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应对近代中国社会运动之举措研究——以五四时期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

李恩堂

（郑州科技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450064）

教会大学应对近代中国社会运动之举措研究
——以五四时期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例

李恩堂

（郑州科技学院 思政部，河南 郑州 450064）

教会学校是近代中国一支特殊的教育力量，在应对中国重大社会运动时有其特殊的举措，并且这些举措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进程的一个侧面透视。在此意义上，探讨上海圣约翰大学应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特殊举措及其变迁过程，我们可以“以小见大”，进而窥测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地位以及中西教育理念的互动交融状况。

教会学校；五四运动；上海圣约翰大学；社会地位；教育理念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作为五四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生爱国运动，在规模和影响上也是空前的。关于教会学校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态度及其变迁状况，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以传教士为核心的教会学校对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运动极端仇视，甚至说他们以严厉的手段惩罚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还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地阻挠学生运动[1][2]。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教会学校的政治色彩向来不浓，校方多对学生参与爱国运动持理解与宽容态度，但同时他们也极力在各方之间斡旋，希望事件能尽快平息[3][4]。两种不同的观点促使学人再次探讨此课题，本文试以美国传教士卜舫济（Francis L.H.Pott）任校长的上海圣约翰大学（Shanghai St. John’s University，以下简称“约大”）为例，考察教会学校应对中国五四运动的举措及其变迁历程，并进一步探究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以及中西教育理念在社会运动刺激下的碰撞与互动交融状况。

一、校方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随后迅速席卷全国。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群众举行国民大会，这是一次爱国运动的动员大会。5月9日，上海各校一律停课，召开国耻纪念会。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在此期间，上海各界学生以集中全国青年学生能力、唤起国民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广泛开展罢课、游行、抵制日货等运动，从而把学生爱国运动推向高潮，推向全国。此间，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约大在教学秩序、师生安全以及教育理念等诸多方面受到冲击。为保障学校师生的安全及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约大在第一时间对学生运动做出了反应，表明其“不禁止不反对，以适度限制和引导为主”的态度。此后，随着上海学生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投身爱国运动的约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约大对此并没有横加干涉，而是采取了一种较为谨慎温和的态度。在五四运动初期至当年秋季的几个月里，约大学生除参与爱国运动外，还以其他方式投身和服务社会。其中，部分学生组织义务学校，向社会各界招生，传授文字、物理、算术等实用知识，开近代上海义务教育之先河。在当时，约大和卜舫济对此亦是持“自极赞成”之态度。

总体看来，在五四期间，约大校方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相互理解”的。应该说，约大的这种支持中国重大社会运动的态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校方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约大是美国人利用“治外法权”在中国地盘上建立的一所学校，其与当时的教会组织有着不可分割且贯穿始终的关系。“长期以来，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上海教区和（美国圣公会）差会部的双重领导，在此种学校——教区——差会部的三角关系中，学校应同上海教区直接打交道，而上海教区主教作为差会部的驻华全权代表，起着学校和差会部的中介人的作用。根据美国圣公会的教会法规，传教区的主教比美国本土的主教拥有大得多的权力。圣约翰大学一向是圣公会上海教区的大本营，主教不仅在小院内安营扎寨，圣约翰大学的礼拜堂还是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实际上，圣约翰大学的大小事务都在上海教区主教的监控之下”[5]。也就是说，约大与教会的关系中最直接的也是最密切的莫过于与圣公会上海教区的关系。

教会方面一贯主张所谓“教育和政治分开”。在学生全面罢课之初，郭斐蔚（Frederick Graves）主教便对约大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并就校方在学生运动中的举措致函卜舫济，提出意见和顾虑：“教职员会是否准备保证校园内不发生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如果教会学校内有这类活动，而日本又藉此谴责教会积极地站在抵制者的一方，那我们准备如何答复？在本校园内，中国当局不得逮捕华人。难道在校外搞运动的学生不应承担起活动的后果吗？教职员会是否直接了解在圣约翰举行的这些集会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同时，他还就当时的学生运动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学生运动已远不属抗议性质，而属于政治和革命的范畴。由于外界引导学生运动，我们显然已逐渐陷入其中，致使全面罢课。事实上，学生们答应维持表面的秩序，交换条件是允许他们利用校园。”[6]教会方面一针见血地点明其希望学校所坚持的立场。无庸置疑的是，作为教会学校的约大在此次学生运动中不仅受到来自学生的压力，也受到教会的监督。卜舫济在对圣公会上海教区反馈和汇报学校工作时就学生运动一事也显得颇为谨慎。他一方面突出学生运动的根本目标和社会影响，以期减少教会方面对运动的种种忧虑，增进教会对学生的理解：“事实证明罢课相当成功，商界和公众与学生合作，并给予积极支持……令人感兴趣的是，群众是如此热切地聆听年轻的学生们在大街小巷所作的关于中国危急局势的演讲。任何年龄层次的青少年都被看作是智慧的象征，因为他们是学生阶层……学生们尽力不与学校当局发生冲突，当然严格说来，他们拒绝上课与考试本身就是对学校纪律的违背。”另一方面，他又阐明校方对学生运动的异议和应对学生运动的困难，希望教会给予学校更大的支持：“他们（学生）控制了学生运动的组织，这在将来可能会导致严重纠纷，可能对教学工作造成严重妨碍。我们自身也赞同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同时我们担心，他们正在设立一个管理学生团体活动的校外机构，并力使其成为政治组织。除非达成权宜之计，即其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开展不与学生的学业发生冲突，否则我们将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7]

