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藏书事业概述

任 罡

（镇江市图书馆 馆长室，江苏 镇江 212001）

0 引言

藏书楼，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功不可磨。时至今日，虽然藏书楼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我们仍然承沐着它们的恩泽。

镇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曾经先后出现过三座明显带有公益性质的藏书楼：焦山书藏、文宗阁、绍宗国学藏书楼，而且民国政府期间，江苏省立图书馆也建于此。

1 焦山书藏

焦山书藏是清代名臣阮元创办的一个重要书藏，充分体现了“书赖名山藏”的藏书思想和藏书模式。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清代嘉庆、道光间名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傅。阮元25岁就中了进士，做官期间提倡学术研究，在浙江纂辑《经籍籑诂》，在江西完成刊刻《十三经注疏》，在两广汇刻《皇清经解》等重要著作，创编《国史·儒林传》、《国史·文苑传》，诗文集有《揅经室集》、《诂经精舍文集》14卷。他不仅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而且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一代文宗。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阮元任漕运总督。这年春天，他在瓜洲议决在焦山上设立书藏。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在焦山西麓海西庵内建成楼五楹，以作藏书之所，并定名为“焦山书藏”［1］。

在焦山书藏的建设和管理中，阮元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比如，书库的布局、书橱的制作以及书籍的编排，他都亲自过问，就连刻铜章、书楼匾、管钥匙之类的事也亲自嘱办，还专门写了《焦山书藏记》，制订了《焦山书藏条例》。他还从自己在扬州的私人藏书楼中选出图书206种，1 400余册率先捐给焦山书藏。在阮元的影响下，各方名贤纷纷捐赠，如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慈溪冯祖宪、黟县李宗湄、巴陵方功惠、六合徐孙麟、独山莫绳孙、汪喜孙、王豫、借庵、吴大澂、梁鼎芬、陈庆年、缪潜持、张东山等，其中，丁丙捐书数量较多，仅次于阮元。在众人的扶持下，焦山书藏发展很快，琳琅万轴，善本尤多，藏书最多时达3 570种，4 002部，59 747卷，21 470册［2］。

焦山书藏创立后，阮元曾经指示海西庵僧人编成《焦山书藏书目》12卷，按照入藏书的先后顺序，著录古籍1 400余种，25 000多卷，10 000余册，使焦山书藏藏书井然有序，为天下学者使用提供方便。广东著名学者梁鼎芬曾经在焦山书藏研读多日，对那里的读书环境和藏书状况印象深刻，他不仅带头捐赠图书，还劝说其他藏书家积极捐赠图书。康有为在镇江焦山期间，也是书藏的常客，在这里看了不少书籍。人称“江苏学者”的陈庆年在焦山书藏发现了阮元捐赠的宋《嘉定镇江志》和元《至顺镇江志》手抄本后，异常兴奋，他居焦山书藏多日，认真校勘了二志，又亲自誊录清稿，将之发往金陵付印问世，为后人保存下两部珍贵的地方文献［3］。

1929年，陈去病、柳诒徵、庄蕴宽等学者在焦山书藏建立了“焦山书藏委员会”，对藏书重新进行编目，按经、史、子、集、志、丛六部列类，编成了新的《焦山书藏书目》，为编辑《江苏通志稿》和广大读者查阅、研读文献资料提供方便。可惜，正当焦山书藏将有更大作为时，抗日战争爆发，日军1937年占领焦山后，将焦山书藏焚烧一空。

2 文宗阁

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建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为收藏《四库全书》的“南三阁”之一。据乾隆皇帝的说法，修建“南三阁”，赐赠《四库全书》是为了“嘉惠艺林，启牖后学”［4］。《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达10 000多种，180 000多卷，汇集了清代乾隆以前的众多古籍资料。该著作问世后，乾隆皇帝非常重视，传旨分抄七部，先后藏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等“北四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等“南三阁”。

在当时，建“南三阁”是轰动江南学界的一件大事，各方都非常重视，都在积极参与。所以建起庞大的文宗阁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而且其中诸多工料都是当地人捐献的，镇江人对于文化的热心和支持程度从此可见一斑。

文宗阁坐北朝南，庭院有门楼三间与阁相对，两侧有廊楼相连接，将阁联成四合院的形式。阁前长江，浩浩荡荡，气势不凡。阁后山崖陡峭，峰峦苍翠。阁中书香四溢，是读书赏景的绝佳处。

《四库全书》抄本未完成前，乾隆皇帝于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御赐一部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于金山行宫。《四库全书》抄本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开始分批颁发，直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方颁发完毕。阁中的一切事务均由两淮盐运使选派的典书官经管，并且允许当地学子阅览、借抄，一时间江南学人以能得“读中秘书”为快事。但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多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入镇江，将文宗阁及其所藏的《四库全书》一同焚毁。

