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影响

张品端

（武夷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影响

张品端

（武夷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华侨通过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成立华侨社团来进行。新加坡独立后，朱子学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政府大力在学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并开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化活动，从而提高了新加坡人的文明程度。在现代化建设中，新加坡发掘朱子学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分离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东亚新加坡发展模式”。

朱子学；新加坡；传播与影响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在新加坡，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6.8%，为绝大多数。华人将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带到新加坡。

一、朱子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

朱子学传入新加坡的时间，据新加坡儒学研究会顾问苏新鋈博士的研究，大约于19世纪初，即1819年新加坡开埠前后。[1]那时，华人从中国的福建、广东等省移民南来，马六甲等邻近地区的华人居民也不断迁入。尽管初去新加坡谋生的华人多属贫苦阶层，他们没有很深的儒学理论修养，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习俗却处处充满着浓厚的儒家精神。一方面，他们自身具有刻苦耐劳、勤俭朴素、尊老敬贤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他们又身体力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忠信勤俭、勇敢正直、慎终追远等美德。华人与新加坡其他民族和谐共处，同创一个新的国家；同时，也酝酿着儒学讲习风气在新加坡的形成。

1840年以后，随着到新加坡的华侨人数迅速增多，成分也越来越广泛，除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外，一些华侨知识分子也不断迁入新加坡。因此，华人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同时，华人富商大贾的出现，为发展华人教育的文化、社会、经济条件都具备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1849年，新加坡出现了由华商陈巨川主办的第一所华文学校“崇文阁”。1854年，陈巨川等20人又合办了“萃英书院”。这些华文学府的教学宗旨是“究洛闽之奥”，主要课程是“四书”、“五经”，并把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教材。

19世纪80年代后，儒学在新加坡华人圈中的发展较快。这时期出现了华文报纸，通过报纸传播儒家思想。1881年，新加坡侨领薛有礼创办了第一家文华日报《叻报》。该报社聘请了颇有新安理学功底的安徽士子叶季允（1859—1921年）为主笔。他在《叻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向华人灌输朱子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之后，又有《天南新报》、《日新报》等创刊。这些报纸以社论和评论的形式发表文章，诸如《论为善莫先于孝悌》、《论诚实乃为人之本》、《论为政以顺民为贵》和《崇圣学以广教化论》等。

接着，新加坡又出现了华人的文化会社。1890年，黄遵宪创立了“图南社”；1892年，左秉龙创立了“会贤社”；其后，邱菽园创立了“丽泽社”、“会吟社”，等等。这些文化会社吸引当地读书人参加，以此作为宣传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心场所。如“会贤社”几乎每一个月都举行“月课”，讨论征文的题目，这些题目大多从四书五经中来。它们有“致知在格物论”、“人之行莫大于孝论”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等。文化会社通过讲演、征文、征联等多种形式传播朱熹思想。1896年，新加坡还出现了由林采达用马来文翻译的《朱子家训》。

值得注意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许多维新派人士，如吴桐林、丘逢甲和林文庆等先后到新加坡。他们对新加坡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通过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倡导，儒家思想逐渐在新加坡植根发展。到了19—20世纪之间，新加坡出现了“儒家复兴运动”。此次运动之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华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道德意识。对此，林文庆指出：华族迫切需要一种宗教或道德文化，犹如回教徒需要可兰经，基督教需要圣经。他并认为儒教最为优秀也最适合新加坡华人。

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和维新派以及中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新式教育在新加坡兴起。私塾、书院逐渐为学堂所代替。1905年新加坡建立起养正学校、崇正学校；1906年建起应新学校、端蒙学校、启发学校、宁阳夜校；1907年建起道南学校；1910年建起育英学校；1911年建起中华女校。辛亥革命后，华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埠小镇，甚至乡村，只要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华侨学校。1919年，陈嘉庚创办南洋华侨中学，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侨中学。到1929年，新加坡已有华侨学校204间，学生14000多人；到1938年，发展到329间，学生28000多人。新式学校在学制、课程与课本等方面，大体参考中国国内同类同级学校，但一般都设有英文课程，以适应新加坡社会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华人在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又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从而对近代新加坡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加坡重视朱子学，是与种族认同、文化认同的强烈愿望密切相关的。新加坡华人在民族源流上始终坚认自己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并往往以此为自豪。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我们的历史并不是在祖先初到新加坡的时候才开始，它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文明初创时就已开始。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与文化。”[2]因此，新加坡加强华人传统文化的宣传，进行朱子学研究，是必然的。

