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老子的人才培养与管理思想

2011-08-15 00:44刘国梁王洪华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柏拉图老子灵魂

刘国梁,王洪华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00)

柏拉图和老子的人才培养与管理思想

刘国梁,王洪华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00)

柏拉图和老子在人才培养和管理上的联系是:主张从幼童抓起,重视人类的自然美德;认为最优秀的统治独立于法律,为无为则无不治;高扬理念的价值,摒弃自身的存在;要求以人为本,实行制度领导。主张造就精英,公民各尽其职;肯定拥有财富,但国家不能推崇财富;重视社会公德,倡导优化国民形象。由于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两人在上述思想上又有极大差异。

柏拉图;老子;管理思想;美德;无为;理论理性

培养和管理人才,就是营造适合人才成长的各种环境,尽可能发现人才,让人才的成长适应社会的需要,同时造就社会精英,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柏拉图 (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老子是我国先于孔子的伟大思想家,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也有不少精辟论述。他们两人在人才培养和管理的基点、德育和法律在人才培养与管理中的作用,以及人才思维的锤炼、精英的造就、人才的社会公徳、国民形象等方面,都有论述。他们的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思想相互交织,但是,总的趋向是:重培养,疏管理,而且往往以对人才的内控代替对人才的管理。我们将柏拉图和老子关于人才培养和管理的思想分析比较,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异同,有利于我们以古鉴今,合理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管理人才。

从幼童抓起,以复归人类自然美德为基点。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总和与本质实际上就是正确的训练,要在游戏中有效地引导孩子们的灵魂去热爱他们将来要去成就的事业。”[1]389为什么这样做呢?柏拉图认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需要。他说:“只要年轻一代能够不断地健康成长,我们的国家这艘大船就会顺利地航行”。[1]572老子同样看到了幼童的重要,他说:“含徳之厚,比于赤子。”[2]“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①参见《道徳经》与《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1954年第 1版,以下关于老子引文不再注明。

认为赤子是最纯洁的,人们的道德修养应像赤子那样深厚。他吿诫人们对人处事应如婴儿一般光透无遗,只有自然本性,而没有世俗的尘埃。在这里,柏拉图完全从教育的角度阐发,老子却是在谈人类自然本性的复归。两者谈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幼童或婴儿是最便于灵魂塑造的时期,看到了道德的好坏是人才成长中最关键的因素。

人才培养与管理的基点是什么?在柏拉图看来,第一,在内容上,既不是知识技能,也不是以财富和增强体力为目的的训练,而是道徳为先的教育。他说:“教育乃是从小在学校里接受善,使之抱着热情而又坚定的信念去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又懂得如何服从正义的统治。”[1]389他甚至斥责以财富、身体的力气,以及与理智和正义无关为宗旨的训练是粗俗的、不高雅的。他明确指出:“所谓教育,我指的就是善的获取,它的最初形式就是儿童所获得的那个样子。”[1]398第二,儿童的教育不可等同于对成人的培养,尤其是儿童灵魂的学习是这样。第三,灵魂既有先天的、神赐予的,也有后天的。但是它的后天陶制切忌强烈地依赖自我,因为这种“……强烈地依赖自我事实上是我们毎个人种种恶行的永久源泉。”[1]490柏拉图还认为:如果人的天性正确,后天的教育错误。或者倒过来。那么人才成长的结果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柏拉图说:“如果一个人受过正确的教育,他就会变得彬彬有礼,如果接受了错误的教育,结果会相反”。[3]369因此,柏拉图主张从孩子出生开始,就经过身份确认、优劣选择,然后集中而又有分别地抚理、教育,由社会选拔适合的人员担任管理者和教育者,而且要对男、女进行同样的教育和严格管理,以便造就优秀的卫囯者。不过,柏拉图强调不同等级的婚姻对后代的是否成才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是有极大局限性的。

