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 邵风华

说实话，当春节临近之际，他还没有做好过节的准备。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大概是潜意识里对春节的抵触：一年一年的春节来了，又走了；一个一个的春节护送人们一年又一年老去，一直到死的那一天……在北方，春节算得上是一年中的大日子。每当有人在入冬之后、春节之前去世，人们总是说他终于没能熬过这个年。仿佛一旦能“熬”过这个年，一切就都不一样了，甚至还能健健康康地再活个十年八年也不成问题。

年末岁首，公司里事情不多，该结算的业务也都已清理完毕，老板忙着处理与大客户的关系，天天在外面跑；而隔壁的女职员则已经讨论起过年买什么样的衣服，要不就是比谁做的指甲更炫。他呢，除了上网斗斗地主，就是琢磨与妻子离婚的事情。半年来，这件事情折磨得他快蜕掉三层皮了。自从妻子离开东营去北河工作，虽然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但当她提出离婚的时候，他还是吃了一惊。曾经他们是朋友们中的模范夫妻，丈夫勤恳踏实，妻子年轻漂亮，还有一个帅气的儿子。不过，儿子是他与他的前妻生的——现在，你该明白他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了。

妻子曾和他商量，说想要一个孩子。他在惊愕之余，耐心地给她做出解释：你算算看，我已经年届四十，人们常说，四十得子，巴结到死，要是再要一个孩子啊，你说我得累到什么时候？他妻子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这个人就是太自私了。他忙着为自己辩解，这怎么能说是自私呢，事实就是如此嘛。他又补充说，我们结婚前不是说好，我们就要这一个儿子，不再生孩子了吗？没想到他妻子听了这句话，反而更加生气了，她冲他大吼，那时候我才多大？那时候我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呢！他觉得自己有点委屈：结婚的时候你也二十六岁了，哪怕比我小，也不能说是孩子吧？没办法，他只得说出她曾经说过的最后一条理由来反驳她，以证明的确是她自己不想要的：

“你不是说你怕生孩子会疼吗？”

他妻子说：“疼？你娘生你还疼呢！你怎么不让她别生你？！”

这样的事情大概发生过三次，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争吵，他每天都故意在公司磨蹭到很晚才回家。他妻子大概看出了他的决心，从此也就没再提要生孩子的事儿。只是从那以后，他们似乎再也没有一起上过床。当他上床睡觉的时候，她还坐在客厅里看韩剧；当他醒来的时候，她往往刚刚睡着。后来，他妻子告诉他，她以前的同事在北河那边开了一间装饰公司，想邀她过去加盟。他觉得这样也好，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对于缓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有好处。他问她入股要多少钱，她说人家还没说。他说没关系，我把工资卡给你，需要多少你自己提。她说那你呢？至于我嘛，他说，我另办一张卡，我用钱的时候你就打给我。

妻子去了北河之后，心情似乎好了很多，她有时候会打电话问问儿子的情况，还问他都怎么吃饭。他告诉妻子，还是老样子，中午在公司吃，早饭晚饭还是在快餐店里解决，不过，他已经买了菜谱，准备自己做饭了，“我会成为一个好厨子的”。他妻子还给他开了一个玩笑，说你就臭美吧。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有哪一个妻子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既能挣钱又能持家呢？因此，每当做了一个好菜，他都报功似的给她发一个短信：宫爆鸡丁；要不就是：干煸鱿鱼。有时候因为下班晚了不想做饭，只好泡一碗康师傅了事，他也给妻子发一条短信：红焖鲫鱼！他妻子高兴地回短信说：呀，你成美食家啦，以后我回家可以吃你亲手做的菜啦。那天晚上，他一整夜都没睡着。

有一个礼拜天，他专程去北河看望他的妻子，看看她现在的情况如何，业务进展得怎么样。在她的电话指挥下，他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的公司。在一个新开发的小区附近，上下两层，总共有五十多个平米，摆了几台电脑，有两个小伙子正忙着设计图纸。他搓着两手，有些夸张地说不错啊，客户多不多？他妻子告诉他说不多，由于是新公司，人家还不太认可。他鼓励她说总会好起来的，关键是要坚持下去，懂吗，“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说的。他还没忘不失时机地恭维她一下，我对你有信心啊。他妻子说，什么信心？指望以后我养你，让你当专职作家？他脸一红，连忙说哪里哪里，我还不至于沦落到那种地步吧，就是卖身我也不能卖艺！在高兴之余，他还把前几天写的一首诗递给他妻子——

