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权至上观念看罗切斯特人生悲剧的一面

张军丽

从男权至上观念看罗切斯特人生悲剧的一面

张军丽

从表面上看，当罗切斯特遇到简时，他是一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人物。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标准已成为一座大山，几乎将他压垮，注定他的一生都要追逐自己那已经渐行渐远的男性权威。

维多利亚时期已经不再单靠出身和所拥有的土地数量来衡量一位绅士的社会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他的行为、能力和财产。在行为上，绅士们被普遍要求控制自己的动物本性来履行自己对家庭以至国家的责任。在这种“克己自律”的强大氛围中，男士们在维护自身道德和身心健康的同时，则把女士们看作自己克己原则的破坏因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克己的愿望，有效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当时社会把男性情操是否高尚的赌注全压在女性、妻子一方，也就是说，男性的优越地位完全是基于妻子的克己能力[1]。然而，在罗切斯特的婚姻中，伯莎不仅没有帮助他实现克己的愿望，从而维护他的男性地位，相反，她的强势还迫使罗切斯特处于传统婚姻中的女性地位，因而彻底剥夺了他仅有的一点男性尊严。

一、男性权威的丧失

由于长子继承权的原因，罗切斯特被剥夺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为了生活的安逸，他接受了贪婪父亲的建议，前往牙买加与一位富商的女儿——伯莎成婚。牙买加的雨林环境逐步削弱了罗切斯特身上维多利亚社会的烙印。这种异域风情为他提供了满足自身欲望的机会也对他的克己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牙买加女人的大胆泼辣与英国女人的畏首畏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少不更事的罗切斯特忘乎所以，一头扎进了这温柔的陷阱，成就了他的男性霸气也输掉了自己的男性尊严，因为与强悍的牙买加女人相比，他愈发显得“女人气”。

在这桩婚姻中，罗切斯特的男性统治地位荡然无存。首先，新婚夫妇的经济完全来源于女方的家庭财产；其次，罗切斯特不是把伯莎“娶”到英国而是将自己“嫁”到牙买加；最后，不是伯莎要适应英国的风俗习惯而是罗切斯特要入乡随俗。因此，在这桩婚姻中罗切斯特处在传统婚姻中女性所处的地位。婚姻的主动权在伯莎手中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罗切斯特在家庭中的男性权威。

被自己的家庭——“她（伯莎）家里的情况，我（罗切斯特）父亲和哥哥罗兰全都知道，可是他们只想着三万英镑，而且勾结起来坑害我”、岳父的家庭——“我从来没有见过新娘的母亲；我以为她死了。度过蜜月以后，我才知道我猜错了；她只是发了疯，关在疯人院里。还有一个弟弟；完全是个哑巴白痴”、以及妻子伯莎——“她奉承我，为了取悦我，过分地卖弄她的魅力和才艺”（292）——所骗，罗切斯特，这位上流社会的男性违背了维多利亚社会的训导，在伯莎的强势下过着尊严全失的屈辱生活，“伯莎·梅森……硬拖着我让我经历了所有可憎的、使人堕落的痛苦。一个娶了淫荡的妻子的男人一定会感到那样的痛苦”（293）。所以，一旦他继承了自己家族的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桑菲尔德庄园的主人，他便立即将伯莎带到英国、锁进阁楼，以期掩盖自己曾经失去自尊的历史并试图恢复自己的男性权威。可是，这条复归之路曲折起伏，他过去的女性地位和现在所希望的男性权威之间的鸿沟是很难一步跨越的。