最优秀的统治独立于法律,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徳准则和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发展的保障,也是培养和管理人才必不可少的。柏拉图重视立法,主张依法行事。他认为:每个人都像是神制造的木偶,身体的内在状态就像牵引木偶的绳子或线,把我们拉向不同方向,其中有美徳和邪恶之分。所以,“人必须与法合作,只要它的制定是高尚的,因为判断尽管是一种高尚的东西,是温和的、不用暴力的,但是制定一种判断需要有某种东西的支撑,……个人的责任在于理解这种拉力的真义,在生活中服从这种拉力,而城邦的责任在于从某位神或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某位发现者那里接受这种真义,使之成为城邦的法,成为城邦自身及其他社团交往的准则。”[1]391他认为:为了确保社会的幸福美好,“一部分人要靠说服,另一部分要靠对那些不听劝吿的人实施强制性的法律。”[1]477但是,他认为最优秀的统治独立于法律,“法律不是一种理想的控制手段”,[1]146“人从来不立法,我们的立法总是偶然性和无限多样的环境起作用的结果。”[1]466“立法以作为整体的美徳为框架,而不是以其中最不值得考虑的部分为指南。”[1]373柏拉图主张立法从美徳开始,并以美徳为立法的目标。在这里,他把法律和人类美徳的建设密切地结合了起来,把法律作为了培养和管理人才的手段。几乎与柏拉图的观点相近,老子既反对立法、多法,又主张用法。他斥责“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主张统治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则无不治。”显然老子是不赞成立法、用法的。不过,老子有时还是主张用法,甚至大开杀戒的。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的是:老子的言外之意认定法律是人类社会倒退后失道又失徳的产物,法律完全是消极的东西。他说:“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徳,失徳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其实,“礼”是与法相辅而行的,也是对人们行为的规范。

柏拉图不仅主张立法从美徳开始,并以美徳为立法的目标,而且他还为后世谱写了苏格拉底这样一位爱国守法的典范。尽管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事实不成立,而且他如果接受朋友营救的方案,完全可以逃脱绞刑。但是,苏格拉底选择了服从法庭判决。他说:“判决一旦宣布就具有约束力,就应当执行。”[4]32最后,他毫不惧怕地对待死刑,并说:“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4]44

高扬理念的价值,摒弃自身的存在。在人类历史上,柏拉图首先提出了共相的概念,老子第一次将不同于具体事物的真实的存在规定为“道”(即宇宙本体)。他们的突出贡献是极大地提升了理性思维水准,可以说开启了“理论理性”思维的先河。在《国家篇》里柏拉图以床为例生动地说明共相问题。他说:“画家、木匠、神这三位制造者与三张床分别对应”,其中神“只制造一张本质的床,真正的床,床本身。”[3]615所以他认为理念才是一张实在的床,而且这张床是由神制造的。老子认为“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而“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真实存在。可见,两位中西哲人都从不同理念的角度肯定了理性思维的重要,并且在理论理性思维上开了先河。他们都看到了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如何强化人才的理性思维的问题。

思维的训练在人才培养与管理中非常重要。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曾说:“一个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逻辑思维的能力,一个是形象思维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5]这个问题在几千年前就被柏拉图和老子重视了。柏拉图指出:“感官所能把握的相似性是那些真实存在着的事物的性质,这些性质本身是容易理解的,因此要对这些存在物作解释,人们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他们可以轻而易举而又不费言辞地揭示这些可感的相似性。但对最高的、最重要的那一类存在来说,它们没有相应的可见的相似性,它们的性质不会清晰地展示给关注它们的人。……没有可见形体的存在具有最高的价值和重要性,只能用理性来加以证明,而不能借助其他手段来加以理解。”[1]132当然,在这里,柏拉图是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意义上阐发理论理性,是纯粹概念的思辨。不过,其重大意义决不可低估。他不仅重视理念的提升,柏拉图还强调区分普通人和哲学家思维的训练。他认为:普通人做算术时确实在使用不同的单位,例如,二,可以是两个人、两头牛,或其他具体事物。而哲学家与这种做法毫无关系,他对无限具体事例中的数使用完全相同的单位。[1]247由此,按照柏拉图的想法,把哲学家培养成国家统治者特别重要。此外,柏拉图主张通过纯粹的算术、几何、天文、辩证法等逻辑推理方式培育人们的思維能力。与柏拉图有所区别的中国老子,他重视理性思维,注意从意象思维的角度去论述问题。例如,他以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水近似于“道”、水最柔弱而又最坚强。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此外,老子还提倡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考虑问题的“稽式”思维,并要求做事从整体考虑,从宏观出发,而由细处着手去突破完成。他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的思维体现了中国整体思维、意象思维的一些特点,与西方以“拆零”为主的分析方式和逻辑推理思维迥然有别,显示出在培养人才思维模式上差异。