我们在一起吃饭

我们谈到了孩子

我们说，还需要

再生一个吗？这当然

是个大问题

你想，我已经

三十七岁，当我们

做好了准备，也许

就到了三十八岁

孩子生下来，可能

就已经四十岁

省略过那些难捱的岁月吧

等到他高中毕业，我就六十岁了

如果他成绩不够好，我们就要

为他升学奔波

等到他大学毕业，我们还要

为他就业操劳

然后他找到一个女孩

我们就要为他们

买房子、迎娶

用尽一生的积蓄

如果他找到两个女孩

我们就要劝他

无论如何，一个已经够用

我们苦口婆心，还不知是否奏效

而如果他一个也找不到

或者所有的，都离他而去

我们就要无休止地

忍受他的牢骚、白眼

如果生个女孩呢

情况也好不到哪里

我们担心她，会跟上坏人

会被骚扰、强迫

还会担心那个娶她的人

又去骚扰，别的女人

即便这些都不存在

[33] David E. Sanger and Jane Perlez, “Giving China A Void to Fill,”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 2017.

即便命运对我们，胜似咱爹娘

当我六十六岁，七十岁

当我当了祖父，外祖父

当我们抱着他们的孩子

走在这条老街道上

我的头发白了，胡子也老长

我们抱着那个调皮的孩子

我要靠你帮忙

才能擦掉

那飘在风中的，又细又长的

一小把鼻涕

没想到她看着看着就皱起了眉头：我看不懂你这些高深的东西，给我拿走！

自从那天开始，他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的妻子了。天气渐渐冷起来了，路边的苦楝树叶子先是变得黄黄的，然后又落到了地上，被年老的清洁工扫走；只有树下的三叶草还勉强绿着。是到了交暖气费的时候了，住在一楼的阿姨在楼梯上截住他问他交了没有。她说，要是有一户没交，供热公司就不会给我们整栋楼供暖，边说边用眼角怀疑地斜了他一下。在供热处，他遇上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收费员告诉他，电脑上显示他们家前年的暖气费没交，这次要一起补上。“这怎么可能呢！”他走到收费处外面给他妻子打电话，询问那一年缴费的情况。她告诉他前年应该是交了的，“让我想一想”，她说，对了，前年的暖气费是交给物业公司，然后再由物业公司转交的。他走到收费处的柜台那儿，把他妻子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回答他说，那年物业公司根本没把暖气费交来就跑了，所以必须由业主自己补上。他又走到外面，把这些话转述给他妻子。他妻子说，那我们就不要交好了，要是补上，我们不是吃亏了。他说，可是如果不补他们今年就不给我们送暖啊。然后，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称得上漫长的通话——

“我们已经交过了，怎么可能再交一次！”

“可是物业公司并没有交给供热处啊。”

“那又怎么样，难道要我们交两次吗？”

“有什么办法呢？先前的物业公司早就跑掉了。”

“你给供热处说清楚，就说交给物业公司了。”

“拜托，我已经说了六遍了，有什么用呢，人家供热处又没收到钱。”

“那就去告物业公司！”

“告不告物业公司是另一件事，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因为我们家而耽误整栋楼的供暖，会被人家骂的。”

大约四十多分钟之后，他虽然竭力控制着自己，还是气恼地挂掉了电话。他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数了数，只有一千多一点，然后又跑到一个朋友那里借了四千块，把暖气费如数交上。

从供热处出来，仿佛结束了一场战役，他有一种疲劳到几乎虚脱的感觉。坐在车上想了一阵子，他还是跑到公司开户的那家银行，把他的工资卡挂失了……七天之后，当他再次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已经拿到了一张新的工资卡。也就是说，从那一刻开始，他妻子手上拿的那张工资卡，变成了一张废纸。

