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拓展翻译家研究空间
——萧乾翻译研究启示

李 小 蓓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62)

多维度拓展翻译家研究空间
——萧乾翻译研究启示

李 小 蓓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62)

本文以萧乾翻译研究为个案，探讨拓展译家研究空间的有效途径。基于对近30年萧译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成因分析，本文就该案例提出5条建议。

萧乾；翻译家研究；拓展；多维度

萧乾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罕见”的“多面手”[1]，纵横采编、创作、翻译、文化交流数个领域。王嘉良(1997)和王佳琴(2004)已从文学创作角度对萧乾研究进行了述评。其实，萧乾的翻译成就并不逊色于他的创作，“晚年行踪复欧美，早年译介贯西东”[2]。萧乾的翻译生涯源远流长，文洁若认为萧乾“创作方面壮志未酬，译作硕果累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3]。本文拟在梳理萧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求译家研究空间的进一步拓展。

一、萧译研究回顾

从1980年至今的30年间，萧译研究的进展同我国翻译家研究的行进过程大致吻合，即从无序到有序，从自发、随意、简介式向自觉、有总体目标、有理论深度的方向发展[4]。研究内容涵盖译事、译论和译著，研究类型可分为期刊、传记、译家词典、译史和专题研究五种[4]。以《尤利西斯》(以下简称《尤》)的翻译出版为界，萧译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萧乾翻译家身份的发现阶段(1980-1994)。研究成果以介绍译家译事为主，除了翻译家词典和传记的相关记述之外，符家钦[5]251-270[6]和傅光明[7]先后对萧乾的翻译活动进行了专门梳理，前者侧重萧乾“文艺使者”身份的研究，后者突出他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迻译，有关译者翻译思想和译著的具体研究尚未展开，只有针对其翻译风格论[6][7]和翻译艺术论[8]40的简评。

二是萧译研究的深入阶段(1995-2010)。随着《尤》的翻译出版，人们对萧译的关注程度和广度都超越了上一时期。《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49-1966)》(1996)、《中国翻译文学史》(2005)、《20世纪中国翻译史》(2005)、《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2007)等多部翻译史书对萧乾作了专评。译论也在这一时期进入研究者视野，许钧[9]通过翻译家访谈，集中展现了萧乾的翻译思想，并重点评述了他对于作品选择、神似与形似、翻译批评等问题的观点。《翻译名家研究》把萧乾作为当代中国十六位译家之一。边立红[10]较为详细地总结了译者的文学翻译观，其中包括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的不同标准，文学翻译的要旨、风格、“归化”特点和译家对译品的选择。奚永吉认为萧乾翻译思想之精华在于“得体论”，属译论史中“度越前论”却“小而难见”者[11]。译著方面最受关注者当属萧乾夫妇的巅峰之译《尤》。多数评论都将萧译同金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萧译评述主要聚焦于译者在翻译《尤》书中所彰显的读者翻译观，以及种种“化解哺乳式”[12]翻译策略，具体包括对标点符号、意识流手法、非英语片断和注释尺度的处理等。21世纪的评论更多地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译本进行了细化分析，例如以两译本为语料库来佐证某个观点，或者就某一专题进行了译本比照(详见中国知网)。对萧乾译著关注的另一重点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自译作品。林克难从文化角度指出萧乾在自译中所采取的增删自如且以删减为主的翻译策略的合理性，并认为他的做法“让人们对待翻译理论或者说翻译标准的态度，从规范走向了描写”，“开创了文学翻译的一条新路”[13]。近几年来，一些翻译学硕士论文也以此为题进行了专门研究。黄焰结[14]从历史描写的角度解读了萧乾的另一部译著《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分析了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诗学、出版机构、读者，以及译者的个人经历与思想等内外部因素对译者翻译的选材和动机、翻译策略、文本接受等方面的影响。方韵[15]运用文化学相关理论，重点考察了萧乾之于翻译作品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从翻译与创作互动的角度探讨了文学创作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总体来说，第一阶段着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第二阶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目标性，对翻译思想的总结和反思开始系统化，译著方面出现系列成果，整体研究趋于多元化。