二、新加坡独立后朱子学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6年6月，新加坡成立了自治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自治。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8月9日退出，成立了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后的新加坡为了求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全面展开了现代社会文明建设，从而出现了朝野共倡儒学的时代。

自60年代以来，新加坡开始推行工业化政策，到了70年代，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生活基本达到小康，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盛行于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风气，也从西方国家传入新加坡，使越来越多的新加坡青少年，不断受“洋化”思想的侵蚀，造成个人主义过分伸张，家庭结构逐渐解体、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普遍流行，金钱挂帅、唯利是图观念四处泛滥，人际关系冷却到最低点。这种精神危机，引起了新加坡政府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对国家教育进行了检讨，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深感新加坡必须对道德教育进行全面改革，否则培养出来的新科技人才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就很难把新加坡真正带进21世纪”[3]。为防患于未然，向东方文明复归，在新加坡就成为必然的趋向。

为了将社会从道德危机中解救出来，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建立起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治理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弊端，新加坡政府在其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开始全面开展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建儒家道德的社会宣传活动。

1976年6月，新加坡掀起了一场由服务行业扩展到全社会的“礼貌运动”，并规定以后每年六、七两个月为该运动的固定时间。运动的口号是“建立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题是“处世待人，讲求礼貌”。新加坡开展“礼貌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新加坡的文明礼貌程度，使去过新加坡的人无不对那里的人们良好的道德风貌和和谐的社会氛围交口称赞。

1979年9月，新加坡政府在华人社团的全面支持下，开展了一个“多用华语，少用方言”的语言推广运动，简称“华语运动”。其目的是使“普通华语”取代方言，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并通过推广华语以维系华族的认同感，寻求民族的文化根源和建立民族自尊心。从语言策划的观点来看，语言运动在于改变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习惯，从而改变某一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这次华语运动最大的收获还在于，新加坡一般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接受了华语的社会地位，从而为新加坡政府进一步推广儒家伦理运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和语言基础。

1979年12月，新加坡社会福利部和民间的福利协会、人民协会联合发起了“敬老运动”，主题是“敬老尊贤”和“老年们，您的参与是重要的”。全社会都对“敬老尊贤”奉献爱心，对老人给以细心照顾和关怀。当时任总理的李光耀亲自倡导 “恪守五伦，孝敬父母”。并强调灌输儒家思想，延续三代同堂家庭。他指出：“在我们的孩子还未定型，而且还可以薰陶时，把这些价值观念灌输给他们，以便这些处世待人的态度能够在他们长大后根深蒂固、终生不忘。”[4]

20世纪80年代初，儒学在新加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掀起了一场儒家伦理运动，从中学的儒家伦理课程开始，进而扩展到全社会，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再生运动。1982年2月7日，李光耀曾在总统府举行的元宵节献词上强调儒家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在我们的孩子思想还未定型，而且还可以薰陶时，把这些价值观念灌输给他们，以便这些处事待人的态度能够在他们长大后根深蒂固，终身不忘。”[4]同年二月，根据李光耀总理的提议，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提出了在新加坡发展儒家伦理教育的问题，并于六月组团赴美国，同那里的华裔学者商讨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有关事宜。同年七月至九月，他又先后邀请余英时、杜维明、唐德刚、许倬云等八位著名儒学专家到新加坡，为儒家伦理课程开设拟定大纲，举行座谈和讲演，帮助推行儒家伦理教育计划。新加坡教育部组建了以余英时教授、杜维明教授为海外顾问，以吕武吉博士、梁元生博士为本地顾问，以刘蕙霞博士为主任，包括其他协办单位为成员的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成立了以吴德耀教授为首的“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拟定课程纲要。