总的来看，教会一方面是学校维持正常运转的有力后盾，另一方面又是学校更大程度理解和支持学生的瓶颈。因此，校方只能在教会和学生之间努力并小心翼翼地寻找维系平衡的支点。

三、各校交流合作，摸索应对举措

全国学校在应对学生运动上可谓“同病相怜”，各教会学校更是共同经历了在学生和教会双重压力下的特殊挑战，而这正是各校之间在五四期间展开频繁交流与合作的原因所在。

1919年末，学生运动再起的时候，各校曾就该采取何种态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且在当时，卜舫济还曾以华东各大学联合会主席身份召集会议，目的是寻求应对当时学潮危机的态度，这使得相关学校深感欣慰。这次会议于12月1日召开，会议任命一个由卜舫济、魏馥兰、司徒华伦、震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和东吴大学校长葛赉恩（John W. Cline）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反映华东基督教教育机构对学生运动的态度的声明，发送并告知几所相关学校。另外，校际间还就学生管理有过探讨和交流。卜舫济还曾将约大的学生行政管理方式提供给其他学校作为参考：“各年级级长已组成一个代表学生团体的委员会……学生联合会这一组织起到代表全体学生利益的作用，但对此我们（约大）不能赞同，因为学生联合会受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的控制……可以制定一些计划，使每个班级选出几位代表在学生委员会行使职责。”[8]

此后，各校以“华东各大学联合会”的名义，向学生和社会发表声明，阐明校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和其秉持的教育理念。声明先以学生运动的社会效应和对学校正常教育工作的冲击作对比，试图说明学生运动的非理性，并表达学校对这一事件的关切：“受罢工、示威和其他干扰校规影响的学生运动，一致引起在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的深思。然而，这次以爱国和改良政体为目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学生运动未受到那些致力于培养良好公民的人民的欢迎。但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可能向某些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将有碍于中国各大中学校的工作，这不得不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9]声明一方面肯定学生运动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指出其负面影响，提出要对学生运动进行适当的有效管理：“（我们）提请当局注意：这次学生运动中存在着以下不利于中国教育事业的现实与隐患。1、学生们怀着满腔热情进行那些不寻常的活动时，往往忽视了教育机构也是培养公民品德的手段，而且是主要手段。这样一来，通过专心致志的学习来进行这一更为重要的事情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其他一些非学术性活动所排挤，从而变为次要之事。2、这次运动并未如其所公开表示那样把活动严格限制在规定范围内，并逐步由教育机构进行正当的支配和管理。3、在运动中，对于年龄较大而又明白事理的学生和那些年龄较小而考虑欠周的学生，未加以区别对待，如果后者的观点占主导地位，则可能败坏整个运动的名声。4、出于坚定信念而与他们持不同观点的那些人有着偏执与强制的倾向，因此，不仅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而且在对待其他人时，都易于产生一种抱怨情绪……学生运动过早的爆发，若不予以适当管理，必将危及政府和教会所辖各教育机构，而政府和教会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远见卓识、有着正确判断力和有资格有效地领导其国家并为之服务的公民。”[9]同时，联合会也向学生提出建议：“学生会应采取更具建设性的部署……如果学生会的领导人能向那些年长的和较为丰富经验的人咨询的话，将会更好。可以做更有价值的工作，诸如：通过开展一个朝气蓬勃的教育运动，开导那些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方面无知的群众；创办夜校，为贫穷的孩子服务；批判那些破坏民族精神的社会败类。”[9]