每当春节来临的时候，他都会心神不定，心忙意乱，也不知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将之称为年末综合症。他想，也许人人都有这感觉，而非独我一人吧，要不，为什么一到年底连交通事故都会骤然上升呢？但无论如何，今年的春节总归是比往年特殊一点的。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虽然他和他的妻子还没有离婚，却是决不可能在一起过春节了。他也不会像往年一样在节前去看望她的父母，送去过年需要的物品——像任何一个本地女婿那样。现在想一想，他在中秋节的时候其实就不必去她父母家的，可他还是去了。之前他曾打电话给她，说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你的父母吧；她拒绝了，说以后他都不必再去了。他想了想，还是一个人去了。她父母现在一定还不知道我们要离婚的事儿，如果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两位老人对他还是那么热情。老太太一个劲留他在家里吃饭，问他最近是不是很累，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又瘦了”。他心里一阵感动，“还不是因为你的女儿吗”这句话差一点就冲口而出。

在他将工资卡挂失之后的一个星期左右，他妻子有一天夜里给他打来了电话。他以为她会大吵大叫，或者将他臭骂一顿，谁知她十分平静地说，我们离婚吧。

那时候还是夏天，窗子打开着，他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在切瑟尔海滩上》，一对夫妻左推右进，始终不能灵肉相融。说起来，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这样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看书了，他甚至想象着对面的楼上会有一个同样寂寞的女人每晚都通过一架望远镜观察着他。对，就是她们通常用来去看明星演唱会的那种普通望远镜，因为两栋楼相隔并不远。他想，她能够看到他，而他却永远看不到她，不知道她姓字名谁。因为她躲在暗中，而他却在灯光下装模作样，感受着身体在微凉的夜风中每一丝细微的反应。

他妻子说：“我们离婚吧。”

在这样的一个夜里，那声音听起来十分遥远，以致于他竟然以为那声音是从对面楼上飘过来的。

他妻子还条分缕析地向他说明了离婚的理由：一，他太不关心她，总是把她当透明人，忽略她的存在；二，他对她太狠心，竟然做出挂失工资卡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情来；三，她多次告诉他她想要一个孩子，而他总是拒绝。她用一种不无夸张的悲戚语调告诉他，剥夺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权力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听起来，她已经深思熟虑。

“好吧，”他说，“你能不能听听我的解释？”

“你不用解释。”他妻子十分平静地说。

他不能说自己毫无痛苦，但绝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样痛苦。这是为什么呢？他对自己的表现十分不解。在他妻子提出离婚之后，他竟然隐隐有了一丝轻松的感觉，仿佛很久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着她的这个决定。这个发现不免让他大吃一惊！他把跟妻子共同生活六年来的枝枝叶叶在大脑中过了一遍，才发觉原来他们是如此相像的两个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思想上，任何条条框框都会让他们感觉不自在；他们都避免参与到那些繁杂的人际关系之中，这使他们的生活圈子变得越来越简单，最后只剩少数的三两个朋友。他们把大把的时间留在默然无语的家庭生活中：他在书房里看书或者写作；她坐在客厅里看韩剧，两不相扰。但这种事，至少还是应该让朋友们知道的吧，他想象了一下当别人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会怎么办。毕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似乎再没有比让它解体更重大的事情啦。他把他妻子的决定告诉了他的那三两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劝他不要离，他要他想办法把妻子拉回到自己身边，毕竟，“你们在一起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另一个朋友则十分理性地告诉他，中年唯维稳，这样的动荡不论是对他的身体、生活还是写作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第三个朋友则说，离了也不错，以后你可以只恋爱、不结婚，多美好啊——他这第三个朋友是个女的。

他觉得自己好像还应该再做点什么，急于作出答复是否显得过于草率？于是他找到了他的一位中学同学——他妻子曾经在他的公司里做过一年的销售主管，同学说以前不敢告诉他，而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则完全没有必要隐瞒了，“丁妍曾经和公司里一名外地员工关系不错”——对了，丁妍，就是他妻子的名字——说到“不错”这个词儿的时候，他的老同学还停顿了一下，似乎是想让他揣摩一下这个“不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他还是不能相信他妻子真的会把自己以后的人生，同一个比她至少小六岁的从没结过婚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说实话，这个险冒得有点大。想想吧，他妻子已经三十二岁了，而那个男孩才只有二十六岁；那么，当他妻子四十岁的时候，他才只有三十四岁。谁都明白四十岁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而三十四岁呢，一个男人才刚刚开始散发成熟的魅力，他们的将来似乎是明摆着的。同时，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他竟然会输在这样一个毛头小子的手上。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这种挫败感是不言而喻的。他反复问自己：这难道会是真的吗？他还翻出他妻子的一撂旧记事本，好不容易找到他妻子的一个朋友的电话，看看能不能从她那里了解到妻子的一些情况。作为你妻子的朋友，我什么都不能对你说，她说，我能告诉你的只是，这个婚你是肯定要离的。“好吧，”他故意沉默了一下，“明白了。”