经过两年的努力，儒家伦理课题编写组先后编写出一套《儒家伦理》教材。华文版刻本于1984年1月开始在15所中学试用，1985年1月正式在全部中学推行。英文版课本也于1985年1月起开始进行教学试验。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之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儒家伦理的价值观念，成为有理想有道德的人；使学生认识华族固有的道德与文化，认识自己的根源；培养学生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使学生将来能过有意义的生活；帮助学生确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新加坡是第一个将儒家伦理编写成课本，并在中学进行教学的国家。新加坡把传统儒家伦理通过现代改造与现代诠释，转化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新儒家伦理，其意义十分重大，同时它也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范式。新加坡这一作法，确实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接着，新加坡政府还大力向全社会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开展以提倡儒家伦理道德为内容的各种社会性教化活动。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重建儒家伦理，新加坡政府从“培养家庭核心价值观”做起。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是因为家庭伦理对维护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具有基础的作用。李光耀说：“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5]，新加坡的领导人把“孝”看作是伦理的起点，这样的致思路向与传统儒家“百善孝为先”的原则是一致的。新加坡从最基础的家族伦理“孝、悌”，又进一步引申出具有更加广泛意义的社会公共道德。1985年由新加坡政府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发的《儒家伦理》教材，其中明确把灌输儒家伦理、介绍华族固有的道德文化、培养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作为主旨，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基本价值观。[6]“忠孝仁爱礼仪廉耻”八中德行，其中“忠”就是热爱和效忠国家；“孝”是孝顺长辈，尊老敬贤；“仁爱”是要富有同情心，关心他人；“礼义”是要讲礼貌，守信义；“廉”是为官清廉公正；“耻”即具有羞耻荣辱的观念。这八种德行是新加坡上下普遍认同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重组的移民社会。为了避免敏感的种族问题，新加坡政府在各族文化传统基础上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容忍”五种核心价值观念，以作为各族人民建立一个共同的价值系统的基础。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推出共同价值观的目的，在于用现代语言对儒家思想进行解释，并通过改造和发展，把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不留痕迹地融入共同价值观的框架中去，从而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化。这正如新加坡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所指出的一样：儒家学说中的许多思想观念，例如重视家庭结构、人际关系、群体利益，强调政府有责任为人民谋求福利……等等，都可以通过共同价值观加以发扬。

新加坡政府大力提倡儒家文化，使儒学在新加坡得以复兴。1983年3月，新加坡建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儒家伦理与东亚实际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与现代新加坡”等。1985年7月31日至8月3日，该所主办了一次“儒家伦理研讨会”，邀请了本地及美国、英国、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及大陆等地20多名学者出席，发表讲演，进行研讨，借以促进各地儒学研究的交流。这次研讨会之后，1985年8月4日，根据担任“儒家伦理”课程的教师和对儒学有浓厚兴趣的文教界人士的要求，新加坡正式成立了“儒学研究会”。在这个时期，新加坡学者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的研究已有不少论文和专著问世。

新加坡大学龚道运博士撰写了 《朱熹心学的特质》和《朱熹之乐学》等论文，并于1985年5月出版了《朱学论丛》一书。龚氏根据国家提倡儒家伦理的宗旨，全面研究朱子学的心性践履之学，提出朱子学也有心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学者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的研究已有不少论文和专著问世。如新加坡大学龚道运博士撰写了《朱熹心学的特质》和《朱熹之乐学》等论文，并于1985年5月出版了《朱学论丛》一书。龚氏根据国家提倡儒家伦理学的宗旨，全面研究朱子学的心性践履之学，提出朱子学也有心学。龚道运说：“朱熹禀气质实，由工夫之践履，以体会心不即是理，而主性即理。此一体系盖会通宋儒所言心体、性体，而由尽心以证诚者。余以心学名朱学，即欲由工夫以契入其理论体系，而窥其会通者也。朱子以降，世之治朱学者，其人之气质类与朱子相近，观乎元儒许衡、郝经、金履祥、许谦皆以质实而规模朱子，益见气禀及工夫与理论体系之不相离!”[7]p1又说：“儒家之哲学，以道德为依归。其言道德，则落实于心。……顾儒家自孔、孟以降，其最具影响力之代表人物，厥为南宋之朱熹。”[7]P6龚道运认为，朱熹的心学义理系统，是对儒学心学的特殊贡献。他说：“朱熹由尽心工夫以体会心不直下如理，因言理超越于一般心理活动、事物与气之上，由是彰显理之至尊无上，斯乃朱熹对心学之最大贡献”[7]p62。龚道运还认为，朱熹的心学对今日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他说：“朱熹心学所启示于今日吾人者，则凡欲修养其精神生命，升华其道德人格，以为安身立命者，皆需依本身气质之所近，以从事切实之践履。所践履者既切，则其由迁善改过所成就之德性之学，自亦无不实矣!”[10]龚道运在《朱学论丛》中，对元代著名朱子学者金履祥、郝经、许衡、许谦等人的思想，也是按由气质契入其切实践履之工夫的心学义理系统进行研究的。可见，龚氏的朱子学研究，发展了朱子学中的心性践履之学，把朱子学解释为治心之学，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儒学研究的新特点。

