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的“他者”世界
——论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形象

杨晓莲，丁 玮，彭 熙

(1.四川外语学院 a.中文系;b.研究生部，重庆 400031;2.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重庆 400050)

后殖民语境下的“他者”世界
——论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形象

杨晓莲1a，丁 玮1b，彭 熙2

(1.四川外语学院 a.中文系;b.研究生部，重庆 400031;2.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重庆 400050)

博尔赫斯是享有盛誉的阿根廷作家，他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娴熟的写作技巧获得了世界的关注。他的许多作品都涉及到了中国题材，表现了一个异国作家的中国情结。然而，作为一个西方作家，博尔赫斯创造的中国形象是具有后殖民色彩的，试图通过中国的“他者”形象来完成自我实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对话，才能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

博尔赫斯;后殖民;他者;中国形象;全球化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阿根廷文学家、批评家和翻译家，他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娴熟的写作技巧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博尔赫斯对东方文化有强烈的爱好，尤其在后半生更是钟情于中国文化。他曾强烈地表达过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之情，王希在《博尔赫斯的中国情结》一文中谈到，1981年12月，博尔赫斯对前来拜访的中国驻阿根廷外交官黄志良说:“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也想去中国。”他举起手中有着竹根弯曲把手的中国制造的黑漆手杖说，“瞧，这就是证明。”博尔赫斯又谈到了长城，“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1］18虽然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实现来中国的愿望，但博尔赫斯的许多作品都涉及到了中国题材，表现了一个异国作家强烈的中国情结。

博尔赫斯笔下涉及到中国题材的作品有:《交叉小径的花园》《女海盗金寡妇》《长城和书》《皇宫的寓言》《漆手杖》等等。《交叉小径的花园》讲述的是一个充当德国间谍的中国人余琛和一个英国汉学家之间的故事;《女海盗金寡妇》叙述一个女海盗反抗和招安的故事;随笔《长城和书》是博尔赫斯通过自己对秦始皇修筑长城和焚书坑儒故事阅读后的再理解;《皇宫的寓言》里充满了复杂的迷宫似的宫殿，在博尔赫斯眼中，中国是一个用语言堆架起的迷宫，充满了神秘色彩;《漆手杖》是博尔赫斯吟咏中国的诗歌，诗人看着从不离手的黑漆手杖，想起了帝国、长城、庄周梦蝶和《易经》，他心目中的中国就是通过这一个个意象建构起来的。

这些作品都是博尔赫斯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个久负盛名的作家对于我们祖国文化的热爱，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博尔赫斯所呈现的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融入了作家个体以及文化背景特点之下的“他者”世界。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后殖民语境下，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形象难免带有后殖民色彩。所以，在欣喜的同时，也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下，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到底扮演了怎样的一种角色?

一、话语霸权下“失语”的中国

在许多外国学者看来，中国是神秘的国度，是难以诠释的，他们对于这个神秘的国度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探索。博尔赫斯并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如“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道德经》的英、德、法、西班牙文译本;《易经》英译本;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庄周》;乔治·马戈里埃编法文版《中国散文选》;《红楼梦》英、德译本等都曾是博尔赫斯阅读钻研过的。”［1］18二是从异国作家描写中国的作品中感知中国，即更多的是来源于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构建。“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中国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政治伦理意义的异托邦，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他者的空间’。”［2］显然，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象出来的，这种“对于中国的异域性想象，是基于将中国归化、纳入西方文化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下形成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的历史与文化的投影”［3］。因此，博尔赫斯对于“中国”的描写就不免带有后殖民主义式的偏差与误解了。