“你真的明白了？”

“真的明白了……谢谢你。”

腊月二十九是公司放假前的最后一天，上午十点，大家聚在老板的房间里开了一个短会。老板讲了春节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诸如节日期间要少喝酒，尤其不要酒后驾车，等等。老板说，希望春节过后来上班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些人一个也不少。大家“哗”的一下笑了。当然，笑得最开心的时候，是老板发给每人一个红包的时候。

大约十一点左右，他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剃须刀、笔记本、前不久在广州买的松下相机（香港来的水货），一个喜欢写作的外地女孩寄来的春节礼物（一个据称长得和他十分相像的木头人）……突然接到了那个名叫丁妍的女人打来的电话——从同意与她离婚那天开始，他就拒绝再将她称为自己的妻子了（不管是心里还是嘴上）——她说她正在利群商场，要他给她送二千块钱过去。他一时没能反应过来，不知道为什么要送钱给她。她说，明天就是春节了,你难道不知道吗？他说知道啊，可这与给你送钱有什么关系呢？丁妍说，你是装的吧，过春节我不要买衣服吗，我不要给我大哥二哥侄子侄女买礼物吗？他说你搞没搞清楚，我们现在是离婚阶段啊，你已经两年没回过一次家了，你已经不要我了，要和我离婚和我分手，凭什么还要和我要钱过春节呢？丁妍说，那我们现在离婚了没有？他说，当然没有。丁妍笑了，说，既然还没有离，我就有权力和你要钱！

丁妍一向就是这样。在他们恋爱的时候，他曾把这当作她的优点。你想，对热恋的人而言，调皮也好、赖皮也罢，不都是会让人觉得分外可爱吗？而现在就不同了，她的这种行径让他觉得她简直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魔头，搅得他不得安生。其实这种折磨，从他们第一次协商离婚事宜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他一直拒绝把它装在心里，总是想方设法尽快忘掉。

大约四个月前，他告诉丁妍，他同意离婚了。她似乎很高兴，催着他起草离婚协议。他说协议好写，关键是要商量好离婚协议的条款。他还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他们约好在一家餐厅吃午饭，然后去了上岛咖啡；他还记得那天她的帽子上绣着两个字母“J·B”，当他调侃她“怎么戴一顶JB帽子”时，她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她搞怪的时候，总是喜欢把别人的讥笑当作奖赏。他记得在去往咖啡厅的途中还遇到一个卖葡萄的小贩，丁妍敲着车窗说她想吃葡萄，于是他把车停在路边，跑去给她买了一袋葡萄。而后来当他们谈崩了她负气而走的时候，他说提着你的葡萄啊，她气呼呼地说：“不吃！”

谈崩的原因，当然是为了财产分割。他现在住的那栋的房子，是在他和丁妍结婚前一年半左右的时候买的，和丁妍结婚之后，因为他和她的父母都在北河，为了方便探视老人，所以又在那边买了一栋房子。按照《婚姻法》规定，离婚时不论哪一方的婚前财产都不列入财产分割的范围之内，因此能够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只有北河那栋房子和一辆本田车（因为丁妍特别喜欢车，所以他把车登记在丁妍名下了）：估价之后两人均分。可丁妍不同意，说他有两套房子，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没地方住，必须分给她一栋房子。他们的商谈就此陷入了僵局。其间，丁妍免不了讲起她的血泪史：为他洗衣做饭，帮他照看孩子，在他母亲生病的时候在医院服侍……其情其状让人觉得她真是苦大仇深，比杨白劳的爹尤甚。他只得耐心地跟她解释，无论如何他的婚前财产不能拿来分割，他这样做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个头已经和他差不多高的儿子。他强调说：“连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啊。”