二、萧译研究态势分析

萧译研究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近年来国内外对译史译家研究的重视。在我国，译者研究发文数量在百年译史(1880-2005)中占绝对优势[16]，Anthony Pym认为译史研究的中心对象就是作为人的译者[17]。在此环境下，萧乾逐渐步入译界视野。

其次，萧译研究，特别是近年来部分译著研究得以走向深入，与国内外翻译理论的丰富成果紧密相关。萧译作品虽一直广为流传，但最初并未由此展开系统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出现源自不同理论角度的研究成果。对《尤》译的早期印象型述评、中期翻译策略的探讨，以及后期从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不同理论角度的研究尝试，都折射出多元理论的影响。

再次，萧乾独特的翻译经历使其翻译身份在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凸显。文坛“多面性”、翻译“游击性”以及译者本人视翻译为“副业”的态度使他的翻译生涯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文学翻译与他个人才能相比一度被认为有不尽如人意之处[18]。而《尤》译让译界“发现”了萧乾。《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和《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1949-1966)》所录都止于1966年，但由于出版时间不同，萧乾在前者中缺失却在后者中现身，《尤》译影响可见一斑。

三、萧译研究空间的拓展及启示

萧译研究在近30年中取得了开拓性进展，但相对于文学方面的成果，翻译研究仍是非常年轻的领域。基于对萧译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分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萧译研究空间。

第一，加强开展译家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史料的扩充。《萧乾全集》和《萧乾译作全集》的编者虽然在搜集材料时尽心竭力，但仍慨叹“‘全集难全’”[19]。王建开认为，从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中国现代文艺期刊(1919-1949)的译介信息以及中国文学著述中有关翻译文学的专章中可能搜集到新的史料[20]。例如，萧乾7年海外生涯同英国文学界多有往来，也曾回忆上世纪30年代为黄源的老《译文》译写过一些东西[21]641，而文学史书更有助于理解萧乾的自译作品。

第二，对译家译论不仅要细致总结，追踪其形成及演变过程，更要充分利用翻译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成果对其进行解析。比如关于萧乾的翻译选择观，研究者谈及的多为钟爱原则。这的确是萧乾选择作品的核心思想，但萧乾后期对于弥空也非常重视，且主张在自己的喜好与出版社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点。诠释学理论和文化学理论相结合对萧乾的翻译选择观更具解释力。萧乾译论贯穿其翻译生涯始终，但除了《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和《翻译新论》外，多数译论史书或文集未有关于萧乾译论的评述。

第三，要重点关注被长期忽视的翻译作品或是从单角度进行解读的作品。萧乾曾说自己一向都在研究菲尔丁[22]，也曾表示在菲尔丁两部作品的翻译上下过苦功[21]641。然而迄今为止，只有《翻译名家研究》曾摘取《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片段进行赏析。既然萧乾“具有理想的翻译家的条件”[8]40，这两部作品又堪称译研结合，多角度研究就必不可少。同《尤》文本的实验性相比，菲尔丁作品在某些方面甚至更有助于理解萧乾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

第四，要重视译者的多栖身份对于其翻译事业的影响。舒乙说萧乾是一个“庞然大人”[23]，因为他在数个领域都有不斐成就。多种创作形式对萧乾翻译观的形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萧乾在早期小说创作中特别关注语言的新鲜和意象的新奇。他曾盛赞沈从文把一个胆怯的年轻人描述成一株害羞的杏树[24]，而他本人则是“带着一颗艺术自觉心”的“意象创造者”[25]。萧乾早期的翻译思想同这一审美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喻辞的新鲜很重要，在翻译中应当保持一定的陌生感。原文中的老意象如果在译文中是新鲜的，那么在翻译时就宜保留，因为这样可以给译文读者带来新的体验[26]531-543。

