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

《向阳湖文化研究》,李城外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说“也谈”,是因关于这个话题,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近来其倡导者李城外君寄来皇皇7大本《向阳湖文化丛书》,我拜读之余,不由不谈谈一孔之见。
一
“向阳湖文化”也可叫做“干校文化”。可“干校”有文化吗?对此有不少争议。“干校”产生于最没有文化、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概括说:“文化部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是横扫文化人、文化人斯文扫地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处罚与禁锢、从而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遽然倒退到大一统的官方文化和造神文学。”鲁研专家陈漱渝也说:“向阳无湖,干校无文。”
湖北咸宁这个地方,古称“云梦泽”。“文革”中围湖造田的蠢行使“向阳湖”有名无实,是打上“文革”标记的称谓。上世纪70年代,竟有6000余名中国最顶尖的作家、艺术家、出版人、文化界干部及其家属,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中,有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张天翼、萧乾、张光年、臧克家、严文井、陈白尘、李季、周汝昌、楼适夷、郭小川、陈翰伯、韦君宜、牛汉……这个名单排下去还有很长。他们在这里干着与其年龄和体质极不相称的体力劳动,受着人格的屈辱,留下了血汗甚至生命(如侯金镜、金灿然)。这期间,除了少数人(郭小川、沈从文、臧克家等)坚持写了一些诗篇外,这些作家、文化人被迫集体噤声,只能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思想汇报。“干校无文”,诚哉斯言。
然而这一奇特的历史,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吧——文化之劫的“文化”!
这一“文化”得以成立,还要感谢李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