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北
(沈阳体育学院思政部,辽宁 沈阳 110102)
现代政治启蒙以来,我国政治文化、社会、国家无不处于动荡之中,黄仁宇在《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一文中,提到“五四百年之后,我国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或是经济的条件不相衔接”的问题,即政治文化、社会、国家呈现出非同步发展特征,这种宏观的异质性与微观的同质性,既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同质社会,也与现代社会不相匹配。虽然发展自然不会一致步调,以致动态的非同步发展屡见不鲜,然而静态的非同步发展则一定不具适应能力。在政治文化、社会、国家的三元框架中,①中国民主派逐渐推行政治主导的社会变革,在此期间,改造之识有本位、次序与归路的要点;改造之法有革命、改革与累积的分别,无论是缺乏见识还是方法,都将付出相应的历史代价。本文沿用“大历史”、“长时段”的传统史学方法,以中国民主派的探索为线,政治文化、社会与国家的关联为面,期望再现中国变迁与经验,揭示我国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
现代政治文化的转移,与世界化过程互为表里,列宁称其为东方走上“西方的道路”,它的动员力量、散播效应以及质疑同样耐人寻味。为了突破文化传统包围,五四时期中国民主派开始从事现代文化启蒙,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