丁妍恶狠狠地瞪着他说：“法律算个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丁妍偶尔会给他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无非是逼问他对财产问题有什么新的想法，有时甚至流露出威胁与恐吓的语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自然愈加不能示弱。好吧，丁妍咬着牙说，那我们就拖着。拖着就拖着，他想，反正要离婚的又不是我；而且，也没有一个小我六岁的姑娘等着要嫁。

而现在，丁妍却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的确让他有点猝不及防。应该如何应对呢？思来想去，他还是带了两千块钱赶到丁妍指定的地点。也许丁妍真的如她所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了，那么这个春节对于她确实是一个年关；也许她是故意用这样的纠缠来消磨他的意志，让他因为心力交瘁而在财产问题上妥协。可是，无论是哪一个原因，或者这两个因素都有，他都有尽快应付过去的必要。毕竟，春节已经临近了。

在利群商场一楼，他见到了丁妍。后者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头上戴着一顶浅蓝色的鸭舌帽，而最显眼的，是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竟然还穿着长长的一直到大腿那儿的黑丝袜。他忽然想和她开一个玩笑。你怎么这身打扮呢，看上面是在冬天，看下面又是夏天，真是冰火两重天啊。丁妍说少他妈罗索，钱带来了没有？他说这算什么呢，我怎么觉得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那种交易啊，尤其是——他指了指她腿上的“黑丝”——你还穿了职业装。丁妍被他说得笑了一下：就是像！怎么了？你给不给？他说你说话不要这么硬，我不给你能怎么着？丁妍说你要不给我就喊你办完事儿不给钱，反正我穿着职业装！他说好吧好吧，我认输，我给。他们一前一后走进旁边的麦当劳。当他把钱交到丁妍手上的时候，他告诉她，他给她钱是看在从前他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而不是因为她的种种恐吓，“你明白吗？”这次丁妍好像特别老实，她低下头，说，我明白。他似乎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一道亮光闪过，却又转瞬即逝。

其实去北京过春节并不是他最初的选择。此前，他至少考虑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离东营最近，只有一百公里左右。那是一个邻近的山区小镇，道路崎岖，勉强可以开车通行，镇子并不算小，只是由于沿着一道山谷蜿蜒而去，像一条细细的鞋带。他去过那里一次，印象非常不错。当时是清明节，山中的树木大都没有发芽，仍然残留着冬天的印记。他住在一户农家旅馆之中，从那家旅馆往后山走，有一棵千年以上的巨大流苏树。那是他第一次听说这种树的名字，觉得非常好听。只是由于时间尚早，流苏树还没到开花的时候。“五一”过后就好了，旅馆主人告诉他，到时整个镇子都能闻到流苏树的花香。这样的描述引起了他的向往，那该是一种多么富有诗意的景象啊，远远近近的蝴蝶蜜蜂都被吸引到它的身边，整天嗡嗡嘤嘤地转个不停。他甚至产生了以后来此赁屋而居的想法。想想也是，喜欢写点东西的人，不是大都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吗？有意思的是，他在那里差点有了一次艳遇。不过最终他还是退缩了。也许是怕那个女孩会爱上她以致纠缠不清（她还是一个处女）；也许是怕旅馆主人（那女孩就是他的女儿）知道后不依不饶，总之这就是中年男人的猥琐之处，他也未能幸免。第二个地方要远得多，就是湘西的凤凰。他想去那里不仅是因为那里的风光，也不仅因为那里是沈从文的家乡，还因为他的一位朋友在那里开了一间酒吧，酒吧的名字叫：摩西，把房梁抬高。名字有点长，而且很奇怪。他知道那名字取自塞林格的小说。而他的这个朋友，早年也是个作家，据说还当过乐队的鼓手，甚至还拍过一部低成本电影，总之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第三个地方，则是他的老家，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那里有他小时候的朋友，如今也都是四十来岁的人了，有很多次他想去看看他们如今生活得如何，想和他们一起回忆小时候的事情，以证明自己也像别人一样有过一个贫穷而丰饶的童年。他确信人的一生之中，只有故乡是不会抛弃自己的。而所谓两情相悦，海誓山盟，也许只不过是一转眼的事。