文宗阁及其藏书被毁后，镇江的文人一直有重建之愿。如清代侍郎溥玉岑谋而未果。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长沙王先谦视学江苏，出题考诸生，题目就是“拟修复镇江文宗阁钞藏”。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王仁堪任镇江知府时，制定了修复文宗阁的计划，后因调任苏州知府，未能实现。沈恩孚曾撰“拟复镇江文宗阁钞藏”，表达过修复文宗阁的愿望。

3 绍宗国学藏书楼

20世纪30年代初，镇江人吴寄尘先生慨然以恢复文宗阁为己任，在伯先公园云台山上创建了藏书楼。题名“绍宗国学藏书楼”，以示有志继承和恢复文宗阁之意。吴寄尘曾在南通大实业家张謇手下任职，担任南通大生纱厂经理，颇有经济实力。他非常喜欢收藏图书，号自己的书斋曰“味秋轩”，斋中收藏图书约20 000余册。

绍宗国学藏书楼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冷御秋、丁传科、赵蜀琴等人的鼎力支持。经过专家的多方考察和论证，藏书楼主楼址选定在伯先公园云台山上。藏书楼主楼分二层，为西欧式的建筑风格，由上海扬子建筑公司承建，1933年完工。主楼的建筑经费由吴寄尘承担大半，余数由冷御秋、丁传科、赵蜀琴分担。丁传科还捐款14 000元，另赠大丰垦田2 000亩，以其年息作为藏书楼的常年经费［5］。

绍宗国学藏书楼落成后，吴寄尘首先将自己的藏书全部捐出，同时发起成立绍宗国学藏书楼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员有吴寄尘、冷御秋、丁传科、柳诒徵、尹石公、陆小波、严惠宇等。绍宗国学藏书楼对外开放后，由于吴寄尘突然病故，遂由冷御秋、柳诒徵、尹石公共同负责藏书楼事务，出任藏书楼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委员则由胡笔江、唐寿民、陈光甫、吴蕴斋、吴言钦、严惠宇、包允恭等社会名流担任，共同管理藏书楼日常的经费开支。

绍宗国学藏书楼内设有专职图书管理人员，负责藏书的管理和分类编目。吴士湛、王旋伯、殷吉符、李竹虚、赵乃隆、江世荣、江万里、曹沛然、王云轩、杨玉书、吴仲升、乔风德诸先生先后在藏书楼供过职。新中国成立后，藏书楼先后划归镇江市文管会和镇江市博物馆管理，又先后聘请过鲍鼎、丁志安、沈芷痕等博学之士担任管理员。其中鲍鼎对藏书楼的贡献最大，他曾将藏书楼的全部藏书编成完整的古籍书目，著录古籍藏书3 700多种，70 000余册。

绍宗国学藏书楼所收藏的图书主要来自于捐赠，聚书的过程非常艰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镇江，致使绍宗国学藏书楼辛辛苦苦聚起来的20 000余册古籍全部散失。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图书馆学家柳诒徵的倡导下，经多方捐赠和筹集，才使绍宗国学藏书楼元气得以恢复，藏书数量较多时达9万册。其中捐书数量较多的有唐寿民、严惠宇、柳诒徵、丁蘧卿等，均逾千册以上。

绍宗国学藏书楼中的善本不少。比较典型的有元刻本5部、明刻本196部，5 000余册。这些刻本均出自著名的官方刻书机构和私人刻书家之手，反映了当时的刻书风格，多属刻书中的精品。楼中的清刻本中也不乏精品，如著名书法家林佶手书版的《渔洋菁华录》等，质量上乘。今仍有100多种，4 000余册列入国家善本书目。

绍宗国学藏书楼中还有一些手抄本也弥足珍贵。如敦煌石室中收藏的唐人手写经书一卷，只是不知何人捐藏。此经卷虽内容不全，仍保持着唐代的风貌，为世罕见。绍宗国学藏书楼中的丛书也有可观者，如《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万有文库》等。当然，在绍宗国学藏书楼中最值得一说的是：近代政治家、藏书家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藏书，在被清政府查抄而大量流失后，这里还藏有35种，这在国内诸藏书楼中十分罕见。

绍宗国学藏书楼是民国时期江南建立的一个著名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藏书楼，有着丰富的藏书，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2000年，为了加强绍宗国学藏书楼藏书的保护和利用，所存有的86 000余册古籍迁至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保管。