第五，要重视个体译者的独特性。萧乾的翻译具有多样化特点。作为向西方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躯者之一，萧乾在20世纪30年代曾进行过三次汉译外尝试。在20世纪40年代的旅英期间，萧乾做了大量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译介有关的工作。他在英国出版的5本专著都与此相关。除自编自译的散文小说集《吐丝者》之外，他还在《苦难时代的蚀刻》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其中有对战时中国文艺的思考，有对文艺发展趋势的分析，也有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析。符家钦对此作了整理，但之后却鲜有学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当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心正在经历由“请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向，要解决这一过程中存在的诸如译介传播渠道不畅、在国外影响力有限等问题[27]，研究历史无疑是一条有效途径。萧乾的文学文化交流经历就是一个珍贵案例。例如，20世纪40年代萧乾为何能够在英国接连出版专著。特别是《苦难时代的蚀刻》一书，一出版就“立即受到英国出版界的普遍重视”[5]268。笔者认为这与萧乾同国外文化界人士和民众的交流、对西方读者要求了解中国愿望的满足、在文艺评论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自己的语言优势有关。比如，英国汉学家魏礼曾告诉萧乾，他从未来过东方是因为想在心目中保持唐代中国的形象。萧乾由此看出了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痴迷和对现代文学的忽视，并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鲁滨逊漂流记》来了解英国，正如英国也不能通过唐诗来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中国”[26]171-203。

五、结语

译史研究的突破有赖于新材料的诞生或是用新方法对已有的材料进行分析[20]。要深化拓展翻译家研究空间，就要随时准备有新的史料的发现或新的理论视角的介入。就个体译家来说，还要注意分析萧乾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独特性。当前译学界经历了几次视角变换之后，目前正处在一个视野开阔的有利氛围之中。建立一个动态、多元和开放的研究模式[28]，内外研究并举，必将促进翻译家研究的发展。

[1]冰心.序台湾版《浪迹人生——萧乾传》[G]∥傅光明,孙伟华.萧乾研究专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2.

[2]柏丽.附录二:萧乾行[G]∥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265.

[3]文洁若.前言[G]∥萧乾.萧乾译作全集.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前言.

[4]穆雷,诗怡.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J].中国翻译,2003(1).

[5]符家钦.文艺使者——记萧乾[G]∥鲍霁.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6]符家钦.翻译家萧乾[J].中国翻译,1986(6).

[7]傅光明.萧乾和他的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1992(1).

[8]杨自俭,刘学云.翻译新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9]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79-90.

[10]边立红.萧乾[G]∥郭著章,等.翻译名家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355-383.

[11]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12.

[12]王友贵.世纪之译:细读《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J].中国比较文学,1998(4).

[13]林克难.增亦翻译,减亦翻译——萧乾自译文学作品启示录[J].中国翻译,2005(3).

[14]黄焰结.文化解读萧乾的莎剧故事翻译[J].湖北大学学报,2009(6).

[15]方韵.“沟通土洋”亦正业——萧乾翻译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

[16]文军,胡庆洪.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J].上海翻译,2007(3).

[17]Pym,Anthony.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M].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 Ltd.,1998：xxiii.

[18]王嘉良,周健男.萧乾评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279.

[19]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说明[G]∥萧乾.萧乾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2.

[20]王建开.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J].上海翻译,2007(2).

[21]萧乾.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G]∥萧乾.萧乾全集:第5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2]林原.匆匆一瞥话萧乾[G]∥鲍霁.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223.

[23]舒乙.一个庞然大人——萧乾[J].国际人才交流,1997(1).

[24]萧乾.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G]∥萧乾.萧乾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81.

[25]刘西渭.《篱下集》——萧乾先生作[G]∥鲍霁.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402.

[26]萧乾.评张译《还乡》[G]∥萧乾.萧乾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7]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J].中国翻译,2010(6).

[28]赵军峰.论翻译家研究的理论模式[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4).

[责任编辑海林]

H315.9

A

1000-2359(2011)03-0231-03

李小蓓(1975-)，女，江苏徐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201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