他决定去北京过春节，只是因为那天他偶然听到了汪峰的一首歌：《北京，北京》。那是一首好听的歌，歌词也不错，只是有点悲伤。“我们在这里欢笑，我们在这里哭泣；我们在这里成长，我们在这里死去。”这应该是北漂者的歌，但是也可以唱给任何一个人的故乡，或是任何一座城市。没人要你赖在北京，没人要你把自己逼得那么惨，他想，至少在我们东营，房价还没有那么高。一个人如果选择去北京，那么他肯定是怀着某个梦想，既然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想到北京会有许许多多滞留不去，无法回老家过春节的人，他觉得十分安慰，似乎这样，就可以减轻他一个人外出过节的凄凉之感。所以，当车子驶上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之后，他甚至还为自己鼓劲般地喊了一声：北京，我来了！

可是，他来了又能怎么样呢？北京那么大，可以容得下全世界的天才和疯子、英雄和垃圾。他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一旦把自己丢进北京，可能连他自己也找不到自己了。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敢到北京来闯荡的原因。好在这天是大年三十，路上人车稀少，除了偶尔赶上并超过的几辆货车之外，几乎就是他自己在路上奔驰。在山东与河北交界的收费站口，收费员告诉他，从今天开始山东全境免收高速通行费。可能是因为节日临近心情大好，那个三十多岁长相平庸的女人甚至还跟他开了一句玩笑：“你是不是觉得很爽？”

他的北京之行的计划是这样的：从年三十开始，到初四结束；并利用这段时间，写一篇关于春节的小说。至于小说的内容，他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他的初步思路是，如果想不出更好的内容，那就据实记下这几天在北京的经历和见闻吧，他坚信生活总是会大于想象的，对于即将在北京度过的这个春节，他充满了信心。因此，当他的朋友提醒他“一个人的春节会被寂寞打倒”的时候，他用力笑起来：“我订的酒店就在798附近，你知道那里会有多少在京过节的文艺女青年等着我去检阅？”朋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一个人的节日总是会把心底的孤独放大，从而让人加倍地脆弱，尤其是女孩子，不是吗？说到后来，他朋友的话语中竟有了艳羡之意。其实，他知道自己也就是说说而已。这几个月折腾下来，他觉得自己早已对女人这种（“流血七天还不死”的）动物充满了恐惧与失望。

当他到达预订的酒店的时候，正好下午两点半钟。那是在酒仙桥路旁边的一个快捷酒店，虽然位于一个居民区内，但由于他的车子上安装了卫星导航，所以找起来一点儿也不费事。当他登记完毕后来到位于四楼的那个房间，他首先想到的是：唉，我就要在这个窄小的房间里度过这个春节了吗？好在房间虽然不大，却十分干净整洁，各种设施一应俱全。而最让他满意的，是正对着窗台的那张细长的写字桌：住过那么多酒店，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正对窗台的桌子，而且那张桌子正好与临窗的那面墙一样长，左边墙上是一排插座和网线，右边是一台小小的电视机。这真是一张适合写作的桌子啊，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提电脑摆在上面。正像他自己打算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除去到一楼的小餐厅吃饭，他基本上是在这张桌子前度过的。只是，他的写作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顺利；三天的时间也来不及有什么宏大的构思。他坐在桌在写了删，删了写，始终不能让自己满意。最后，他决定采取最省劲的一着，每天早上起来，就把上一天值得记下的事情写下来，一直写到回家的那一天。这样，到了初三晚上，他这篇勉强称作小说的东西也就写完了。他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郑重地为它起了一个题目：《你怎样度过春节》。

腊月三十这天上午，我一个人驱车前往北京。你知道，这是我一生之中唯一一次外出过年，因此心中总是怀着一种悲壮之情。路上几乎没什么车，有时开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追上一两辆长途贩运的货车。开得真叫爽。只花了三个半小时左右，就找到了提前订好的酒店。这里离798商业区很近。对了，当车子经过沾化县城的时候，我还拨通了王佩的电话，告诉他我正经过他的家乡。

