种意义和秩序的语言实践活动，呈现在语言陈述中的“实在”只是一种被建构的语言事实、语言事件而已。受到语言哲学关于语言与实在关系思考的启发，文学研究沿着由语言哲学提出但又被排除在其进一步追问之外的“语言陈述如何混淆实在”的思路，对诸如文学凭借何种方式建构了一个迥异于现实世界的虚构世界、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又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至此，文学研究开始突破前期模式的不足与束缚，关注的问题不再局限于语言本身或者说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而是在文学、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中重新认识和关注一种始终与各种社会活动、各种社会因素、各种社会文化紧密关联的文学语言活动本身。而从语言活动的角度来对“文学何以成为文学”进行探讨，则标志着文学研究步入了语言文化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时期。

就具体而言，法国思想家福柯的知识谱系学中关于“话语是如何存在和运作的”研究或者说话语理论大约是这一时期文学研究对“语言陈述如何混淆实在”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追问与思考之一。他在《词与物》中就明确说道，语言活动对世界的言说既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再现，也不是以获得对实在的认识或还原实在为目的单纯语言陈述，它是在一定的“知识型”规范下对世界进行划分和建构的言语行为或者说“话语实践”——“当话语进行自我调整或向外扩张而显示它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话语赋予它本身产生意义的权力，并实际上强制性地使得接收话语的对象和整个环境承认话语所赋有的意义”[8]。所谓“词(语言)”与“物(实在)”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呈现为语言活动把某些概念、范畴、意识形态方式等强行赋予现实实在，以此来重构现实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使自己的形成和存在获得某种合法性和正当性。依此思路，福柯继而指出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原因，就在于“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9]。换言之，他认为文学的形成与存在是在文学语言活动与历史、权力、性别、文化等诸种意识形态变体的互动联系中通过遮蔽、建构实在，并使自身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构成乃至生产机制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也正如前文中卡勒所述，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就表现为对所谓的“内部研究”益发不满，将目光日趋集中到诸多“外在的”因素、话语与文学语言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上，认为文学语言活动作为一种处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言语行为或言语行动，实际上是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介入的，强调文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意识形态批评功能的。

与结构主义存在着血缘关系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首先对语言形式时期文学研究的方法、模式进行解构，“结构主义旨在发掘文学的型式化性质，而符号性旨在探索文学形成、转化意义和社会信码的运行”[10]。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家如罗兰·巴特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形式，致力于通过对语言符号或“滑动的能指”的分析来揭示其隐藏在背后的意识形态含义；解构主义的批评家如德曼则认为作品的意义不在于先在的结构、意义之中，我们应在作品未说或无法说的地方去追寻，倡导修辞式批评。随后，不同流派的理论家纷纷以现代语言哲学尤其是以奥斯丁、塞尔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文学的语言活动展开各有侧重点、多层面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如克里斯蒂娃强调“互文性”，新历史主义从虚构的叙事来研究文学与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则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参与等等。这些理论家的理论批评实践主要集中于通过对处于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关系网络中文学的言语行为的考察来追寻文学形成的必然条件，探讨意识形态等诸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对文学语言活动的影响，关注文学语言活动的运作、建构机制对文学观念、生产与消费的规约途径以及对现实实在的塑造、建构作用。他们的具体理论策略相应地表现为：“它们想问的是‘文本做了些什么’，‘它又是怎样做的’这样的问题；它怎样与其他文本、其他活动相连；它隐藏或压抑了什么；它推进着什么或与什么同谋。许多非常有趣的现代批评形式追寻的不是文本记住了什么，而是它忘记了什么；不是它说了些什么，而是将什么视为想当然。”[11]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主要以此策略来阐明文学的语言活动是一种以言行事、以言成事的社会行为、文化行为，作为语言活动的文学是人类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中的一种生存方式，而这一时期把文学视为“文化”或“语言文化”亦是在此意义而言的。

显然，语言文化时期的这种回答是与其所处的跨学科、跨文化、多元化的后现代知识语境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偶然性、不确定性、平面化，反对本质主义的思想及行为，直接冲击了语言形式时期文学研究所强调的恒定的先验语言形式、结构及其审美范畴，“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提出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它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它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问题和分析模式”[12]。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语言哲学关于语言与实在关系的探讨，使人们认识到文学语言活动以言行事或者说“述行”的建构特性使得文学远远超出了审美关系所划定的疆域，具有生产多种意义的可能，文学的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特征也正是通过文学的语言活动得以形成和存在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语言文化时期的文学研究已经彻底放弃了对审美的语言形式的关注，理论家们也重视“修辞学研究”(对语言形式的追求实际上是语言活动的构成部分)，并通过它来揭示隐藏于其中的语言陈述与某种话语或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共生、共谋关系，赛义德东方学研究的批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它虽然也涉足文学之外的社会、历史领域，但其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2]218。也就是说，文学研究既没有把文学视为社会、历史的反映物或再现，也不是要回到“作者中心论”，而是要在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进一步认识语言的本质，即文学的语言活动之所以构造一个虚拟的语言世界乃是为了对现实世界及其秩序进行某种改变和建构，隐藏于语言世界之中的是其与现实世界的混淆物，如意识形态。而“文学性的语言学，超越了其他探究的形态，包括经济学的，在揭示意识形态脱离常规方面，它是个决定性因素”[2]221。所以，人们如此致力于对文学语言活动的意识形态特征或文化品质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阐明作为一种处于社会、文化中的语言活动、言语行为，审美并非文学唯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文学实际上是具有多重属性和身份归属的。

三

综上所述，“语言形式的审美性”和“语言活动的文化性”代表着西方20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视域对“文学何以成为文学”所进行的观照与解答。这两种回答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西方文学研究的中心之所以发生米勒所说的这种转移，不在于那些与文学语言无关的因素，语言问题始终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的中心，“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13]。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文学”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知识、文化语境中形成和存在的，任何一种关于文学的观念、知识只不过是“文学”的种种可能性之一，“拒绝普遍规范、拒绝绝对真理，这正适合于文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并不存在，或确切地说，它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14]。所以，我们既不能无视文学的各个属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历史演变，也不能以文学的某一种或几种可能性来排斥、驱逐其余的可能性，更不能以牺牲文学自身的丰富性来固守所谓的“纯文学”，这一点或许亦能给时下国内的文学研究与文论建设提供某种启迪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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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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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0-2359(2011)03-0224-04

王丹(1980—)，男，湖北嘉鱼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学研究;孙文宪(1947—)，男，四川剑阁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文学批评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YYZX0901)

2011-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