在博尔赫斯有关中国题材的文本中，中国只是他写作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文本中的“中国”是处于失语状态的，任由博尔赫斯的语言系统对其进行建构。正如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赛义德说:“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道的种族中心论者。”［4］虽然博尔赫斯不是欧洲人，但他所处的文化立场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的继承者和宣讲者，所以，他笔下的中国就无意识地融入了西方文化的痕迹。在他的文本中，中国无法作为独立的个体发出声音。如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主人公余琛是一个中国人，后来却在英国充当德国的间谍，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因为无法传递消息而寻找别的出路，即杀掉一个和英国炮兵阵地名字相同的人——阿尔伯特。他到了阿尔伯特的住处时才发现阿尔伯特竟然是一个汉学家，并且破译了余琛祖父未完成的作品《交叉小径的花园》。在追杀他的英国侦探马登到来之前，余琛和阿尔伯特展开了对话，他们聊他祖父的花园，聊《交叉小径的花园》，到马登到来时，余琛毫不犹豫杀了阿尔伯特。从小说的人物对话和场景描写中，可以看出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但是，小说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中国人的余琛看不懂自己祖父写的东西，破解不了迷宫的秘密，而需要依靠一位以前当过传教士的汉学家阿尔伯特来跟他解释呢?显然，作者想以此表明:只有代表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才可以理解中国这个古老东方国度的过去，在这里，阿尔伯特成了中国的代言人，而作为中国人的余琛却没有话语权。这样，无形中就剥夺了“中国”自身的话语权利与自我表述的权利，“中国”实际上被“消音”了。

博尔赫斯是一位阿根廷作家，他的祖国曾长期受到殖民统治。西方大国将自己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模式移植到这片土地上，所以他心里认同的其实是西方文化，“正如博尔赫斯的自白:‘我以为我们的传统就是全部西方文化，我们有权拥有这种传统。甚至于比这个或那个西方国家的居民有更大的权利。’博尔赫斯是自觉地向西方文化靠拢，甚至表现的比西方还要西方。在这个意义上说，博尔赫斯是站在西方立场上把中国他者化的。”［5］史景迁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里说:“我所谈到的大多数作家都是在他们感到自己所处的文化前途未卜的时候开始研究中国的。对于那些深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6］145博尔赫斯的创作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成了他“移情”的对象，在《交叉小径的花园》里，他通过阿尔伯特对余琛解释时间和迷宫的奥秘这个场景来表达自己对于时空的理解，中国、中国作家、中国作品只不过是为博尔赫斯自身立言的“他者”。

二、文字游戏中的“符号”中国

博尔赫斯喜欢和读者玩文字游戏，他所表现的时间、碎片、迷宫等等都让读者不知所云，文本中的“能指”只是符号，有无数不同的“所指”。

在《交叉小径的花园》中，余琛祖父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就是一个符号，不知道是现实的花园还是虚拟的情境。“花园”这个意象也是博尔赫斯对于空间和时间思考的对象化，选择不同的岔路会走向不同的境遇，时间只是形而上的问题。这个空间和时间都是交错的，过去、现在、未来不再是线性排列，而是在错乱中选择。如果余琛不选择当间谍，可能就没有这个小说中的故事;如果阿尔伯特不是汉学家，就没有他和余琛的对话;如果博尔赫斯不热爱中国文化，可能就没有《交叉小径的花园》。符号只是一种象征，没有确指，而拥有无限可能［7］。

在这个小说中最重要的符号就是汉学家阿尔伯特，他既在小说中替余琛祖父说话，又是作者博尔赫斯的代言人。阿尔伯特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从他口中说出的关于《交叉小径的花园》的解读，不仅是博尔赫斯本人的，也是整个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理解。阿尔伯特一步步引导着余琛去理解祖父的意图，向他解释为什么余琛祖父深谙创作的秘密，余琛变成了被动的倾听者。在这里，中国文化的秘密似乎只有像阿尔伯特这样的汉学家才能破解，象征中国传统的符号也在阿尔伯特的家里出现:“我们来到一间藏着东方和西方书籍的书房。我认出几卷用黄绢装订的手抄本，那是从未付印的明朝第三个皇帝下诏编纂的《永乐大典》的佚卷。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旋转，旁边有一只青铜凤凰，我记得有一只红瓷花瓶，还有一只早几百年的蓝瓷。”［8］128显然，在博尔赫斯笔下，中国文化被处理成了“被看”的“他者”，中国的文明与传统需要得到西方的“展示”才能获得重生。

在博尔赫斯的散文《长城与书》中，“长城”和“书”都是中国的一个表征，“长城”是空间的象征，“书”是时间的符号，它们都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在文本中，博尔赫斯将秦始皇“修筑长城”和“焚烧书籍”两个历史事件重新组合，融入了自己的解读，然而并没有把它们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中。《长城与书》中的“长城”和“书”都是作者思考玄学的对象，但是这种思考的背景已经被抽离了，他认为空间范畴的长城和时间范畴的焚书都是旨在阻挡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博尔赫斯借秦始皇的身份来阐明自己对于空间有限和时间无限的理解，但是这种思考并不是在中国语境中的思考，而是他自身“逻各斯”思想的体现。