4 民国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

1929年，江苏省省会由南京迁至镇江。1931年秋，省政府议决同意教育厅计划，筹备建设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并拨出开办专项经费。1932年5月，江苏省教育厅聘请俞庆棠、王云五、柳诒徵、陈定祥、何鸿鉴、童致旋等人成立了筹备委员会［6］，童致旋为筹备会主任，并租赁太平桥东道署街2号5幢办公，暂分总务、采访、编目、保管四部。1933年3月5日，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试开放，为市民提供阅览服务，每日开放时间长达12h，节假日不休息。1933年7月1日，“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成立，童致旋任馆长，下设总务、征存、编纂、阅览、推广五部。

既为江苏省立图书馆，其藏书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据资料记载，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从开馆到1934年底，藏书已达98 796册，大部丛书有《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珍本》、《丛书集成》、《万有文库》、《碛砂藏经》等，各省、府、县等方志基本齐全。报纸有省会（镇江）及京（南京）、沪等地的汉、英、日文版等数十种，杂志有中外各类期刊近500种，均陈列架上供人取阅。

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开放一周年，阅览者达49 318人，并出版了《图书分类细目》、《江苏方志目录》、《中日问题参考书提要及论文索引》等多本专著，成果丰硕［6］。

1935年1月，又在中正路南首（即今解放路17号）兴建新的馆舍，占地约14亩，书库3层，阅览及办公用房2层，全部由钢筋水泥、耐火砖构成，能防火、防潮、防震。1935年9月完工，10月迁入，1936年1月1日起全年开放，节假日不休息。

条件改善后，读者激增，每月接待读者约6 000人次。活动也更加丰富多彩，主办过省会书画展览会，陈列镇江各时代书画作品、省会人士庋藏作品及西洋画等，并有四川省教育参观团、扬州教育参观团及本埠学生团体等集体前来参观，名作送陈列者络绎不绝［6］。

当时，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保持着开门办馆的风格，尊重私人意愿，不但接受捐赠图书，而且接受寄存图书，变私藏为公藏，给市民提供阅读便利。江苏省通志编纂委员会收集有大量的地方志，1933年2月，省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将各县志2 470册寄存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图书馆为这批书编目后即对市民和研究者开放［6］。这些举措让众多珍贵的藏品得以更妥善的保管和利用，也让我们今天还能领略其神采和风韵。

当时在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寄存图书数量最多的是藏书家丁传靖。他去世后，居处——天津的藏书，装了40余箱，由他的3个儿子分批运回镇江，同其在镇江的藏书一起合计975种，4 472册，于1933年3月寄存江苏省镇江图书馆保存、编目，并对社会开放。为了继承先世的藏书遗志，他的三儿子丁莲峰先生还撰写了《京口丁氏寄存先世藏书记》，重申了“即公于众，决不欲复返于私”的决心，表示“天津存书及吾弟续有所置，均将继此而来”，并说明是寄存而不是捐赠的原因：一是希望先世的藏书能永久性单独保管；二是在馆藏之书若移至外地时，其祖上的图书能保留在镇江不动。丁莲峰先生的远见使镇江人今天仍可以观赏到这位藏书家的当年旧物［6］。

抗日战争期间，馆务停顿。除将部分图书约14 000册运寄湖南所里外，其余100 000余册全部散失。馆舍被日军占用，内部装修亦多损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复馆，先运回存湘图书，又四处征集，馆藏逐渐增加至47 000余册，其中线装书30 000册，县志及各省通志则仅存296部。

1949年4月，镇江解放后由苏南行署接管，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改名为苏南图书馆，1952年10月，改名江苏省镇江图书馆，1957年6月更名为镇江市图书馆。解放初期，馆址、馆舍均是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原址，1952年底省军区借用，1986年镇江市图书馆搬回原址。

5 结语

纵观镇江藏书事业的发展，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藏书事业和藏书楼就发展、繁盛；反之，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经济、文化遭受严重破坏，藏书事业和藏书楼就走向衰败乃至毁灭。回首往昔，焦山书藏、文宗阁全毁，绍宗国学藏书楼、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藏书几乎散失殆尽，令人痛心扼腕。现在，藏书楼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被公共图书馆代替，个别保存至今的藏书楼也不再具有过去的功能，只是作为某些典籍的保藏地和一种文化的象征。但是，藏书楼作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载体——图书文献典籍的保藏地，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惠及后人。

［1］徐苏.镇江焦山书藏述要［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4）：94-96.

［2］诸葛计.阮元与焦山书藏［J］.江苏地方志，2009（4）：59.

［3］《焦山志》编纂委员会.焦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53.

［4］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M］.上海：上海书店，1992：134-140，186-191.

［5］肖平珍.柳诒徵先生与镇江绍宗藏书楼［J］.图书馆杂志，1994（3）：56-57.

［6］徐苏.民国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J］.钟山风雨，2010（4）：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