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
——浅析多鹤的主体性悲剧

⊙任天华［山东女子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济南 250002］

“一个人的战争”
——浅析多鹤的主体性悲剧

⊙任天华［山东女子学院文化艺术学院， 济南 250002］

多鹤是严歌苓笔下的一个“异数”。尴尬的主体角色定位决定了其主体性悲剧。孤独的她试图倚靠“母亲”角色获取自我存在的价值，却被恶劣的社会环境和子女们的疏离摧毁。情人的暧昧身份和情欲的追逐燃烧了压抑已久的身体欲望，却无法抵制受挫后的焦虑。

孤独 焦虑 自我认同

长篇小说《小姨多鹤》可以说是“两个女人的史诗”，小说里的朱小环和多鹤成为这部作品中的“双生姊妹花”。朱小环似乎融合了作家一贯的“地母”和“圣母”的写作因子，成为作品中的“拯救者”，这个“拯救者”首先是“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美的标准”①。她既能够用东方妇女特有的达观和坚韧在丈夫被捕后想方设法独立支撑起几近崩塌的家庭，又能以“圣母”般的博大和宽厚去包容并庇护一个与她有着夺夫之争的敌国的女人，这无疑构筑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神话。正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严歌苓用这些柔弱女子形象建构起来的一个个弱者求生存的神话，无非是要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原真本性:宽容与悲悯。只有宽容和悲悯才能使人类获得精神的自由和道德的完善，才能使人类超越世俗的一切私心，不受虚名、功利等外物所累，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心来实现对个体生命的完成。”②因此，可以说，同之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朱小环的塑造有着相当程度的延续性和重复性。而着实让读者眼前一亮的却是与充满了基督教“救赎”精神的“圣母”们迥异的多鹤。

学者徐碧辉指出：“主体性是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以客体世界为对象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自主、自为、积极、主动、自由和创造的特性，自主意识、自由追求、能动创造三方面相互结合构成完全的主体性。”③个人主体性的获得显然是一个主动追求的过程，对于女性来说，尤其是对于处于战争时期的女性来说，要获取自我的主体性认知并且最终获得主体生命价值无疑更加艰难。从这一种层面上来说，长篇小说《小姨多鹤》中的主人公多鹤似乎更加具有文本价值和符号意义。当然，或许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多鹤就是一个身处异乡始终拒绝或者无法融入陌生环境的外乡人，但是纵观多鹤的坎坷一生，始终难以释怀的是作为一个“孤独者”，她似乎一直在默默的寻找自我，努力地确认自我，她试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获得生命的价值，获取生存的意义。

一、母亲的孤独

国家的战败让多鹤过早承受了血腥的苦难，依靠机智和本能生存下来的她见证了母亲和弟弟妹妹毁灭于炸弹之中，也亲眼目睹了劫后余生的母亲们生下血淋淋的婴儿又亲手将之杀死在襁褓里，但是，天然的母性又让她从千惠子手中勇敢地救下了三岁的佐藤久美，内心的那种母性的呼喊始终伴随着她。更为重要的是，多鹤身上永远地保留了代浪村人的特性，沿袭着外婆、母亲们传承下来的骨肉理论：靠生孩子来延续自己生存的意义。因此，当她作为俘虏被张俭的父亲买去做张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倔强的她精心策划并成功实施了自己的逃跑计划后，却因为发现自己怀孕又主动回到张家。此时，为张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性已经被悄悄地置换为生存的价值：“世上没有多鹤的亲人了。她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给自己制造亲人。”

此后，这种只有生育过的母亲才会有的奇特的主体经验竟然使她一次次擦肩而过。“多鹤静静躺在热乎乎的血泊里。想着她今后是否还有可能生三孩、四孩、五孩，是否还会给自己生一群亲人，让她在他们眼里看见永别了的父母、舅舅、外公、外婆，看见代浪村的村景、田野、樱花林……”尤其是在被张俭“不是故意的故意”丢弃之后，她扒过火车、偷过东西、进过收容站，过了一个月的流浪生活终于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支持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回到家中，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抱起孩子喂奶：“多鹤一再把乳头塞进大孩二孩嘴里，又一再被他们吐出来。她的手干脆抵住大孩的嘴，强制他吮吸，似乎他一直吸下去，乳汁会再生，会从她身体深层被抽上来。只要孩子吮吸她的乳汁，她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的位置就优越于屋里的这一男一女。”在这里，生产和养育因为其天然性而具有了自我认知的符号意义。在所有的亲人故去之后，孤独的多鹤只能依靠“母亲”这一角色来验证自我的存在和价值。

女人做母亲，这是“女性唯一有价值的命运”，“通常意味着通过为自己的丈夫、为国家、为男性文化权力生育孩子的方式延续父权世系”④。对女性来说，做母亲的经历代表着恢复同自己母亲以及其他女性的纽带。而世世代代的母亲们一直都在重复着一个传奇，就是“需要”，正如露丝·伊里加蕾所说，“母性的作用支撑着社会秩序和欲望秩序，但这一作用总是被控制在需要的层面。……女性——母性力量的作用常常在满足个人和集体需要的过程中被消灭了。”⑤多鹤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孜孜以求的这种“纽带”在被挪用和控制之后，她试图建立的那种自我认同出现了危机。“如果说自我在本质上说是关系性的东西，那么，缺乏构建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必然会阻碍自我力量的发展。”⑥事实证明，多鹤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她想要构建的母子关系恰恰没有给她提供获取自我意识的途径。