二、可怕的心理阴影

当罗切斯特向简吐露自己屈辱婚姻时，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妻子比喻成“我的印度麦萨来那”(297)，而把自己比拟为“伏尔坎”(424)。这两大比拟再次暗示了罗切斯特因自己男性尊严丧失而久久难以平复的恐惧心理[1]。读过荷马史诗的读者应该知道伏尔坎的妻子阿佛洛狄忒不忠以及麦萨来那一系列的通奸故事。将伯莎比喻成麦萨来那，罗切斯特成功地把自己婚姻不幸的罪责归咎于伯莎。罗切斯特把自己比喻成伏尔坎也说明自己对自身男性权威缺乏的肯定。伏尔坎虽然将自己不忠的妻子捉奸在床但其本人也羞愧难当、颜面尽失。伏尔坎的处境真实地再现了罗切斯特的尴尬境地：罗切斯特惩罚了疯癫的伯莎，把她关进了自己庄园中不见天日的阁楼上，而自己从这场不幸婚姻中收获的竟是对自己男性能力的怀疑，这一怀疑则是对其自身男性权威的极大挑战。罗切斯特也将开始艰难的复归之路：极力掩饰自己屈辱历史的同时又不择手段地恢复自己应有的男性权威。

三、艰难的复归之路

罗切斯特兄长的去世使得罗切斯特成为桑菲尔德庄园的真正主人，也标志着他男权社会地位的确立。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他成为自己梦想已久的家族财产的主人时，他却不得不离开这个代表男性权威的地方。只有离开才能使他感到自己是桑菲尔德的主人，而离桑菲尔德愈近，愈使他感到伯莎的存在，也就愈加唤起了他对自己悲伤历史的回忆，进而加重自己对自身男性尊严的怀疑。因此，罗切斯特还没有来得及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权力就自我放逐到欧洲大陆，试图摆脱伯莎梦魇般的控制。

（一）情人是奴隶

然而，即使身在欧洲，伯莎的影响也如影随形，“对于淫荡和对于她的深恶痛绝，甚至在我寻欢作乐时都给了我很大的约束。凡是近似淫乱的任何享乐都使我变得接近她和她的罪过，因此我都一概避免”（297）。伯莎的影响甚至使他不能正确处理他与自己情人的关系：由于在自己的婚姻中，罗切斯特始终处于被动、被控制的地位，所以在他与自己众多情人相处时过分注重自己的主动和控制地位。他把他的情妇比作奴隶，并且认为这种包养关系羞辱的不是他的情妇而是他本人,“包下一个情妇是仅次于购买一个奴隶的最坏的坏事；情妇和奴隶的天资往往比较低，地位也总是低的；跟比自己低的人亲密地一起生活会使人堕落”（298）。他指责那些情妇们徒有美丽的外壳，骨子里智力低下、道德沦丧。通过指责情妇们的种种缺陷，罗切斯特企图确立自己的男性尊严。可是这种男性的霸道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美好的感觉。当他的情人之一的赛莉纳与一位善于谄媚的子爵同出同进时，罗切斯特感觉他的男性尊严再一次受到威胁，他火冒三丈“嫉妒的青蛇从月光照耀的阳台盘旋上升，钻进我的背心，一路啃啮着，两分钟以后就进入了我的心底”（135）；而当他意识到赛莉纳竟然为了一个“没头脑的恶少”（136）背叛了自己，他怒发冲冠，立即解除了他与赛莉纳的关系、约了时间与子爵决斗并成功地“在他的一条弱得像鸡雏翅膀似的可怜的瘦弱胳臂里留了一颗子弹”（136）。

在罗切斯特众多的尝试失败，沮丧地回到桑菲尔德的时候，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怀疑自己的男性尊严。他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方面都达到了男权体制的标准，然而他却没有承担起男权体制所赋予的责任。他一直都有自卑感和内疚感：他坚持认为自己已经被伯莎玷污并被她永远穿上了耻辱的外衣。因此监禁伯莎多年之后，他仍然无法平复自己对伯莎的憎恶之情。

（二）恋人是嫔妃

就在罗切斯特“受到失望的侵蚀，愠怒地对所有的人，特别是对所有的女人都怀有敌意”（298）之时，简出现了。在对待简上，他充分行使了“主人”的权力:在英格拉姆小姐拜访期间，他要求简每晚都坐在客厅里观看他与布兰奇的求爱演出。然而，简很快发现布兰奇对罗切斯特并无爱意，她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才利用自己的美貌来迷惑罗切斯特；罗切斯特也心照不宣地假装要用自己的金钱来购买这件可人的“商品”。因此，在他的求爱演出中，简闻到了浓重的铜臭气息，也愈发鄙视这种结合。

