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勇
晚清与“五四”的“言文一致”运动,是一场语言文字变革运动,但它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言文一致”追求的是语言/文字的一致、口语/书面语的一致,其实最终都是以口语化为旨归的。但是,口语化毕竟是理论上的取向,而在语言文字的实际变革与文学创作中,却出现了书面化的走向,悖论由此产生,出现了二律背反的现象。
作为“言文一致”的首倡者,黄遵宪在借鉴日本语言文字以设计中国“言文一致”方案时,不仅提出了语言与文字合,也要求书面语与口语合。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白话文正能体现书面语与口语的一致,这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一个起因。
但是如果说当时的言文一致运动只是停留于白话文言之争,那很难说明当时的语言变革具有多大的革命意义。因为这种争论不仅存于古代,在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中也出现了。晚清与“五四”的文白之争之所以具有现代意义,是因为所谓“欧化”问题。而这是与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冲击直接相关的。
晚清时代,不仅言文一致运动受日本影响,“欧化”浪潮的出现也与日本有关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积极推行欧化,力图脱亚入欧,其国粹思潮也正是对此加以反拨。这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1902年7月,《译书汇编》第五期上刊载了《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一文,介绍了日本国内存在的这两种思潮:“日本有二派:一为国粹主义。国粹主义者谓保存己国固有之精神,不肯与他国强同,如就国家而论,必言天皇万世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