柏拉图和老子都贱视人的身躯,重视人的灵魂或思想。柏拉图十分重视人的灵魂,认为“灵魂是一切事物的本性和力量,……灵魂在那些最初的事物中是头生的,先于一切形体和使形体发生变化和变异的最初根源。”[1]653所以,“每个人最珍贵的财产就是他的灵魂”。[1]490在柏拉图看来,人的肉体的存在是短暂的,而灵魂是永存的,是可以转移的;整个灵魂就像一个共同体,它拥有知识、判断、推理,甚至非智慧的东西。其中一部分与神性有关,一部分与人性相联系;通过学习 (例如音乐),人们可以模仿善的或恶的东西,而灵魂绝对不会把学习看作累赘。从幼童开始的学习训练,可以治愈灵魂中的疾病—恶。所以,柏拉图主张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方法,使全体公民的灵魂拥有与人性相应的优秀美德。柏拉图反对知识就是知觉的观点,认为人的感官对具体事物的认识是不可靠的,只有对没有形状的真实的存在的认识才可以穷究真理,充分显示出他对理念的高度重视。

老子明确摒弃自身的存在,主张对一般的民众实行愚民政策,而要求王和“圣人”有高智慧和极强的管理国家的能力。他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讲“绝圣弃智”,不是不要智慧,而是要人们放弃对具体事物的了解,深切了知他所说的“道”。老子强调“知常曰明”、“知其雄,守其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足者富”等等,不就说明老子是主张社会上需要一些人拥有智慧,这些人就是统治者,而对一般老百姓是不允许有智慧的,这也是他“弃智”的另一内涵。

以人为本,实行制度领导。柏拉图和老子都重视在管理中实行以人为本,实施制度领导的原则。柏拉图认为:统治者要大公无私、公正地对待其臣民;统治者制定的政策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规定受其统治的人的利益;统治者除了把发布命令的权力留给自已外,惟一允许的训练方式就是使教育者培养出恰当类型的人才。所以柏拉图强调:“……只有当你能够为你们将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更好生活方式时,治理良好的城邦才有可能出现。”[3]518而只想在自已执政中捞好处的人,要想治理好国家绝对不可能。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真正好的国家必须有像哲学家一样素质的统治者,还要有谁上台也无法变更的制度来保证。在这种制度下,其最佳的统治方式是禁止任何个人或团体有违反法律的保障机制,并且以正确的方式使公民能够幸福快乐地生活,使他们把灵魂之善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是自己身体的利益和善,第三位才是国家之善 (即财富)。由此,柏拉图认为:依法律而治,君主制最好,民主制最糟。不依法律而治,民主制最好。老子强调“爱民治国”,“以百姓心为心”,要管理者有一颗平常心,遵循制度办事。真正做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国,若烹小鲜。”天下大事即可运于掌上。

肯定拥有财富,但国家不能推崇财富。柏拉图肯定拥有财富。他说:“我肯定拥有财富是最有价值的,但并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而只对好人才这样。”[3]227他又说:“当一个国家推崇财富和有钱人时,美徳和善人就不那么受推崇了。”[3]554柏拉图一方面强调财富存在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斥责国家倡导的拜金主义,可见其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久远影响。老子虽然主张“不贵难得之货”、不用什伯之器和舟车等等。但是,他倡导老百姓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即:既要有小康生活,又要俭,绝对不能“富贵而骄”。

造就精英,公民各尽其职。柏拉图和老子都主张分类别培养与管理人才,同时造就社会精英,并对精英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柏拉图认定公民应该分为普通人、兵士和卫国者三个阶级,对各个等级的要求差别很大,其权力和义务也不同,只有卫国者才有政治权力。如何保证卫国者实现立法者的意图,这是柏拉图摆在首位的问题。

柏拉图认为:国家的管理者、卫士和哲学家都是精英。卫士既是战士又是哲学家,都需要学会计算和数学,并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灵魂。同时要学习辩证法,到战埸上指挥打仗,把他们放到好的或差的环境经受考验,使他们在完成各项任务和掌握知识方面都是同辈中最优秀的。对于这些人,要求他们具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爱国心、不会更改法律,使他们不仅品质高尚,还要有适合接受最坚定、最勇敢、最有风度这种类型教育的风度。柏拉图最后宣称:“只有在某种机遇下,那些被人们称为无用的极少数尚未腐败的哲学家被推上统治地位,出来掌管城邦,无论他们是否自愿,并使公民服从他们的时候,或者说,只有在神的激励下,那些当权者的儿子,或那些君主本人对哲学产生真正热爱时,城邦、国家或个人才能达到完善。”[3]493必须指出的是:柏拉图的培养和管理社会精英基本上是严格地局限在卫国者的等级范围内,而不是广纳贤才。