各校通过交流合作，互相借鉴，明确态度，统一口径，营造校际相互支持的态势，以尽可能避免学校因学生参与爱国运动而卷入政治风波，危及学校应坚持的非政治立场。

至1920年4月，各校对自己在学生运动中所应有的立场已相当明确。他们虽然明白学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运动的冲击，但应对这一问题已经驾轻就熟。学校宣布“放假，让学生回家，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外面能度过难关而不必将停课无休止地继续下去。而对学校用作政治宣传之地的问题，与去年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外面坚持与您保持一致。”[10]

各校在五四学生运动期间，共同经历了从不知所措到知其可为不可为、知其所以为的蜕变。各校在交流合作中所形成的“华东各大学联合会”等合作机制，虽然在事实上不具备任何直接对学生的行政权力，但它在客观上造成一种各校相互支持的态势，是各校合作的有力后盾。

四、教会学校之社会地位与中西教育理念之互动

作为新生事物的教育机构在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处境总的来看有些尴尬。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停废之后，新式学堂急剧增多，青年学生关注的目光也逐渐由自身前途、科举功名转向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11]。这种转变也改变着教育机构的社会角色。同时这种转变也是相当迟缓的，它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急切也十分不相称。教育机构在抉择于救亡和启蒙之间的大背景中也饱受着无奈，甚至是痛苦。它们一方面作为培养社会新生栋梁的主要力量被推崇，但另一方面教育本身具有的长期性、持续性和系统性使教育工作往往因为诸多社会需求的刻不容缓而遭到无情的践踏。

而教会学校的社会地位则包含了更多的复杂性。中国人自近代被迫打开国门以来，一直持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西学目的，对西方事物也一直带有爱恨交加的情结。教会学校长期被看作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堡垒，其天然的西方宗教色彩曾不同程度地引起中国人的怀疑和反感；但它们又在事实上为中国引进现代西方教育制度和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起到了示范和导向作用，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中国教育界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外，教会学校也无法脱离其与教会以及己国外交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教会学校在应对中国社会运动时不得不如“黛玉进贾府”一般“时时留意，处处小心”。五四学生运动中，约大审时度势，采取这种处事方式，才换取了学校在中国的平稳立足和社会声誉。同时，学校也顾及己国的对日外交。学校既避免过度限制学生运动，又防止对其的放任，以免己国在对日本和中国的外交上不利。而到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引发约大史上最大的学潮时，约大因采纳郭斐蔚主教关于学校不应介入国际争端的意见而与学生发生争执，最终引起“六三事件”，致使约大和卜舫济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约大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

另外，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种种举措也是中西教育理念的一次强烈碰撞和互动。民国公民所具有的权利，民族主义被唤醒之后的国家意识与传统教育理念赋予学生的强烈社会使命感，促使学生在听闻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后迅速掀起爱国运动风潮。所有的中国人也都会在那一刻理所当然的认为学生的社会使命应当如是。同样因为学生的社会形象代表了先进、积极和希望，这样的学生运动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教会学校的西方人起初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学生抗议政府腐败，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式奇怪，并怀疑其效果。他们并不支持学生运动，希望学生可以回校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工作，只是迫于各方压力，才采取了不禁止不反对，以适度限制和引导为主的措施。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这种选择的背后，西方教育工作者仍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尽可能维系教育教学工作的运转。在允许停课的同时为愿意留校学习的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并采取种种措施补救因学生运动而耽误的教育工作。同时，他们在这次学生运动中也逐渐理解和同情学生。这种中西教育理念的互动实际上更多的是西方教育工作者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和接受，并在不违背自身教育理念的前提下，就中国国情对教育工作做出适度的调整。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顾长声．从马里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 徐以骅，韩信昌．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4] 王国平．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5] 徐以骅．卜舫济和他的自述[G]//丁日初．近代中国（第六辑）．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6] 郭斐蔚致卜舫济函（1919年6月5日）[J]．档案与史学，1999(2)．

[7] 圣约翰大学1918—1919年度学年报告摘要[J]．档案与史学，1999(2)．

[8] 卜舫济复冈拉克小姐函（1915年12月15日）[J]．档案与史学，1999(2)．

[9] 卜舫济致魏馥兰函（1920年1月15日）之附件[J]．档案与史学，1999(2)．

[10] 东吴大学校长葛赉恩致卜舫济函（1920年4月17日）[J]．档案与史学，1999(2)．

[11]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J]．历史研究，2005(5)．

G529

A

1006-5261(2011)06-0128-03

2011-09-17

李恩堂（1984―），男，河南泌阳人，助教，硕士。

〔责任编辑 刘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