应该说，新加坡儒家文化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展之快，影响之深刻，举世瞩目。

三、朱子学与新加坡现代化

新加坡建国以来，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就由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国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其中当然有不少重要的因素，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中，与儒家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究竟儒家思想对新加坡现代化所起的是一种什么作用？海外的一些“现代新儒家”认为，东亚地区近年在经济发展上所以有那么优异的表现，其背后的文化原因，是由于受到一种“东方企业精神”的影响。而这种精神的核心，正是儒家思想。他们坚信，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历史动力。

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像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一样，给这一地区的现代化打上鲜明的民族文化的印记。从这一点上讲，朱子学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这种作用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它必须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旧制度彻底解体、朱子学自身发生转化和更新的前提下，才能融入现代生活并发挥正面效应。

朱子学中的“仁政”、“德治”思想是新加坡立国之本。儒家由“内圣”引导的“外王”，具有浓厚的道德主义和泛道德主义色彩，这一特点在今天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新外王”实践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新加坡治国的一大特色即将 “仁政”、“德治”作为治国方略。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对于统治者而言，是要求“贤人政治”、“精英治国”；对于普通民众实施道德教化。这充分体现了朱熹政治哲学的核心精神。

精英政治是新加坡几十年奉行的基本国策，也是李光耀最著名的政治理论。李光耀曾多次谈到，依靠精英人才管理国家是新加坡成功的先决条件。精英政治从理论上直接来源于儒家的“人治”思想，它的出发点是“为政在人”，强调人的道德才能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这与现代官员制度重视制度本身的功能效果全然不同。在精英政治下，官员除管理职能外，还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道德秩序负有强烈责任。李光耀十分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行，他不仅要求自己和下属正直廉洁、奉公守法，还通过建立一套完善严格的选拔、考核制度来确保官员和政府的廉能。

全民道德教育是新加坡政府“德治”的又一重要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府对新加坡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了一系列旨在重建儒家道德的社会宣传活动，包括每年一次的文明礼貌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等，其中以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儒家伦理运动最有名，影响也最大。儒家伦理运动先从中学的儒家伦理课程开始，进而扩展到全社会，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再生运动。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提倡、组织实施；二是主观选择性，即从传统文化中选择有利于新加坡现实需要的儒家伦理作为全民道德教育的依准。1985年由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正式颁发的《儒家伦理》教材，可看做是这场运动的纲领文件。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曾表示，在新加坡工业化和现代化中，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都会有所改变，但东方价值观——关系到新加坡生存和发展方向这个东西决不会改变。1991年制定的《新加坡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计划》，从四个方面描绘了未来理想的新加坡，其中把具有民族特性看成是与经济活力、生活质量及世界性城市一样重要的战略目标。这表明以德治国、以传统儒家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已成为新加坡既定的文化战略。

朱子学中讲和谐，求中庸的处世观，保持了新加坡对外的和平共处，对内的民族团结，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长期的内外稳定的社会环境。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又是一个人口少面积小，自然资源缺乏的城市国家。因此，对内，种族关系、宗教关系始终是这个国家最敏感的问题。对外，为了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一方面要吸收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认同，而不被完全西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加坡政府对内大力倡导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提倡新加坡人需要有宽阔的胸怀、远大的眼光，彼此尊重，相互容忍，建立共识，以会通不同的文化传统。新加坡政府还把追求和谐转化成集体精神和爱国精神加以大力宣扬。今天新加坡不仅民族和谐、社会稳定，而且成为堪与瑞士媲美的花园城市。新加坡政府对外则借鉴朱子学中讲和谐、求中庸的深层文化内涵，制定各种政策，抓住机遇，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博采东西文化之长治理国家，收效显著。1990年3月，李光耀总理明确指出：“新加坡的华人要善于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求取中庸之道，以便既可以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能与其他种族同心同德建设国家。”[8]新加坡所创造的现代化经验，引起了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