年夜饭是与酒店的员工一起吃的，几个留守的年轻人，大概都出生于80年代末期。有一个女孩的脖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红印儿，像是一个疯狂男人的吻痕。后来我想，也许只是一块痣吧，如果是吻痕，她很可能会用一块围巾遮起来而不会这么招摇。大家在杯子里倒满啤酒，互相说着祝福的话，气氛倒也热烈。我在车子的行李箱里拿出一箱“六个核桃”，分给大家喝。春节是团圆的节日，因为一起过节，我和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好像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也因为是过节，住酒店的人应该非常少吧，我想这可能会是我度过的最清静的春节了。由于一路劳顿，也由于对春晚的厌恶，我看了一会儿书就早早睡了。可谁知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突然被隔壁的叫声惊醒了：正像你想的那样，是一个女人。我轻轻下床，为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把耳朵贴在墙上。这时，我听到了更为清晰的声音，她说的是：舒服，舒服……有时，穿插上两句yes或ok。

听口音，她是个中国女孩。

此时，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漫天响起，仿佛整个京城都在为这两个人的高潮而庆祝。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我起得比较晚，但到了餐厅，他们竟然还在等着我一起吃水饺。那个有着红喉节的女孩告诉我，我吃的这一盘是她包的。我说你们一共几个人干的？她说四个人。可是，她凭什么认为我吃的这盘是她包的呢？也许吧，谁包的水饺谁自己认识。

由于晚上没睡好，上午我又补了一觉。在我这是罕见的。在东营，我总是天一亮就起床，而且从来不睡午觉。从初一下午开始，我打开电脑写小说。好在初一晚上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所以进展十分顺利。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初二晚上的十一点。

有了除夕之夜的经验，我对晚上十一点这个时段十分警觉，只要十一点左右没有什么状况，大概我就可以睡个好觉啦。可是这天晚上刚到十一点，就从门外传进一个女人惊天动地的喊声。那声音像极了一群受惊的海鸥的集体吼鸣，有着排山倒海的力量。与此同时，更为可怖的是，我居然清晰地听到了身体的撞击之声，就像地下工作者代表党和人民枪毙一名可耻的叛徒：啪，啪，啪。

为了搞清声音的来源，我跑到门口从猫眼向外瞄。肯定不是我的对门，那儿住着两个中年妇女，我吃过晚饭后见过她们。那应该是从我对门再往左边的一间房了。此时，那声浪正不间断地富有节奏地涌进我的房间。我十分下作地掏出手机，把一部分声音录了下来。（植入广告：如果有哪位想听，我可以把音频文件发给他/她。）因为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我这一生中听到的最壮观的叫床声了。从前没有，以后也应该不会再有。我有什么理由不把它录下来以作纪念呢？就在我边录边骂自己的低俗之时，我看到再过去一间的房门悄悄打开了，一个男孩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在自己的门口歪起了耳朵。

初三中午，我没在酒店里吃，而是去了对面的一家肯德基。吃过饭之后，我信步往798的方向而去。没想到那里有那么多人，大都是年轻的男孩女孩，还有个别拖家带口的旅游者。798也已经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在一家时尚用品店，我看上了一顶黄色的帽子，而那个秀气的女销售员说，你戴这一顶更好看。我接过来，是一顶绿色做旧的带檐帽。我说，我大老远跑到北京来，难道要戴一顶绿帽子回去？女孩笑得花枝乱颤。

这一天，我的写作遇到了一点问题，不知道从何入手。初四上午就要赶往沾化去赴王佩之约了，因此，如果初三写不完，可能就要把它带回东营了。在电话里，王佩建议我去沾化把它完成，可我知道，如果我今天不把它完成，也许永远也也不会写完了。春节过后，不知又会有多少烦乱出现我的生活中。

让人高兴的是：初三那天下午，当得知我一个人跑出来过节之后，小Y发短信来邀请我去她家过年。那是一座遥远的中州小城，但有着南方的景象。她说，这里也没有下雪，不过迎春花已经开了，家里有石子路和杮子树，你来过清闲的乡村生活。

Y，谢谢你。等到你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去你们家作客；如果你爸爸也喜欢下象棋，我们还能好好地杀上两盘……

