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三大意识的觉醒及今天的课题

刘再复

我和李泽厚先生的对话录《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版）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和海外都引起强烈的两极性的回响。我们对两极性的批评都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一般性的、枝节性问题，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的一些基本思路和基本选择的问题。而这些基本思路的核心又是暴力革命崇拜与阶级斗争崇拜的思路。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进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所作的告别，首先是告别以大规模的流血斗争推翻政权的方式，这是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其次，我们也告别这一极端形式的变形，如1949年之后发生在大陆的政治运动和它所采取的群众专政、心灵专政等形式。这些形式实际上是对革命战争经验的迷信，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搬用到和平建设时期，它仍然带有暴力性。

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遗症太大。这种后遗症包括流血革命后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阴影长期无法消除，因此，要么就内战不休，要么就是胜利者在流血阴影笼罩下神经脆弱（意识形态极端脆弱），生怕失败者复辟而人为地夸大敌情，继续制造阶级斗争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