孩子出生后，教他们悄悄说日本话是多鹤唯一能用来跟小环、张俭争夺孩子的秘密武器，语言成为她和孩子们之间的“纽带”，是她的亲人们依然存在的最真实的证据，也是多鹤追寻自我本体意义的象征性能指。如果说儿时的孩子们由于好奇和骨血轻易就获得了与“小姨”的沟通密码，那么成年后的他们却由于政治环境的变迁而对多鹤开始了主动的疏离。丫头更是因为做梦说日本话而受到审查，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人生命运也从此彻底改变，以至于始终不肯回家；儿子大孩自私、思想激进，刮掉自己的眉毛、胸毛、腿毛，为了站到红卫兵的行列，毅然与家里断绝关系；二儿子二孩冷酷刚烈、沉默寡言，为了避免受到拖累，主动要求下乡插队。多鹤成为真正的“孤独者”，“母亲”角色也成为摧毁女性自我的机构和体制。原本冀图通过“母亲”这一角色建构自我的生命体验，却遭到了子女们的主动解构。或许“母亲”角色的价值原也不应该等同于女性自我的价值，“母亲”仅仅只是“母亲”而已，当“母亲”过多地承担起所指之外的能指意义时，身为“母亲”的自我就已经出现了认同危机。

二、情人的焦虑

母亲同样拥有追求快乐的权利，享受愉悦的权利，拥有激情的权利，甚至是哭泣和愤怒的权利。可是，当自我无法通过“母亲”角色建构自我认同机制时，个人主体的精神性色彩剥落殆尽，赤裸裸的感性欲望便成了多鹤确认自我主体意识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性对于多鹤来说，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具备欲望的符号意义。她的目的很单纯，只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亲人”，而张俭则在“例行公事”的名义上多了一层“民族仇恨”的味道。“他气疯了，心想，好吧，我就禽兽不如。她（多鹤）的父亲、哥哥对中国女人就这么禽兽不如。”但是，潜意识中，欲望却是在一点点地释放。生命的欲望、身体的欲望、性的欲望借助身体这一修辞方式逐渐涌现、穿透。渐渐地，她会用手拍他的背，她会轻轻地叹息，她会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叫他“二河”。直到有一天，多鹤身体内部被压抑已久的欲望意识被点燃，它不仅要释放，还要生长、创造、飞翔。于是，她开始主动向张俭示好，而张俭在得知多鹤的苦难逃亡历程之后，也终于找到了接纳多鹤的理由。背着小环，他们的“心和身子天天私奔”，偷偷在小学校、破电影院的黑暗角落，在山坡，他们尽情释放着压抑已久的生命。如果说自我认同更多地牵涉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那么两性关系恰恰提供了建立自我认同所需要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单元。多鹤成为张俭的“地下情人”，这种在非常时期建立起来的正常关系给多鹤提供了一个体验自我存在、感知自我欲望的机会。她尽情地开放着自己的身体，享受着欲望的快感。情欲成为多鹤表述个人主体和自我的核心能指。

欲望的满足与受挫会直接导致自我认同的实现与焦虑。当多鹤的情欲表达遭到政治因素和他人的阻挠而受挫时，自杀——这一极端的死亡方式又成为焦虑的表征。自杀，曾经是代浪村人以及很多日本人认为是保存自己尊严的最好方式。多鹤也曾多次兴起自杀的念头,当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两个孩子时，她打算与孩子同归于尽；当张俭因为跟她偷情被发现而对她不再热情之后，她想回家找根绳子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张俭被公审判为死缓时，她再一次想到自杀。多鹤的自杀情结尽管也有童年时期战败同胞集体自杀场景留下的阴影，更多的还是其个人主体情感遭到毁灭时主动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从这一角度看，多鹤自杀的表象下就有了自我救赎的意味，“以毁灭自我来达到自我实现”⑦，以身死求得心净，而这种自我救赎的核心恰恰就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觉醒之后的多鹤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试图尝试外出工作，像小环一样“凑合”着过日子，但是多鹤是孤独的，“她戴着跟她们一样的草帽——一年的风吹日晒，和她们一模一样的破旧”，“她永远融不进她们”。多鹤的焦虑依然持续着，她抗争过，追寻过，但是却永远找不到真正的自我。

现代认知论的演变以二元对立意识的发展为标志，主体的确立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人，在运用功用诗学论时，不要忽视艺术的审美要求，不要把文艺仅看为政治的附庸，而要力求把《诗学》中提倡的“真”，《毛诗序》中提倡的“善”有机结合，追求文艺的“美”，才能推动文艺沿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诗学》与《毛诗序》对诗的原理探究各有其真知灼见，貌似迥异，但又分别探讨了诗的起源、性质、体裁。并且两者都是功用性文艺观的代表，并在总结了前代的文论上各自开启了中西方文艺批评的源流，不愧为中西诗学史上具有指引作用的明灯。

① 陈 、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②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7、81、81、47、63页。

③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版，第82页。

④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页。

⑤ 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1页。

⑥ 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 章安祺,黄克剑,杨慧林.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作 者：余烈全，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陶 青，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