社会是有分工的。柏拉图主张公民各守本职,每个人只从事一个行业,而不能从事多种行业,不去干涉别人份内的事。他说:“三个现存等级的人相互干涉,相互取代他人的事务,这是对国家的最大危害,可以最正确地确定为主要危害国家的事情。”[3]410所以,对人才管理的重大任务就是要保持社会的合理分工,不使各行业混淆。

老子是坚持精英管理国家,各安己位的。老子所说的精英就是王和“圣人”,他们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爱民治囯”,不自矜,光而不耀,又能常善救人救物,并且知人、自知、知足,还重积德,常常“后其身”、“外其身”,是老子理想的国家管理者。对于一般的被统治者—民,只能虚心实腹,重死而不远徙,辛勤为统治者劳作。

重视社会公德,倡导优化国民形象。柏拉图主张在人们的灵魂里要有智慧、正义、勇敢、节制的美德,国家要依法制裁盗窃、抢劫、投毒者,处罚打架和斗殴者……,分清杀人者的情况,予以重判。对于不敬奉神,或者不孝敬父母的人 (包括怠慢父母、不精心满足父母的愿望、对自己的子女和对自己的照顾超过对父母的照料等),柏拉图要求制罪。他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听从我们当前的劝告,孝敬父母。如果还有人置若罔闻,那么下述法规就是针对他们的。”其中的处罚包括鞭笞、罚款,甚至监禁等等。[1]699他认为,甚至奴隶吿发主人虐待父母的证据确凿,可以因此获得自由。可见,柏拉图是以确立社会公徳来培育、净化人才成长及其管理的环境的。

老子同样重视社会公徳。主张社会成员要各安己位保持和谐,认为“和大怨,必有余怨”;“善用人者为之下 ”、“大者宜为下 ”;“自爱不自贵 ”;坚持“贵生 ”、“少私寡欲 ”。坚持“慈 ”、“俭 ”、“不敢为天下先”。坚持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光而不耀、善救人救物。对于违法危害国家的人,也要处罚,甚至诛之。他十分推崇上下有序,彼此和睦,官像官,民像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

以上柏拉图和老子的人才培养与管理思想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对于我们仍不乏启迪。例如,他们主张分层次培养和管理人才;人才的培养与管理要从国家需要出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既要培育一般人才,又要造就社会精英;培养与管理人才要注重道徳修养,不可忽视法制观念和必要的规章制度,不可轻视思维能力,同时要在实践中锤炼人才;既要肯定财富的价值,又反对社会上的拜金主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当然,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他们两人所处国度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其人才观与管理思想也有所不同。例如,柏拉图主张彰显、学习技艺、争霸、人才要适应战事,有辩才。而老子主张隐晦和光而不耀、无为而无不为、绝巧弃利、不争战不称霸、大辩若讷……等等。

[1]柏拉图.柏拉图全集(三) [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老子.道徳经 [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柏拉图.柏拉图全集(二) [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柏拉图.柏拉图全集(一) [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N].人民日报,2009-12-10(19).

Plato and Lao-tzu's Thoughts on Talent Education andManagement

L IU Guo-liang,WANG Hong-hua
(Jilin Huaqiao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Chanchun 130000,China)

There are many connections bet ween Plato and Lao Tzu in their concepts regarding educ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people.These include,they both believed that education should start from childhood and human's natural virtues should be valued;the best governing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law;all things are duly regulated through the actionless activity.They both maintained that man should promote the value of concept and abandon self-existenle.Be human-oriented and institutions guide.Elites should be produced and every citizen should play his own role.Wealth can be owned but a country can not highly praise wealth.Social morals should be valued and national image should be optimized.However,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the both thinkers als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views in relation with the two subjects.

Plato;Lao-tzu;thoughts of management;virtues;inaction;theoretical reason

(责任编辑 彭何芬)

G04

A

1009-1505(2011)03-0092-05

2011-03-21

刘国梁,男,四川中江人,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西文化研究;王洪华,女,吉林双辽人,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与中西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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