再如《女海盗金寡妇》，这是一部纯粹的中国题材小说，有《水浒传》的影子，只是主人公换成了拥有男人性格的金寡妇。在这里，博尔赫斯用中国古代小说作为自己小说的背景，加入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虽然金寡妇是一个女人，但她是博尔赫斯创造的英雄形象。金寡妇为什么要在胜利之后接受朝廷的招安呢?作者杜撰了嘉庆皇帝的圣旨，并且臆造出了一段离奇的象征情节:官府的战舰上升起一些龙旗，它们落在水面和海盗甲板上，对于金寡妇来说是“显灵的天象”，金寡妇想到了“狐狸老是忘恩负义，为非作歹，龙却不计前嫌，一直给狐狸以保护”［8］26这个寓言。于是，金寡妇在一个“天上布满了黄色的飞龙”的傍晚弃剑投诚，并得到了宽恕。“龙旗”作为神话符码的运用既戏谑又神秘，“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形象，它是皇权的象征，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利。强势的金寡妇最终从对“龙旗”的解读中屈服于宿命的安排——即“狐狸寻求龙的保护”。其实，金寡妇是想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保护伞，然后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显然，这是博尔赫斯根据自己的想象对中国“历史”进行的诠释，他通过“狐狸”、“龙旗”、“鸦片”等符号来表现他想象的中国形象。

可见，中国在西方的文化中只是一种符号，当他们遇到某种难以理解的事物时，他们总是倾向于用经验去诠释。交叉小径的花园也好，秦始皇也好，龙旗也好，其实都只是博尔赫斯文字游戏中的一种“符号”而已。

三、“文本间性”下的异己中国

“文本间性”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种文本理论，她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象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分文本的吸收和转化。”［9］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本实际上都和别的文本有着某种关联。在博尔赫斯创作的关于中国题材的文本中，这种文本互涉清晰可见。比如在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中，汉学家阿尔伯特家里到处都是中国元素:灯笼、《永乐大典》、青铜凤凰、红瓷花瓶等等，这些都是博尔赫斯在阅读中国文本时积累的中国印象，通过意象的组合形成自己文本中的具体环境。在这篇小说中，博尔赫斯制造了一个分叉的“迷宫”，阐明他的时空观:没有“永恒时间”，时间是分叉的、循环的，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这种循环往复，好比《一千零一夜》一样，故事可以无限地读下去。

散文《长城与书》中的两个意象“长城”和“书”显然是博尔赫斯通过阅读关于秦始皇“修建长城”和“焚烧书籍”文本以后创作出来的。博尔赫斯很欣赏卡夫卡的创作，卡夫卡写过《万里长城建造时》，在文本中写到了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意义，不管是长城的建造者、管理者、老百姓还是读书人都是受制于皇权，虽然这只是一则寓言，却表征了卡夫卡心中的中国形象以及他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博尔赫斯笔下的《长城和书》，表达了和卡夫卡一样的思想。

在《皇宫的寓言》中，博尔赫斯写道:“这是一首诗，里面耸立着这座雄伟的皇宫，完完整整，巨细俱全，包括每一件著名的瓷器，以及每件瓷器上的每一幅画;还包含着暮色和晨曦，包含着从无穷无尽的过去直到今天在里面居住过的凡人、神、龙种的光辉朝代的每一个不幸的和快乐的时刻。”［10］“诗人”是博尔赫斯本人的象征，诗人游历皇宫，分不清虚幻和现实世界。就如同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一样，看似明晰却又捉摸不定。他渴望在他的“诗”里能够展现中国的全貌，抒发心底对于中国真挚的感情。

博尔赫斯对《水浒传》评价很高，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融入了对于它的理解。在小说《女海盗金寡妇》中，金寡妇作为女英雄带领海盗对抗帝国军队，但是当她看见满天龙旗的时候，她想到了《狐狸与龙》的寓言，最后还是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整个小说都是《水浒传》中“宋江被招安”情节的翻版。博尔赫斯能用古代小说作为叙事背景，足以看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

