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挺
大概去年的这个时候,威宁的马学文来筑,和往常一样我们选了个地点吃饭。但这一回到了集合点,却发现用饭的不止我们俩,还有一位,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很黑瘦。马学文介绍他是个爱好者,新学写小说,在什么《传奇文学》上发过。我噢了一声带过去,因为在我看来,什么传奇文学大抵也就是《故事会》水平,与真正的文学没太大的关系。
吃完饭,我们一起去了家书店,因为这位叫曹永的爱好者想读点书,马学文便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让我替他拉份书单。那天的饭印象中就是这个孩子请的,吃别人的嘴软,再说拉书单一向是我的乐事,于是欣然从命。记得在书店,一时兴起,不仅帮曹永选了十来本“必读书”,连一旁一位帮孩子选书的大姐也被我的高谈阔论吸引了过来。
不久,马学文寄来一篇稿子,打开才知道是那个叫曹永的。虽然对新人一向有些不信任,但还是打了出来随手翻看,谁知这一看就看了进去——结果发现,稿子意外地能用,不仅能用,还颇有些早期杨争光的脆爽劲头,于是补了个编者按,发在2008年11期《山花》下半月上。
这便是发现曹永的过程。
《山花》主编何锐有个说法,我一直比较赞同。他说:“作家是不能培养的,只能发现!”有理!否则作家最好的培养场所绝不是文学刊物,而是那些教人育才的中文系,那地方最有资格也最有理想培养作家,可偏偏作家很少从那里走出来。
不仅如此,相当部分的写作者文化程度其实不高,至少文凭都不高,大作家莫言不过小学毕业(后补的不算),另一位怪才吴晨骏,写作时仅看过郁达夫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