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同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10)
百年前,震撼中外的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二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谱写了中国历史新篇。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革命运动,这场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过去了百年,人们对它的评价争议颇多,莫衷一是。诚然,在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今天,人们去回顾,去缅怀之时,更是感触到它的历史功绩之伟大:它,跨出了使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关键一步;它,加速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它,使沉睡的古国重新振奋,跟随时代步伐,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笔者仅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漫长之路的回顾中,从对民国建立后社会急剧转型的透视中,从哲学的视角,试图探讨辛亥革命在中国“走出中世纪”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意义,以就教于专家们。
武昌起义的成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它的偶然性,是湖北一时的军事空虚,以及起义新军所特有的条件;它的必然性,是武装革命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走向。
诸多的偶然因素
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打响的武装起义,史称“武昌首义”。它是一次以湖北新军为主体的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逾十次起义中的一次,能如此之速成功,其中有着许多偶然的因素。
从革命军方面看,扮演着起义主力军的是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他们有着与1909年广州新军起义时,极不一样的状况:首先,是“地利”,起义主力军的驻军地点极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