初四中午，我如约赶到沾化，与王佩、凌云夫妇会合。还有从澳门赶回的美女小孔，从济南回娘家的女同学郭大侠。王佩、凌云还是那么幸福。

祝他们永远幸福。

需要说明的是，最后两节并非是他赶到沾化与王佩聚会之后所写，而是他在北京的时候就写了的，也算是他对第二天好友聚会场景的美好想象。尤其是最后的闲笔，令他十分得意。他认为往往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的才华与气度才真正显露出来。可是，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他在北京过节的全部内容，那你就错了。事实上，在这篇简短的文字中，他并未说出全部的实情。

初三那天晚上，他打车去了望京的一家商场，花了九百块钱买了一件外套，又花了三百五十块钱买了两条内裤。他本来没想买内裤的，可是买完外套之后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女孩。他先是看到了她的背影：大约一米六四的个头，湖蓝色外套，黑色休闲裤；长发披肩。当她不经意地回过头看了他一眼的时候，他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那张秀气而圆润的脸，那双眼睛，那长发撩起后暴露在两个额角之下的细密的绒毛（十年之前，他就是被丁妍额角上的绒毛所吸引）……他悄悄跟着她走了五、六分钟，最后进了一家内衣专卖店：那女孩买了两条男式内裤。她用好听的嗓音询问店员，内裤的号码是否标准，店员在问了她男友是否“有肚子”之后给出了参考意见。女孩走后，他按照她所买的样式，也为自己买了两条：一条天蓝色底子白色图案，另一条是纯白色。

不能不说，在连续三个晚上的平静（哪怕听到他所记述的那些叫声）之后，他陷入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原因之一，是他的写作任务已经完成，没有了心理压力；原因之二当然是那个令他怦然心动的女孩。回到房间之后，他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穿上新买的那条蓝色内裤；低下头，眼看着内裤一点一点胀满——此刻，他已经在脑海中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女孩的男友了，而女孩呢，正坐在他身旁观察内裤的大小。尽管在她与店员的对话之中，他知道她的男友比他要胖一些。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甚至还想象着女孩用细嫩的手试探了一下内裤的松紧，问他是否合适。

几番思想交锋之后，他终于拿起电话打到了总台，刚才回来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红喉节女孩在值班。他在电话里问她几点交班，她说十一点半，然后她问他有事吗？他回答说他明天就要走了，想和她聊聊天。她笑了，问他去哪儿？他感觉到自己的脸腾地红了，不过幸好她看不见。他把牙一咬，故作轻松地说，外面那么冷，当然……是到我房间里吧。放下电话，他发现自己的新内裤已经被汗水湿了一半。但是事情的顺利程度，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没想到女孩那么爽快地答应了，以至于当红喉节女孩把自己脱光钻进他的被子之后，他还在怀疑：这难道是真的吗？

他忽然想起了她的红喉节，伸手摸了摸，又凑过去看。她说不用看了，是我男朋友给亲的；他总是这样，说他也不听。他问她今天他不在吗？她说当然不在，他在中关村那边卖电脑，远得很，“我们一周见一次面”。他也想去那个红印那儿亲一下，她伸手挡住，说不要动这里，他会看出来的，他亲的这个印儿正好一周的时间还原，你再亲一下，到时就好不了了。他听到“还原”这个词儿就想笑，但也没想出更合适的说法。她深深地看他一眼，说告诉你吧，我从前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还写过两年诗歌呢”。是吗，他像找到知音一样兴奋，问她是否因为他大过年的跑出来写东西才引起了她的好感？她说是的，我就是觉得你有点奇怪嘛。然后，她忽然十分严肃地问他：“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她又很快地补充说，要说就说真名，要不想说就算了。

他先是沉吟了一下，然后很坚定地告诉她：我叫邵风华。

女孩睁大了眼睛，你为什么不说你叫于坚呢？

他一下子坐起来，差点把她掀翻。他说这是我的真名啊，你知道，于坚是个光头佬。

女孩伸手搂住他的脖子，说你不要生气，因为我遇上好几个说他叫邵风华的人了。（大概是怕他继续生气，她甚至还跟他叫了一声“亲爱的”。）

他来了兴趣：哦，你说说看，有几个？

她轻轻把他放平，说你不要动，你给我数着，我动几下，就是有几个。

“好吧。一、二、三、四……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