博尔赫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创作了吟咏中国的诗歌《漆手杖》，这只漆手杖是他在纽约唐人街买的，在诗中，诗人看见漆手杖时，想起了帝国、长城、庄周梦蝶、《易经》，这些比较完整的中国意象构成了他眼中的中国形象。博尔赫斯曾经研究过《庄子》，最喜欢的故事就是《庄周梦蝶》，博尔赫斯许多小说中出现的“迷宫”和“时间”在一定程度上都契合了道家的宇宙观:空间为“宇”，时间为“宙”，万物都可以看作宇宙，宇宙孕育万物，人是宇宙的主体。正是因为对于中国玄学的喜爱，才激发起博尔赫斯对于宇宙、时间和人生更深层的思考。

我们在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个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热爱，但是，“中国作为非我的象征那陌生而异己的空间，以及摧毁秩序和逻辑范畴的威胁，这一切原来正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人的虚构。”［6］149也就是说，博尔赫斯没有直接的中国经验，却通过想象和虚构描写了一系列中国形象，而这些中国形象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国，只是西方关于中国的观念和想象，中国在他的笔下就成了一种异己的形象。

四、全球化语境下对于中国“边缘化”形象的思考

博尔赫斯是拉美作家，他所在的阿根廷也曾经一度处于西方文化的边缘，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心来说，阿根廷的文化中含有更多的东方因素，但是博尔赫斯还是倾向于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传统的世界体系认为，国际秩序是按照劳动分工来划分的，所以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分别处在了中心位置和边缘地位。20世纪进入了全球化发展时期，这时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难境地:参与全球化还是把全球化拒之门外?博尔赫斯看得很透彻，只有参与全球化才能实现自我认同。

博尔赫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世界性的写作，他的创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受到本土文化的拒斥，既使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高昂的年代，博尔赫斯的创作也是饱受争议的，但是到了20世纪末，博尔赫斯却受到了世界的认可。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因为他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是迎合西方文化的，在全球化语境下，第一世界国家在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所以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处于强大的中心地位。

博尔赫斯对于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他作品中的中国形象难免会受到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中国形象在话语霸权中“失语”了，在文字游戏中成了一个“符号”，在“文本间性”中成了一个异己的形象。总之，在博尔赫斯笔下，中国成了后殖民语境中的“他者”的世界。可以说，中国被西方和西方文化边缘化了。

但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博尔赫斯作为一个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作家，他既想摆脱西方模式，又不得不选择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策略来对中心地位的文化进行解构，目的也是为了反边缘化，消除中心文化的唯一性。博尔赫斯的虚构来源于真实的需要，他需要实现“自我”的文化认同，的确，还有什么能够比塑造中国形象更能表现“自我”呢?

博尔赫斯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完全地接受外国文化或者彻底地拒斥西方文明都是不明智的。鲁迅先生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必须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国际接轨，研究西方的发展，建立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争取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这样才能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

［1］王希.博尔赫斯的中国情结［J］.世界文化，2008 (11).

［2］周宁.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J］.书屋，2004(2):53.

［3］周暾.后殖民话语中的博尔赫斯与他的“中国”叙事［J］.理论与创作，2008(4):51.

［4］［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赵世欣.博尔赫斯与中国文化［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8.

［6］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倪玲颖.受容与变容——论博尔赫斯对余华创作的影响［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5):48.

［8］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M］.王永年，陈泉，译.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9］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C］//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10］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皇帝的寓言［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Abstract:Jorge Luis Borges is a renowned Argentine writer best known for his unique narrative writing style as well as his adept writing skills.Many of his works with themes related to China represented Borges’China complex as a foreigner.However，the image of China as well as Chinese characters in Borges’writings has post-colonial characteristics.Borges intended to complete his self actualization by exploring“the other world”-China-in his writings.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China need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avoid further marginalization.

Key words:Borges;post-colonial;others;China image;globalization

Other World under Context of Post-colonialism——On Image of China by Borges

YANG Xiao-lian1a，DING Wei1b，PENG Xi2
(1a.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Graduate Affairs Office，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China; 2.Journal society，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0，China)

I106.4

A

1674－8425(2011)10－0098－05

2011－07－12

杨晓莲(1964—)，女，四川岳池人，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责任编辑 魏艳君)