朱熹的义利观对新加坡经济行为的扩张和经济秩序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朱熹说：“义者，利之和也。”[9]“利之和”是指把“利”放在和谐合宜的地位，就是“义”，不是简单的以“义”制“利”，而是具有自行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利益的深刻内涵。朱熹在“义利之辨”中还特别强调“利”要合乎“义”，即物质利益的取得要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制约下有秩序地、合理地进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新加坡人极推崇“重道义，尊德性”的价值追求，并用以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在新加坡，“争权夺利”式的价值观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他们较为看中的是“道德情操”，即个人的道德修养，对于新加坡的热爱，即爱国的价值观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新加坡人(特别是华人)亦很重“信义”，即尚义。早期的华裔一般都缺文化或文化低，有些人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来，但在商业活动中，他们仅凭口头的君子协定，双方记个数以备忘。这种信用关系完全靠双方的道德观念，相互信任来维持的。所以，美国社会学家德鲁克说：“海外华人的成功，应归因于他们把家庭变成现代企业的能力。他们组织跨国集团，主要靠的既不是股份，也不是合同,而是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服务。”[10]

朱熹所倡导的价值观，适应了新加坡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如勤奋、克己、节俭等）实际上是一套关于生活和工作的价值准则。它虽然是古老东方农业社会的生活习惯，但在今天新加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发展的前提下，它不仅没有妨碍经济的运行，反而演变成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条件。价值观念影响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如他们是如何适应经济组织的，他们对于经济生活的兴趣以及处理财富的方法等。

1985年，新加坡正经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过了十年接近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之后，新加坡于1985年却面对1.6%的负增长。政府劝说工人和工会接受减薪和节制工资两年。政府向工人和工会解释说，新加坡必须恢复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否则，新加坡将不能避免裁员，也不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工人接受了做出牺牲的号召。工人所做的牺牲，是使新加坡经济的增长从198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负数增长率，提高到1987年9%的增长率的最主要因素。对此，李光耀总理说：“那些在较低层次工作的人们，他们勤奋、节俭、有惊人的耐力、灵敏，并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尤其组成人口大部分的华人。如果我们有的是英国类型的劳动力，那我们就不会成功。我们有的是新加坡类型的劳动力，创造出成绩。”[11]

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新加坡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对待财富的态度也表现出特点。新加坡等东亚地区的积累率要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长期形成的节俭习惯，使得他们的个人储蓄率特别高，从而形成了不同于欧美消费型社会的积累性社会。新加坡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增长率的成功经验背后，隐含了儒家文化的内在动因。

此外，新加坡对教育非常重视，把教育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教育加快了技术的运用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加快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这对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新加坡领导人在谈到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时，就多次强调了教育的至关重要性。在新加坡，儒家思想还引导教育朝向精英制度发展。它不是偏重在知识教育，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是要在实践中有所作为。这种新型的精英制度推动了新加坡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由此可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表明，由传统儒学到现代儒学的转换，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实践和历史的选择过程，只有被选择的儒学，即从儒学中分离出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才能在现代化中发挥作用。

[1]冯增全.儒学在新加坡[J]，孔子研究，1986（1）：117.

[2]社论[N].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2-19(1).

[3]杜维明.香港新加坡美国学者研究孔子及儒家的概况[A].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会刊[C],中华孔子研究所,1985：77.

[4]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光耀40年政论选[M],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3:414.

[5]李光耀.1982年华人新春献词[N].南阳商报,1982-1-24.

[6]新加坡教育部儒家伦理课题组.儒家伦理[M],新加坡:教育出版社私营有限公司，1985:2

[7]龚道运.朱学论丛[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8]张焱宇.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作用[J]，现代国际关系，1993（3）：75.

[9]黎靖德.朱子语类[A]，朱子大全[M]（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683.

[10]鲁克.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召开[J]，八桂侨史，1995(1):63.

[11]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5.

On Transmission and Influence of Zhu Zi’s Philosophy in Singapore

ZHANG Pinduan

(Wuyi University,Wuyishan,Fujian 353000)

In early stage,overseas Chinese established Chinese schools,Chinese newspaper an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order to spread Zhu Zi’s philosophy.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Singapore,Singapore government paid attention to Zhu Zi’s philosophy.Singapore Government promoted Confucian moral principles and carried out social enlightenment by education focusing on Confucian moral principl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ivilization of Singapore.In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Singapore explored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Zhu Zi’s philosophy and extracted modernistic ideological resources,which improv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rmed developmental pattern of East Asia Singapore.

Zhu Zi’s philosophy;Singapore;transmission and influence

B244.7

A

1674－2109(2011)04－0008－07

2011－07－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阶段性成果之一 （项目编号：10BZX042）。

张品端（1955－），男，汉族，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朱子学，武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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