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耒情本文学思想刍论

湛 芬

张耒学术文化思想明显呈现儒佛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但其中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儒家至诚理论对其影响巨大，他反复强调立诚是修德进业之本，仁义是治国安邦之基，而“仁义之道亦本于心”，因此，他要求主体必须修身立其诚，如果是统治者，就应以至诚之心、顺人心人情治国，因为只有“发于至诚”才能“尽下之情”，“尽下之情”才能得民之心，得民心而天下才能大治①；如果是创作主体，则应顺天理自然和情性之道为文，真实抒写自己内心“所乐所怨”之情，反对“枝词游说，文繁而事晦，读之三反而不见其情”②的创作风气，明确指出文学作品就是作者情性之载体，主张“纵其情”，反对“约其情”，视“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的篇章为天下之至文，并把有无真情至情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从而把情本问题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为政治国理论中的情本因素

张耒本集著有上下《至诚篇》③，集中讨论至诚思想与为政治国之关系，他认为子思为《中庸》之说以导孔子之意，始之于“天命之谓性”，而以“诚而已”为其本是极有见地的，因为无论何人，只要做到“心诚之而无隙”，就会“物不可得而间”，“物不可得而间，则心一，一心以格物，则物为之动，物为之动，则天地之远、化育之微、鬼神之无形、阴阳之不测，吾从役之矣”，故“至诚之说曰：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礼乐之本，盖出诸此而已矣”，在此，张耒不仅把至诚视为个体修身立德之最高标准和一心格物的必备条件，而且视为礼乐之本，以及通晓道德伦理之前提和治国安邦之根基，正因如此，张耒明确强调帝王必须务诚明之学并以至诚之心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