出乎罗切斯特的意料，他投入的表演不仅没有换来简的嫉妒、自卑情绪，换来的却是简的鄙视。当罗切斯特下定决心赶走布兰奇确定与简的恋爱关系时，他的男性控制欲望再次迫不及待地显露出来：他要借助于自己的经济实力将简打扮得珠光宝气，力图改变简的“不美的、贵格会教徒似的家庭教师”（245）的个人形象。他的这种男权思想遭到简的强烈反抗，她义正言辞地反驳道“我不愿做你的英国的赛莉纳·瓦朗”(256)。当罗切斯特把简比作“土耳其皇帝后宫的嫔妃”（255）时，简回答道：“我将收拾收拾好，出去当个传教士，向被奴役的人们——其中包括住在你后宫里的女眷们——宣传自由”（256）。当婚礼被取消，简毅然拒绝做罗切斯特“真正的新娘”。深究其中原因，读者就会发现，简的离去固然与她的宗教信仰以及她个人的正直、自重有关系“我越是孤独，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支持，我就越尊重我自己。我将遵守上帝颁发、世人认可的法律”（303），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她从罗切斯特对待情人及伯莎的态度上预知了自己的未来，“要是我……去步那几个可怜姑娘的后尘，那他总有一天会用现在亵渎对她们的回忆的那种情感来看待我”（298）。为避免看到自己的爱人仇视自己、抛弃自己，离开是最明智的选择。

四、悲惨的复归失败

在简离开桑菲尔德庄园的那段时间里，罗切斯特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野性十足,“已经给变成狮子或者这一类的东西了”（418）。罗切斯特要为自己霸道的行为和放纵的生活付出代价。他双目失明、肢体残缺不仅表明他已经无力行使自己的男性权力，也表明他为自己男性权威的重新树立所付出的努力都诸之东流了，他只能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救世主——简的到来。

婚后，他也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以前自己心目中的“家长”，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罗切斯特与简的夫妻关系同他与伯莎的夫妻关系有一些相似之处：罗切斯特更多地处于传统婚姻中女性的地位而简则处在男性控制地位，“我是他的瞳仁……他通过我看见大自然——看见书；我代他凝视……我念书给他听，带他到他想去的地方，替他做他想做的事”（433）。简不仅是罗切斯特的“瞳仁”，她还控制了他能“看”到的东西以及所“看”到东西的细枝末节[2]。简为罗切斯特理发的情景使我们回想起布洛克尔赫斯特强行减去裘莉亚·赛费恩那代表女性气质的发卷。布洛克尔赫斯特的行为表明女性要完全服从男性至上的统治体系，否则惩罚是不可避免的；简为罗切斯特剪发从本质上说是具有相似意义的，简剪去了罗切斯特男性至上的权威[3]，暗示了在未来的婚姻中罗切斯特的从属地位。

男权至上的社会观念把一个本该健康、善良的男孩变成了一位一生追逐男性权威的男人。在他追逐男性权威的历程中，在不幸婚姻的阴影下，他变本加厉，扭曲了自己对女性的正确认识：他把情人当奴隶，把恋人当嫔妃，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她们身上，最终，罗切斯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双目失明，上肢残缺。他的身体状况又决定了他在自己的婚姻中只能占据从属地位。由此可见，当时的男权至上的社会观念不仅侵害了女性的权益，也是男性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

[1]Wylie，Judith.Incarnate Crimes:Masculine Gendering and the Double in Jane Eyre[J].Victorian Institute Journal，1999(27).

[2]Chen，Chih-Ping.“Am Ia Monster?”:Jane Eyreamong the Shadows of Freaks[J].Studies in the Novel，2002，34(4).

[3]Leggatt，Judith and Christopher Parkes.From the Red Room to Rochester’s Haircut:Mind Control in Jane Eyre[J].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2006，32(4).

[4]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

本论文是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PHR)的研究成果之一。

项目主持人：张军丽，项目编号为：PHR201008302

张军丽（1974— ），女，硕士，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