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肾为何只值一个iPad

寇研

十七岁，用青春词汇描述，是花季；从“男人四十一枝花”的熟男角度看，也属于花骨朵的年纪，反正，左看右看都是让人赏心悦目的人生阶段。但正是这样一个花季少年，哼着“我的青春我做主”，把肾给卖了。少年想要一个ｉPａｄ，但没钱。网上一个托说，没钱还不好办，你才十七岁，浑身都是宝，比如肾，那玩意一个就够用了，就让另一个变成你的ｉPａｄ。双方谈妥价格，然后，少年的肾就没了。少年从医院出来，想必是浑身轻松吧，因为他不用再负担着两个肾在人生奔波了，心和青春也更火热，因为他有了可在同学面前炫耀的ｉPａｄ。

少年的所作所为，仿佛发生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荒诞，诡谲，还有那么一点点恶心。我疑惑的是少年的平静。从在ＱＱ讨价还价，到见面，到检查身体，到最后一刻在手术台被麻醉失去意识之前，少年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他的这种在你我看来用脚指头想一想都知道不应该的脑残行为。但他没有。或许有过稍稍的犹疑，或许这犹疑还主要停留在痛不痛啊之类的官能层面，但这犹疑在ｉPａｄ的诱惑面前，不堪一击。这说明，在少年内心早存在一个等式：一个肾＝一个ｉPａｄ。正是这个等式的成立，支持了少年的卖肾行为。

少年的卖肾，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在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地饱受争议却势头不减的“援助社交”。年轻女孩想要一款当下流行的名牌包包，又无力购买，便向有支付能力的男士求助，对她们来讲，与男人上床＝名牌包包，等式与少年的无异。或者不同的是，她们新瓶装旧酒，从事的是一份非常古老的交易方式，但在少年，似乎没有这个资源优势，就只有吃点亏，打自身的主意了。

将身体的尊严量化为ｉPａｄ、名牌包包，你可以将之归结为道德伦理的丧失。但“道德伦理”的标签，看似取之不尽，任何时候都可拿来唬人，其实不过是方便快捷但未必有营养的快餐思维。少年卖肾少女援交，看起来都有点像加缪的《局外人》，对一切都索然、漠然，包括身体、羞耻感，但他们在对自己身体漠视的同时，又对ｉPａｄ、名牌包包有一种宗教般的狂热，正是这种狂热吞噬了本该存在的界限，也榨取了他们辨别这种界限的能力。

对奢侈品的狂热，也并非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才会犯的傻。全世界的时尚男女，都在拜物，都在为ＬＶ、Ｇｕｃｃｉ、Ｐｒａｄａ发烧、奋斗终生。究其原因，一个最为人接受的解释是身份焦虑，把名牌穿戴在身，就可获得一种成就感、被认可感，有时甚至也会是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但是，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从何而来？我以为是民主社会的副产品。特权时代，人的等级有严格分类，自上而下，不能流通，连吃个猪肉，都要分出三六九等，这种禁锢倒也使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安之若素，没有所谓的身份焦虑。等级被消弭（至少理论上是），民主给人的错觉是，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钱。金钱也因此成了唯一的障碍，所以才有卖肾、援交这样的极端行为。必须承认，在一个倡导平等、自由的社会，其实更需要前所未有的自省，来辨别、分析、理解自己所拥有的自由的边界。

（江水碧摘自《深圳商报》2011年6月13日图/小黑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